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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之死和胡耀邦之死

光绪之死和胡耀邦之死

方 圆

 

 

胡耀邦逝世了。

 

大陆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冲破沉重的压力,自发地悼念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人物。人们对胡氏的怀念,既是对胡氏的开明和宽松政策的追思和向往,更是对胡氏蒙受的冤屈的不平和同情。

 

人们对胡氏的这种同情,如同人们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个悲剧人物——光绪的同情。光绪所支持的变法和维新失败了。胡耀邦所支持的变法和维新安在哉?光绪不论是在忧国忧民的极大痛苦中抑郁而死,还是被心狠手毒的“老佛爷”谋害,光绪都是死于变法的失败。今天的胡耀邦,不论死于对中共前途的极大忧患,还是死于色厉内荏的顽固派的暗算,同样死于濒于流产的改革。胡氏支持的改革也许会因为顽固派的复辟而失败。但大陆的民主进程绝不会因顽固派的暂时得手而停止。由胡耀邦猝逝而引发的大陆人民争人权、争自由、争民主的以爱国民主学潮为标志的人权革命,仅仅拉开了序幕。

 

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波澜壮阔的自救斗争。为了遏制这场预计在“五四”来临的政治风暴,顽固派在年初就作了居心险恶的布置——如在纪念“五四”的口号中阉去“民主与科学”,北平地区军警的大量增防,各大院校设立“公安处”或“派出所”等等。另一方面,邓小平公然表态赞同复辟法西斯独裁,李鹏在宣布“拉萨戒严令”时向签名运动和民主力量发出赤裸裸的武力恐吓。直到胡氏猝逝和学运高潮的今天,李鹏仍然通过报纸、电视、广播,援引邓小平杀气腾腾的讲话,威胁手无寸铁的青年学子。

 

但是,觉悟了大陆人民,特别是当今生产力最先进的代表——知识分子并没有被以“秩序党”自居的李鹏高举的、还沾有藏胞鲜血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揩干净在“新华门事件”中的鲜血,冒着在“北平戒严令”中上菜市口的危险,在中国现代史上可歌可泣的两个伟大的早晨——四月廿二日早晨和四月廿七日早晨和李鹏政权进行硬碰硬的较量。在两次较量中都迫使错估形势的残暴“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在这两次硬碰硬的较量中,青年学子向军警宣传“争取民主,打倒官僚”的主张,争取子弟兵的理解和同情,显示了这场伟大斗争的高度组织性、艺术性、和平性、理智性。更显示了大陆知识分子在武力镇压面前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高贵道德和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在这两次硬碰硬的较量中,数以百计的工、农、商、兵、干广大群众用对“天之骄子”的无私无畏的支持给了邓小平的梦呓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两次硬碰硬的较量,证明了以知识分子为先锋队的大陆十一亿人民为了结束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时时代不惜流血牺牲。 

 

十三年前,大陆人民用悼念周恩来的办法来表达他们对毛泽东法西斯暴政的愤恨,表达他们对缺衣少食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十三年后,大陆人民是使用悼念胡耀邦的办法来表达他们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勇气和决心。

 

十三年前,大陆人民用死去的周恩来象征他们对中共温和路线的虚幻的幻想。十三年后,大陆人民在死去的胡耀邦身上找到了实实在在的民主的希望。 

 

周恩来没有给大陆人民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只不过他的温文尔雅的扮演给人们一种民本主义的虚幻安慰。胡耀邦仅仅给了人民一点点宽松,大陆人民就觉得他活泼得可爱,无辜得可怜。人们感到胡耀邦的率直大大优于周恩来的圆滑。

 

十三年前,大陆人民只能含沙射影地高喊“秦始皇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十三年后的今天,大陆人民敢于旗帜鲜明地争取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人权。 

 

十三年前,大陆人民只能把矛头针对中共党内如同“四人帮”这样的独裁派别。十三年后的今天,大陆人民公开要求埋葬中共的一党专政。

 

十三年前,愤怒的人民只冲击中共的一个部门——天安门旁的一个镇压指挥机构。十三年后的今天,觉悟的大陆人民直指中共的首脑机构中南海。

 

 

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在自己艰难的民主进程中难能可贵的一步。十三年来,觉悟了大陆人民,从天安门,毅然决然地走向新华门。

 

十三年前,穷凶极恶的“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整垮了邓小平。“四人帮”诬指“天安门事件”是邓氏“阴谋煽动”的。十三年后,邓小平对“新华门事件”的粗暴镇压证明了“四人帮”对邓氏的栽赃的确是天大的冤枉。

 

邓小平从“反右”直到“新华门事件”的表演证明了他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强人政治”与法西斯暴政的崇尚者。邓小平和毛泽东之争,仅是最高权力即独裁领袖地位之争。邓小平要打倒只是毛泽东的独裁领袖地位,而不是打倒这种独裁专的赖以生存的法西斯政治基础。

 

十三年前的邓小平,还比较清醒,比较聪明。他虽然不是“天安门事件”背后的“黑手”,但他从“天安门事件”看到了人心所向。正是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他才敢于发动逮捕“四人帮”的反毛政变。在政变成功后,他执行了区别于毛的闭关锁国政策的“让步政策”——即在政治开放有限度的民主,经济上开放相当的自由。正是这种“让步政策”或曰“改革开放”使陷于崩溃的边缘的大陆经济有所好转。这种“让步政策”使人们从政权的对立面逐步转化为“改革”的参与者。也就是说,提高了大陆人民的参政意识。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中华民族进步的标志。但邓小平害怕人民的参政会动摇中共在大陆的独裁统治。他并不想真正的改革。他只是把改革当成一种维护一党一派一人私利的手段。他不愿意平等地和十一亿改革的参与者分享改革的成果。因此,把改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邓小平和要求彻底改革的十一亿人民发生了矛盾。而以陈云、王震、薄一波、彭真为代表的“老人党”组成了“新四人帮”,“新四人帮”利用邓小平的假改革和民主派的真改革的矛盾,挟持邓小平整垮了胡耀邦,抬出了李鹏、姚依林。

 

大陆人民对改革的不满,不是认为改革的步子太快,而是嫌改革的步子太慢。人民对改革的“恨铁不成钢”和“新四人帮”对改革的“恨之入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胡耀邦在改革面临失败的时候猝逝,使大陆人民难以容忍“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们必须表明态度——是拥护复辟法西斯独裁,还是拥护能使他们获得民主自由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当局者迷”。他的政治近视使他在晚年越来越走向保守和僵化。他若能和十三年前那样“旁观者清”,他就应当为中共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共的长远利益在于能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长期发生作用。邓小,应当看到廿一世纪即将到来,廿一世纪必将是一个民主世纪。邓小平要使中共成为廿一世纪的政党,就必须把中共从一个以暴力维护利益、以枪杆子实现其理想的落后的封建集团,转化为以法制维护利益,以民主选举实现其理想的先进的政治群体,这样,民主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才会保留中共的地位。

 

“欢迎三十八军”、“人民警察爱人民”的口号标志着迷信的武力和迷信个人的时代都即将成为过去。是走史太林、毛泽东的道路?还是走铁托、戈尔巴奇夫的道路?是走阿尔巴尼亚的道路?还是走波兰、匈牙利的道路?邓小平面临着历史的抉择历史也等待着邓小平的抉择。

 

七十年前的天安门,吹响了“民主与科学”的号角。十三年前的天安门,敲响了“秦皇的‘封建时代’”的丧钟。今天的天安门,点燃了人权革命的圣火。北洋军阀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四人帮”镇压学生运动也没有好下场。今天邓小平在“新四人帮”挟持下举起镇压学生运动的屠刀,会有好下场吗?

 

时间对邓小平来说是不多了。邓小平应冷静下来思虑一下。现在需要冷静的是邓小平。是使用手中高度集中的权力镇压支持你搞改革、支持你搞民主、支持你上台的民主派和十一亿大陆人民,还是利用手中高度集中的权力镇压一心想搞垮你,一心想复辟,一心想搞垮邓氏改革的以“老人党”为基本盘的顽固派?历史给了邓小平最后一次机会。放弃这次机会,人民再也不会原谅你。

 

当年慈禧若听从光绪的劝告,走英国光荣革命或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爱新觉罗的子孙就不会去当汉奸、做走狗。邓小平应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也是为大陆的安定团结着想,更是为自己的历史评价着想,认真地、诚恳地和学生对话,和中共党内外的民主力量对话,答复学生的七项合理要求,开放党禁、报禁,释放一切持不同政见者,不要再去耍弄如同“四人帮”栽赃于邓小平而去栽赃于方励之夫妇的阴谋。邓小平应当明白:当年你被“四人帮”栽赃陷害,结果是使你走上历史舞台。如果你今天再学“四人帮”去栽赃陷害别人,结果将是什么呢? 

 

大陆日益高涨,日益成熟的爱国民主学运和人权革命会使九泉之下的光绪和胡耀邦得到安慰。

         愿可怜的光绪和可怜的胡耀邦安息吧! 

(原载于《香港时报》,一九八九年四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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