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党 - Chinese Labour Party

自由,公正,互助

  • Increase font size
  • Default font size
  • Decrease font size
Home 方圆文集 胡溫親政——鳥籠政治時代的開始

胡溫親政——鳥籠政治時代的開始

胡溫親政—鳥籠政治時代的開始

 

 方圓  

 

今天,中共建政五十五周年。打開電視,這邊廂,昆明湖上陽光燦爛,“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隨風飄蕩”的歌聲繚繞。那邊廂,“紅旗渠”的展覽古色古香,“艱苦奮鬥的集體主義精神”讓糖罐子裏成長的獨生小皇帝們大開眼界。如果人們把花枝招展的盛裝,換成上白下藍或全身灰藍的毛服,又恍惚回到那個只能用黑白二色來描繪世界的青澀年代…… 

一、紅領巾執政 

五十五年前,胡錦濤主席一代,大都是年方六、七歲,一群幼稚園大班或剛跨進小學的幸福小朋友。當胡主席紮上紅領巾的時候,“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隨風飄蕩”的歡愉歌聲正把樸實天真的“六億人民”帶進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那個時代,急風暴雨的征戰殺伐剛剛過去,你死我活的內鬥風暴還未來臨,共產主義的理想還讓“六億人民”如醉如癡,那是中共建政五十五年中最短暫的美妙歲月。 

鄧小平複出之初,他打出的旗幟並不是“改革開放”,而是“撥亂反正”。鄧小平要返之“正”,就是想返回這個中共的兒童時代。可惜,一個成年人不能再穿開襠褲。童真時代穿上開襠褲,露出那兩個白白嫩嫩的小屁股蛋多可愛!一個成年人再返老還童穿上開襠褲,露出的東西就不堪入目啦。所以,當年的鄧小平無法“反璞歸真”,只能“改革開放”。沒有當年的“改革開放”,哪有今天的花枝招展!鄧小平的可愛,就在於他老人家敢於摸著石頭過河,不斷地修正自己,完善自己。 

當年的紅領巾今天已經成才,而且成為“青出於藍勝於藍”的擎天之材。就以這次胡溫親政而言,就顯出了紅領巾非凡的智慧和掌控全局的能力,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古英雄出少年! 

這次江澤民下臺,種種說法中可以歸納為兩種,一種是官方新聞,另一種是坊間傳言: 

官方新聞當然是權力的和平轉移,老的讓賢,小的謙恭,穩定壓倒一切,一片祥和景象。證據一是全會結束後,你看老江,丹田氣滿,英姿勃勃,無下臺之戚戚,有回光之嵬嵬。二是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老的站完最後一班崗,手把手的交出槍桿子。小的誠惶誠恐接下衣缽,誠心誠意歌功頌德。 

坊間傳言則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變,因為老鄧交權給江時,僅半年時間,就主動繳槍。而老江交權兩年後,仍然戀棧不去,不僅壞了傳統,也壞了體制。胡等不可等,溫忍無可忍,才採取果斷措施,讓戲子老江變成老江戲子。在這場成功的政變中,胡不僅有用一人(徐才厚)而鎮三軍之威,且有除一人(江澤民)而容孽子之量,還有留一人(曾慶紅)而穩天下之智。證據一是這場全會,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神秘也是最保密的一次全會,如果是歌舞昇平,何必如此戒備森嚴,殺氣騰騰?二是如果是和平交權,就如同應當年老鄧辭軍委主席一般,何必大動軍委?三是徐才厚任軍委副主席倒不是十分奇怪,奇怪的是對這位新任副主席的宣傳尺度非比尋常,在中共五十五年的歷史中首次刊出一位新任軍委副主席的標準像。四是在五十五華誕中,遍尋不到老江的影子。 

上面所說的官方民間兩種說法雖然差異極大,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不論是文是武,是明是暗,是和平交權還是軍事政變,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都是胡溫全面掌控的一個“在重要關頭的重要會議”。在這次會議後,兩個中心變成一個中心,胡溫已經掌控全局,一個胡溫親政的新時代已經來臨。 

二、胡溫與江朱 

胡溫和江朱是兩個政治氣質、治國方略、個人風格有極大差異的政權。胡果斷,江陰柔。朱剛直,溫平和。從搭配上來講,江朱配與胡溫配都具剛柔相濟之妙。但從主從關係上來講,江朱配就不如胡溫配。因為在江的位置上,江應當剛而不剛,所以對內強橫,對外懦弱,不但被對岸的老李小陳上下其手,大吃豆腐,而且隔洋的老美小日,對其也是軟硬兼施,不屑一顧。朱為首輔,宰臣貴在海量。朱嫉惡如仇,樹敵過多,功高蓋主,又分分鐘被一平庸之徒摯肘,無法大展身手。如果讓朱與江對換一下位置,歷史發展可能會快得多,不會十幾年來這樣不死不活,粘粘糊糊。這是朱的不幸,也是江的悲劇。 

胡溫配就沒有江朱配的致命弱點:該剛的不剛,該柔的不柔。胡果斷,敢於擔責任,這正是他那個位子所需,也是江所缺的。而溫的平和,又彌補了朱的不足。在一個有擔當的領袖下工作,溫完全可以放手放腳去幹,無後顧之憂。而胡溫配勝過江朱配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胡溫兩人理念相同,同氣相求,不像江朱那樣南轅北轍,同床異夢。 可以預見,胡溫政權,不論其走向是開明的,還是保守的,其執政能力將大大超過江朱。其施政風格,決不會如江朱政權一樣拖拖遝遝,而是明快決斷。胡溫政權,將是一個強勢作為的政權。氣候會日趨明朗,歷史會因此加快腳步。 

三、鳥籠經濟與鳥籠政治 

五十五年來,中共經歷了毛周、鄧陳、江朱、胡溫四個時代。毛周時代,是一個完全封閉的螺絲釘時代,鄧陳時代,是鐵幕破了一個口的鳥籠經濟時代,江朱時代,是一個鳥籠被衝破的市場經濟時代,而剛剛親政的胡溫時代,是一個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鳥籠政治時代。 鄧陳的鳥籠經濟時代,是中國大陸社會轉型的開始。經濟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準確點說是從“三自一包”開始的。“三自一包”挽救了瀕於破產的大陸經濟,也就是從根本上挽救了即將滅亡的中國共產黨。但“三自一包”在挽救中國共產黨的同時,也衝擊了共產黨的基本理念和根本制度——“公有制”。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共產黨把“公有制”當成社會主義,當成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共產黨把自己與“公有制”打上等號。誰反對“公有制”誰就是反對共產黨。 共產黨的一個基本錯誤,就是以為共產黨只能靠“公有制”吃飯。沒有“公有制”就沒有飯吃。結果恰恰相反,“公有制”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沒有飯吃的農民為了要吃飯,偷偷地砸爛了卡在他們脖子上的“公有制”。 鄧小平的聰明,在於他敢於承認現實,用實踐來檢驗真理,首先破除自己對“公有制”的迷信,對農民的各種各樣衝破“公有制”枷鎖的創舉予以讓步。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的鄧小平,為了挽救中共而不得不採取的的讓步政策是一種權宜之計的話,那末嘗到甜頭的鄧小平,一旦明白離開“公有制”的共產黨可以活得更好後,就採取了許多大膽的改革開放的措施。 在鄧採取這些大膽的改革開放的措施之初,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因為當時的共產黨人還沒有經驗,法制也不健全。而人民群眾也沒有經驗,守法意識也很淡漠,更何況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人治傳統的社會。一旦出現錯誤的時候,老鄧就會去改正錯誤。但由於當時政府和人民還沒法弄清楚何為錯誤,何為正確,在改正錯誤的時候,也會把一些不是錯誤的當成“錯誤”改掉,把一些不是正確的當成“正確”來追求。這樣,就出現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現象。 

為解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問題,鄧小平採納了陳雲的“鳥籠經濟”的思想。這個“鳥籠”先是公有制,也就是所謂“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以後隨著歷史的發展,這個“鳥籠”又改變為計劃經濟,也就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當市場經濟這支鳥兒一旦發育起來後,那個越來越大的鳥籠就關不住這只強健的鳥兒了。當市場經濟這只鳥兒衝破計劃經濟的籠子的時候,中國騰飛了,隨著這只關不住的鳥兒自由騰飛了。

中國的社會轉型,先在經濟領域實現了。這種轉型,是一種中國式的低成本的轉型,如果她有政治改革來保障,來鞏固的話,她將是一種帶動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成功轉型。 

所以,今天胡溫政權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以穩健的切實的政治改革來保障、鞏固和發展經濟改革的成果。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實際上是一個啟動政治改革的決定,是胡溫新政,也就是“鳥籠政治”的一份宣言。

所謂“執政能力建設”,實際上是“政治改革”的另一種風險較小、較容易得到中共黨內的原教旨主義者接受的一種中性說法,或者說是政治改革的先聲。 

在這份《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胡溫勾畫出一幅“執政能力建設”的藍圖,也就勾畫出一個“政治鳥籠”。這個“政治鳥籠”是這樣的: 

用“六個堅持”為鳥籠的立柱。這“六個堅持”就是“第一,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第二,必須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第三,必須堅持抓好發展這個党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第四,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第五,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党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第六,必須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党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 

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傳統美德作鳥籠的橫欄。這就是“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弘揚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發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在全社會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範,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消除封建主義殘餘影響,抵禦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 

用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式化作鳥籠的基座。這就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式化,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用和諧社會作鳥籠的空間。這就是“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和“堅決破除各種障礙,使一切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創造願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援、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 

換一句簡單的話來說,胡溫就是以共產黨的領導,或曰共產黨的體制為鳥籠,關住民主政治這只鳥。 

四、筆者對“鳥籠政治”的看法 

筆者認為,“鳥籠政治”是“鳥籠經濟”的發展。是中共的進步。這是難能可貴也是差強人意的一種進步。 

說它難能可貴,是從鐵幕政治到鳥籠政治的五十五年間,不知道多少中共黨內及黨外的有識之士為此丟掉了自己的烏紗,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犧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送掉了自己的性命。為一種高尚理想而犧牲青春和生命並不困難,困難的是面對失敗與挫折而改變自己出於高尚目的的錯誤信仰,比如對“階級鬥爭”的迷信,對“公有制”的迷信,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迷信,等等。更困難的是面對同志的誤解,在原教旨主義者的心目中,改革創新者都是叛徒,都是異教徒,他們喪失原則,丟掉立場,十惡不赦,應當一把大火燒掉。如果這些有識之士僅是中共的一般黨員,一般幹部,那也就罷了,如果這些有識之士是中共的領袖,他們每做出一點改革,就要考慮如何不要動搖共產黨的根本,如何保證共產黨的利益,如何穩定億萬人口的社會,如何向前輩解釋,如何搭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橋樑。中國人活得很累,中國共產黨人活得更累,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領袖們,活得更是累上加累。 

說它差強人意,是這個籠子可能很大,大得可以讓你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籠子畢竟是一個籠子。胡是果斷的,但不能把果斷解讀為大刀闊斧。從中國目前的發展來看,是到了大刀闊斧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了,因為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基礎,需要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築,這個上層建築不是別的,就是能保障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民主憲政。但在這種大刀闊斧的改革來臨之前,胡溫給它設置了一個過渡階段,也就是鳥籠政治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民主憲政這只鳥,也許會像市場經濟這只鳥一樣,最後衝破這個鳥籠,帶動中國又一次的騰飛,從一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騰飛。

但也要注意到,這個籠子可能越來越大,也可能越來越小,嚴重地妨礙中國民主憲政的健康發育,甚至開歷史的倒車。 

筆者理解胡溫設置這個政治鳥籠的無奈。十六大以後,胡溫新政的“鳥籠政治”就已見端倪。在體制內,也就是在鳥籠內,胡溫給了人民較大的自由,例如允許人們對收容審查制度的討論。十六屆四中全會後,可以看見,胡溫不斷擴大這個鳥籠的空間,例如最近與香港民主派的接觸。在今後一段時間,還可以看到,胡溫還會對願意回到體制內,也就是願意飛回籠子裏的政治異見分子釋出善意。

如果這一天來臨,筆者希望那些願意飛回籠子去的鳥兒們,一旦飛進這個籠子後,不要把自己設定為一隻僅會低聲吟唱當擺設的金絲鳥,而要保持搏擊長空的英雄本色,帶領籠中眾鳥大喊大叫,向胡溫要更大的空間。而鳥籠外的朋友,則不斷地給鳥籠施加壓力和影響,內外一起用力,早日衝破這個鳥籠,飛向自由的藍天。 

在這裏,有朋友會問,如果胡溫一直邁不開徹底政治改革的步子,甚至如老江一樣平庸,怎末辦?筆者的回答是,我們應當把胡溫推向創造歷史的英雄。如果實在推不動,胡溫不能成為創造歷史的英雄,我們完全可以創造一個可以產生英雄的歷史。 

胡溫的時代,已經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人為螺絲釘的時代,也是鳥籠經濟進步到鳥籠政治的時代。因此,我們更期望胡溫能帶領中國人民開創民主憲政的新歷史。 

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坎培拉

 
Add to: JBookmarks Add to: Facebook Add to: Windows Live Add to: Yahoo Add to: 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