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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悼亡活动将改变中国历史

 

一场悼亡活动将改变中国的历史

                   

方圆

 

    根据中国人传统的计算年龄的方法,今天农历七月十二日,也就是公历八月十八日,是邓小平的九十大寿。尽管最近关于邓公健康的传闻颇多,但笔者还是祈望邓小平能健康长寿。这并不是希望他还能对大陆政局发生什麽影响,而是此公统治大陆的十五年和老毛统治大陆的廿七年比起来,老百姓的日子相对地好过得多。

    他出于挽救濒于崩溃边缘的中共一党专政而不得不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亦即迫于中国人民摆脱贫穷闭塞的自身要求不得不推行的和平演变,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时代的大陆社会发展速度远为毛泽东时代所望尘莫及。

    评论邓小平的功过是非并非本文主旨。这在他身后自有史家褒贬,历史裁定。本文所关心的是在现阶段如果邓公一旦撒手人寰,如何把这一重大事件的影响之副面减到最低限度。或者说如何在邓身后不可避免的社会变革中尽量避免社会动荡,降低变革的社会成本、减轻人民的痛苦和损失,保持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势头,缩短中国多元化民主社会分娩的阵痛期,——这就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一、悼亡活动与救亡运动

    自从丙辰清明引发“天安门事件”以来,悼亡活动一直是大陆人民宣泄对现实不满和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特殊方式。这也是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和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相冲突的一种独特表现。

    几千年来期盼“包青天”的封建沉淀,温驯的民族特性,思变不思乱的社会心理,求治亦求宽的历史要求,促使善良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期盼在现存体制内寻求更大的生存和变革的空间。而统治者的横蛮往往增加了被统治者的智慧。

    如果统治者具历史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往往能把这种悼亡活动引向社会变革的轨道。当年邓小平就是借着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得到人民的支持。他登上权力顶峰后,打着“拨乱反正”的大旗,将悼亡活动转化为救中共之亡的救亡运动,因势力利导推行其名为改革开放实为和平演变的新政,才使中共在挣脱了“十年动乱”泥淖的沉重喘息声中,“摸着石头过河”,摇摇摆摆地延长了十多年的统治。 五年前,赵紫阳也企图把声势浩大的悼胡活动导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并籍以解决已经爆发的社会危机。可惜他器识有限,魄力不够,软弱动摇,下手太慢,反被保守派夺了先机,发动军事政变,迫使邓小平承认既成事实,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使改革开放路线顿受挫折。中共此举虽然保了政权,但失了民心。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而出现的表面稳定下面已深埋动乱的祸根。新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

    历史告诉我们:悼亡活动引发社会变革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危机的成熟——也就是统治者不愿照旧统治下去了被统治者也不愿继续被统治下去了。第二个条件是当时逝世的人物得到人民的同情,或者逝世的人物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

    笔者五年前在《香港时报》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发表的《光绪之死和胡耀邦之死》中曾经说:“十三年前,大陆人民用悼念周恩来的办法来表达他们对毛泽东法西斯暴政的愤恨,表达他们对缺衣少食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十三年后,大陆人民是使用悼念胡耀邦的办法来表达他们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勇气和决心。十三年前,大陆人民用死去的周恩来象征他们对中共温和路线的虚幻的幻想。十三年后,大陆人民在死去的胡耀邦身上找到了实实在在的民主的希望。周恩来没有给大陆人民什麽实质性的利益,只不过他的温文尔雅的扮演给人们一种民本主义的虚幻安慰。胡耀邦在十年改革中给了大陆人民一点点宽容,一点点宽松,大陆人民就觉得他活泼得可爱,无辜得可怜。人们感到胡耀邦的率直大大优于周恩来的圆滑。十三年前,大陆人民只能含沙射影地高喊‘秦始皇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十三年后的今天,大陆人民敢于旗帜鲜明地争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在自己艰难的民主进程中难能可贵的一步。”

    五年时间过去了。高速度成长的泡沫经济和声色犬马的虚假繁荣,是否意味着五年前的种种危机已经化解了呢?

二、 五年前和五年后

    五年前,中共保守派打着“整顿治理”的大旗向改革开放路线大兴问罪之师。五年后的今天,中共保守派亮出“保护公有制”的破旗跟市场经济体制作最后的拼搏。 五年前,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来临前尚有抢购物资的能力。五年后的今天,人民群众在已经飞涨的物价面前只能望百货而兴叹。 五年前,初露头角的倒爷跟在财大气粗的个体户屁股后面奋起直追。五年后的今天,当年颐指气使的万元户在权贵子女开设的“白孔雀”、“蓝宝石”面前望其门而不敢入。 五年前,工人们吃着拌有奖金佐料的大锅饭还能容忍现状。五年后的今天,大锅里已经没有什幺好东西吃的老大哥已从“领导阶级”的太虚幻境走向躁动的街头。 五年前,初尝包产到户甜头的农民在经商大潮中满怀发财希望涌向城市。五年后的今天,已经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重新分割土地的需要和飞涨的工业品价格是九亿农民不堪承受的双重压力。而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对土地诚挚的感情、对土地强烈的占有欲、对土地长期投资和改进耕作技术的迫切需要,三者紧密结合形成了冲毁一党专政的土地国有制基础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这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古老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

    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如此无情地冲击着军事共产主义千疮百孔的壁垒。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痛苦地挣扎在经商大海的涨价巨浪中。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一支知识化的军队都将在脱贫和脱愚的彼岸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而那些从来不安分守己的学生娃娃们呢?如果说黄色毒雾正在腐蚀他们青春的健康,一旦他们在自己兄长的鲜血中站立起来,他发出的绝不仅仅是愤怒的吼声。

    因此,如同五年前一样,统治者中的两大利益集团都不愿照旧统治下去了:他们中的一个要冒险用市场经济救中共之亡,另一个则乞灵于毛泽东的亡魂救中共的“通灵宝玉”——公有制之亡。而被统治者中的工农商学兵在高速度成长的经济奇迹中发现了财产分配的不公。因此,重新分配财富、利益和社会资源,已成为迫切的要求。谁也不愿照旧被统治下去了。社会危机再一次在恐惧和钳制的深层中成熟,而且关系着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一个社会集团、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

    高速度的发展带来的是高速度的两极分化,高速度的繁荣带来的是高速度贪污腐败。而物价上涨的高速度超过发展的高速度,通货膨胀的高速度超过工资上涨的低速度。高速度成长的财富、高速度发展的经济、高速度形成的繁荣不仅不能缓和利益冲突,相反,只会成为一种奇妙催化剂,催化着社会变革危机成熟的高速度。

    所以,五年后的今天,社会危机比五年前那次更广泛、更深刻。悼亡活动转化为救亡运动的第一个条件随之成熟。下面的问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一危机逐渐深化(或读作“改革开放逐渐深化”)的时候辞世,他能获得人民的同情,成为引发救亡运动或曰社会变革的第二个条件吗?

三、非邓化后之邓小平

    许多论者认为,非邓化仅在邓小平年初健康恶化时开始。而笔者在邓小平于八九年十一月九日退休时在阿根廷《华侨通讯》发表的《“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存在吗——兼论邓小平下台后大陆形势的演变》一文中指出,早在中共保守派五年前发动了“五一九”军事政变后,非邓化就已拉开序幕。“六四”枪声一响,非邓化的号角就随之吹响。

    如果真是邓小平下令开枪屠城,可悲的就是他自己敲响了自己政治生命的丧钟。中共保守派在“六四”镇压中得手后,与其说第一个目标是追捕那些民运精英,不如说第一个目标就是把邓小平逐出权力中心。而把邓小平逐出权力中心最聪明也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把邓小平偶像化。中共保守派不愿把弯转得太急,才师法当年邓小平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对毛泽东,也打着邓小平的旗号反对邓小平。

    中共保守派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恨之入骨,深恶痛绝。所以,“六四”后他们干脆不提改革开放,相反以“整顿治理”来对抗改革开放。当时他们虽言必称邓小平如何如何,但邓小平已经无可奈何。中共保守派并不喜欢一个说三道四的老人家。他们只不过是利用邓小平的影响来克服历史惯性罢了。所以,中共保守派正在全力以赴地把邓小平塑成不会说话的只供顶礼膜拜的偶像。

    而在“六四”后一败涂地的邓胡赵体系的残余,则利用中共保守派将邓小平偶像化的机会想方设法把邓小平神化。他们需要在邓小平的旗帜下重新集结力量。更主要的是他们企图利用邓小平的神权来对抗保守派的市俗王权。这两个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动机下达到了同一目的——加快了邓小平偶像化或曰非邓化的进程。

    非常讽刺的是,中共保守派虽然路线保守,但行动却非常激进和果断。他们到大刀阔斧的作风和他们保守的思想形成极大的反差。而中共开明派则是路线开放,而行动却非常保守和软弱。他们拖泥带水的作风和他们激进的思想极不合拍。这是中共党内生活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笔者姑且称为“挂错车”现象。这一现象并非绝无仅有——在“十年动乱”中曾经以各种形态出现,造成“十年动乱”中各种错综负责的奇观。不过,这已是题外之话,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这里还是把话题回到邓小平身上。

    把邓小平偶像化和神化,只能使邓小平在“六四”后一落千丈的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坠入万丈深渊。这正是中共保守派想达到的目的。但邓小平三起三落已老谋深算,当然不愿意被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三年的“整顿治理”导致生产滑坡,保守派中的“上海帮”趁机向“北京帮”夺权争利之时,邓小平循老毛南巡旧制,他利用利益受到损害的地方诸侯的不满,特别是争取了南方沿海省份的支持,抓住了一个天赐良机——保守派的真正主帅——那位貌似谦谦君子的大姐的逝世,几位难以驾驶的老军头也先后随之西去,保守派群龙无首之际,在新军头保驾护航声中发难,抛出了那呼风唤雨的“南巡讲话”,上演了热闹的北伐,进行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斗争。这次斗争在杨家将的枪杆子下取得了胜利,也顺应了潮流和人心,万马齐暗的局面骚动起来。邓小平又一次得分了。这一次得分使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有所回升。但已大不如前了。

    人算不如天算。如果邓小平南巡时不是八十八岁而是七十八岁,更好是六十八岁,如果他南巡时还象当年拉华国锋下马时那样雄姿英发,生气勃勃,如果他当时的心智、魄力、身体许可他再来一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历史也许要改写了。可惜,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战胜的规律。如果说中共开明派手中最大的本钱是邓小平,那麽,中共保守派手中最强的王牌就是邓小平随着年事已高而来的健康欠佳和必然出现的不能视事。

    在“十四大”上,中共保守派正是在邓小平不能视事的状况下,利用邓小平的昏庸和猜忌,团结一致夺下了为改革开放护航的枪杆子。而中共七十三年的宝贵传统就是枪指挥党。枪杆子没有了,改革开放的航船就要触礁。于是,邓小平的衰弱病容在电视上亮相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叫停了。放出来的异议人士重新回笼了。宏观调控又强调了。

    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尝到强硬政策的甜头后,不仅恢复了核试验并公开支持北韩小兄弟闹核威胁了。中共保守派是不是就觉得心想事成了?也未必。你看他们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地打出“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共产党”的祭旗,不难看出这架势不象办喜事。

    也许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最近中共保守派在政策强硬化的过程中加快了非邓化的步伐。中共保守派使政策向左转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中共开明派的利益。如果照此继续向左转下去,势必加剧早已形成只待爆发的社会危机。邓小平如果此时逝世,他推行改革开放路线会随着他的逝去而改变甚至消失。穿惯了皮鞋的人再也不会习惯穿草鞋。人民尝过改革开放路线的甜头,如果改革开放路线的消失会给他们带来痛苦,他们一定会怀念改革开放路线的。当然,他们也会随之怀念这条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行者。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人民一向同情弱者。邓小平得到人民同情的时候,正是他被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时候。如果非邓化后的邓小平以弱者的姿态出现,或者他的进步方面重新得到人民的肯定,邓小平的逝世可以成为使悼亡活动转化为救亡运动的第二个条件。

    问题在于:中共开明派和社会上的民主派是否愿意和善于利用这个条件。

四、中共开明派的最后一次机会

    邓小平是中共开明派最后的一面旗帜。中共开明派此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邓小平身后,中共保守派会抬出自己的领袖。而社会上的民主派也会产生自己的领袖。因此,邓小平那时对于保守派和民主派都无足轻重。保守派和民主派将成为面对面的对手,开明派将失去了天平上的重量。因此,不论出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还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抑还是争取在廿一世纪的中国政局中发挥作用,这都是中共开明派的最后一次机会。

    八九民运是由悼胡活动引发的一场救亡运动。这场运动要救改革开放路线之亡。因此,八九民运是一场要求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形式但不要求推翻中共统治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爱国民主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人民提出的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跟北京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所以中共开明派并不赞成用武力去镇压爱国的人民。但中共开明派也并不喜欢和鼓励这场运动。

    中共开明派虽然同情八九民运,但并未立即想到利用这一伟大的运动去战胜自己的政敌。在运动开始之初,开明派只是盼望去疏导运动、平息运动。他们口口声声说要相信群众,实际上他们心目中并没有群众的力量。相反对群众中的先知先觉的那部分怀有敌意,认为他们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所以,在原来的多次疏通中都没听取人民的意见,结果很不成功。等到发现保守派的阴谋,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时,大军已经压境。

    他们知道军队不仅是来镇压学生的也是来镇压自己时,他们本可如叶利钦那样振臂一呼。但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到了最后赵紫阳被软禁前,有的态度动摇,有的态度暧昧,有的深藏玄机。但也有的不愿坐以待毙——这主要是权力中心以外的那些智囊和幕僚,及那些与这批智囊和幕僚有往还的“知识精英”。

    “三所一会”的《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应是他们最后一搏的纲领。可惜他们的力量没有凝聚,也没真正脚踏实地的去贯彻这一个无疑是正确的纲领。

    纸上谈兵的习惯和缺乏实际运作经验,知识分子的超然和矜持,使他们浪费了从五月十九日到六月三日这宝贵的、足以改变历史的半个月。

    他们保卫赵紫阳的“士为知己者而死”的风骨可嘉可赞,但他们辅弼赵紫阳的软弱无力和缺乏应变能力可悲可叹。

    最可惜的是他们越过雷池介入运动后,确无法去主导和左右运动。他们的成熟和智慧无法和群众的热忱和冲动结成联盟。他们原先的疏导和后来的结盟之所以不成功,关键在于中共开明派和社会上的民主派缺乏畅通的联系管道。

    中共开明派如能汲取上次运动的教训,未雨绸缪,和党外民主派彼此沟通,互相配合,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将成为社会变革中的稳定力量。

    这股力量必须强大才能起到稳定作用,才可以阻止再一次血腥镇压。中共开明派除了和社会上的民主派结盟,还需要做军队的工作,特别是军队中的知识军官的工作。军队如果成为真正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坚强后盾,或者其中的一部分能表明支持改革开放的态度,社会变革中的暴力因子可以减到最小,避免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增到最大。

五、谈谈“黑手”

    八九民运一开始,中共保守派就高喊要“抓黑手”。在中共公布的官方资料中,他们点了几只“黑手”的名: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者”。二是台港澳地区的“敌对势力”。三是境内的异议分子方励之、任畹町等等。

    这几只“黑手”是不是真正的“黑手”呢?他们对运动的走向发生了什幺作用呢?应该由事实来说话。

    我们先来看看“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政府这只手。根据美国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洁明先生说:“我们美国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以第一时间给予有关人士签证,协助他们合法离开中国。”(《开放》九四年六月号36页)。如果李洁明所述属实,这哪里是一只“黑手”?这分明是一只满载美国人民友谊的救援之手。同时也是给大陆政府减少麻烦之手。如果真有“头号帝国主义”的“黑手”在八九民运背后运作,凭这个国家头号的财力和组织能力,八九民运又如何会陷入如此无组织的状况?

    台港澳地区的中国人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八九民运中他们捐献的大笔金钱和物资和中共贪官污吏侵吞的巨额财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募捐都在光天化日下进行,其中的一部分成功地送到了天安门广场,其中也有一部分莫名其妙地落入了中共手中。台港澳同胞的手,是勤劳的手,是充满了高尚理想的手,是充满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的炙热的手。

    至于被称为“敌对势力”也确实处于敌对状况的中华民国政府之手,是一只戴着白手套的只给八九民运以道义上声援之手。如果他们有什麽耳目在活动,大部分只不过是收集资讯,了不起敲敲边鼓而已。未能在八九民运中起到什幺重大作用。其中有的人不乏真知灼见,但很难被层峰采纳。若说他们是什麽“黑手”,也真太抬举他们了。夜深人静,月明星稀之时,他们能抚心自问而无愧麽?

    方励之先生在“六四”前后,一直保持着独立敢言的知识分子形象。洒脱超然和君子不党,是方先生标榜的特点。直到今天,方先生也未卷入海外民运的圈子。所以,方励之先生的手,是一只拣石补天堂堂正正的士大夫之手,怎麽可以言之为“黑手”?如果当时方励之先生真正“黑”一下,在背后主导一下运动,凭他的大智大慧,八九民运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任畹町先生早已献身于中国的人权运动。八九民运时期他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大声疾呼,振聋发聩,大义凛然。他的讲话和文章时在海外发表,言之有理,光明正大,一片赤子爱国之心。至于他创立的中国第一个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同盟”,中共早在七九年四月将其打成“反动组织”后就转入地下。任畹町被捕出狱后,为了他的安全,该组织一直没有和他联系只在暗中尽自己的力量。八九民运中,“中国人权同盟”在国内散发传单,在国外发表呼吁,在广州组织游行,把捐款送到北京,都与任畹町先生无关。中共保守派把这一切硬栽在任先生头上,判他七年苦刑,真是天大的冤枉。

    至于被中共抓了又放,在美国坦承自己是“黑手”的王军涛先生,当胡平先生问他八九民运之前有无预感时,他的回答是:“八七年八八年两年形势变化很大。我们有种危机感,预感到中国要出大事,当时估计在九十年代初,结果来得更早。”可见八九民运来到时,王先生只是感到突然,怎麽可能预先在幕后去策划操纵?王先生说:“五月十三日,研究所作出决议介入运动。……第一步,使民运内部有序化,我们做到了。第二步没做到,大家总是达不成共同纲领。第三步就不必说了。我提出,如果五月三十日还达不成协议,三十一日就全部撤离广场。”(以引用王先生的话见《开放》九四年六月号26页)。由此可见,王先生等介入运动后,同样无法左右运动。学生也未按王先生的提议在五月三十一日撤离广场。这只理性但影响不了运动的手和封从德先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呈交请愿书的手一样,都是文质彬彬书生报国之手,苍白而不黑。中共保守派判别人这样重的刑期,虽已保外就医,我们还是要为王军涛先生大声喊冤。

六、结语

    八九民运是失败了,但失败得光荣,失败得悲壮。邓小平不管是否下令开枪,都难逃镇压八九民运的责任。这个责任除了他,其它任何人想担也担不起。如果邓小平逝世,我们悼念他,并不是洗刷他镇压民运的罪责。而是希望在悼念邓小平的活动中,找到一个和中共开明派连手铲除保守势力的契机。

    在悼念活动中,我们必须给邓小平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他做得对的地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地方,特别是他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必须给予肯定。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共开明派有台阶下,找到共同的语言。如果中共开明派在邓逝世时不成气候怎幺办?这也无关大局。中共开明派和社会上的民主派的对话和结盟,仅是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并非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民主派自己必须汲取上次运动的三点教训:一为管道不通,二为黑手不黑,三为领袖天真。

    我们希望海内外民主力量在下一场民主运动中,能够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第一要将“黑手”锻炼成能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理性策略、灵活应变的改天换地之手。第二要建立和疏通与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中共各派别的对话渠道。彼此了解,互相沟通,消除误会,取得共识。一切有识之士为了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结成紧密的联盟,迎接一个全体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共产党人的免于仇恨和暴力、免于恐惧和匮乏、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明天。第三要产生成熟而不圆滑,果断而不独裁,执着而不顽固,理智而不软弱,敢于承担责任而不沽名钓誉,有远见卓识而不夸夸其谈,心地光明而不专横跋扈,谦虚谨慎而不虚伪做作的领袖。须知这是带领十二亿人民进入廿一世纪的无私无畏的领袖。

    我们也希望能够海内外民主力量在即将来临的民主运动中提出切实可行的纲领和口号。在实现民主宪政的旗帜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带领中国人民反腐败,求生存,健全法制,平稳过渡。这样,社会动荡就可避免,社会成本就可降低,人民的痛苦和损失就可减少。对邓小平而言。也是物尽其用,死得其所了。

    中国人民经过“六四”血的洗礼和五年的磨练,是成熟的时候了。

 

(原载香港杂志《争鸣》一九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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