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前 言

工运文献
列印

 

                              前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門內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樓拐角的二四三號房間裏,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誕生了。提起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也許年輕一代不太熟悉。但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特別是海內外研究文革史、工運史的學者,不應該忘記全紅總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所掀起的洶湧波濤--也就是中共官方所稱的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

鄭義先生在他的書信體自傳《歷史的一部份》中是這樣評價的: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至遲在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現了一個工人組織——全紅總……這個依據於全國總工會的組織,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階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現出一種獨立意識。雖然這些要求多為經濟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政治要求的前奏。當這個組織剛剛展開全國性的活動,共產黨最高當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佈全紅總反動組織,逮捕了它的領袖,取締了它的組織。……當時群眾組織林立,共產黨為何偏偏說全紅總為洪水猛獸而大下殺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這是由於這個工人組織一開始就脫離了共產黨群眾鬥爭為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所用的軌道,而表現出反壓迫、反剝削、爭自由的獨立自主傾向。這是純粹的民主運動,這是真正的造反。

龔小夏女士在《北京之春》九六年十一月號發表的《文革及毛澤東的偽激進主義意識形態》一文中提到: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際,有一個名為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組織活躍在北京和全國各地。這個組織發動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工人運動:它組織起大批在工礦企業中受到歧視和不平等待遇的臨時工與合同工,爭取同工同酬,爭取享有與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經鼓動這一組織去衝擊勞動人事部門,但在發現它並不熱衷於去揪鬥走資派而是試圖爭取工人的利益之後,就對它進行了殘酷的鎮壓。

楊小凱先生和楊建利先生在《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號發表的《身體自由腦袋不自由的自由》一文中指出:

之所以有如此眾多的人民群眾起來造反是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原因的。事實上,他們是對中共維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級官僚的政治迫害、經濟剝削的反抗和報復,其發端是具有相當的正義性的。而且,迅速出現的群眾組織裏有一些類似於工會的鮮明代表一個社會群體利益的組織。例如,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就是鮮明地為合同工、臨時工爭取經濟利益的造反組織,套用民主政治的術語,它們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團。

在我們談到一些學者專家對全紅總的正面評價的時候,也要看另外一類學者的相反評價。大陸王年一先生在其著作《大動亂的年代》的經濟主義歪風刮起一節中說: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極少數合同工、臨時工湊合起來的全國性工人造反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在北京成立,其頭頭是王振海等人。十二月四日,全紅總發表宣言,宣稱: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造現行合同工、臨時工制度的反,……”“全紅總的頭頭揪鬥領導幹部,綁架工作人員,通知各分團要求補發工資和賠償損失。頃刻之間,在全國許多地方刮起經濟主義歪風。

徐友漁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國研究》九六年八月號發表的關於兩個文革一文中說:

文革中,某些社會集團確實提出過自己的利益要求,比如有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福利待遇,臨時工、合同工要求轉正,六十年代初從城市,工廠壓縮回農村的人要求回城,下鄉知識青年要求回城,他們把這些要求包裹在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口號中。為了利用這股社會力量,江青等人曾接見過他們的代表,表示支持他們提出的要求, ……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發出了關於取締全紅總等為非法組織,逮捕其頭頭

海峽兩岸官方對全紅總的看法又如何呢?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陸工會前身)編印的《大陸反毛反共思想組織與行動》(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中提到全紅總時是這樣說的:

    “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這是出現在北平地區的反毛組織,組織的成員是大陸各地的臨時工合同工的工人。這一個組織的成員,從各地湧入北平,……要求轉正(即由臨時工轉為正式工人),及要求補發四十七年(方按:此處應為十七年之誤)以來的轉正費。據日本派駐北平記者二月十六日所發出的報導,北平公安局於二月二十五日貼出佈告,下令取締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這一個組織。

     中共官方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大事輯要》針對全紅總作了這樣的評價:

    由於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講話煽動臨時工、合同工造反,並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經濟要求,在社會上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大批工人外出,鬧轉正,鬧復工,鬧工資福利待遇,鬧增發勞動保護用品和保健食品等,從而刮起一股經濟主義歪風,嚴重地衝擊了國家財政經濟。……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告,指出全紅總,勞動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取消。……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

    其他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記事》、《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工會史》、《中國工人運動通史簡編》、《當代工人運動》、《中國工運史辭典》中的全紅總辭條,《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紀事》等官方典籍和史書對全紅總的記載和評價也和前述的中共官方結論大同小異,這裏不一一摘錄。

筆者之所以花這些篇幅摘錄前列關於全紅總的論述,目的是向年輕的一代民運精英,尤其是目前尚在從事大陸自由工運的志士仁人,介紹全紅總這一組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還在從事民運和工運的朋友們,應當重視當代中國自由工運史的研究,具備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或知識。而在中共的封鎖下,相當一部人對此知之甚少。正如陳佩華在其《革命乎?組合主義乎?——工人及工會在後毛澤東時期》一文中所說:

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年青一代都以為一九八九年是中國工人第一次抗議共產黨。反之共產黨精英則痛苦地知道:這已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五次(而有時是在官方工會領導下)起來維護他們的政治權利。這種普遍缺乏關於早期抗議運動的知識表明共產黨在控制中國人民瞭解現代歷史方面的成功。可以說他們巧妙地貶低甚至抹去了民眾對工人早期抗爭的集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