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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制不合中国国情吗?

多党制不合中国国情吗?

   

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决策层一再宣称,“多党制不合中国国情”。李鹏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台海关系部分,重申了“一国两制” 的陈腔滥调,继续坚持中共一党专政的僵化立场。多党制是历史的必然?抑还是的确不合中国国情?我们想从中共的成长史、邓小平的登台史、中国的经济结构诸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以正本清源。 

中共当年怎样鼓吹多党制 

中华民族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但也背有沉重的封建包袱。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帝王的个人独裁容易演化为一党独大的政治心态。 

中共在野时,就不遗余力地宣传多党制。因为没有多党制,就不会有中共存在的合法性。翻阅毛泽东三、四十年代的著作,到处可见反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词句。在延安,中共搞了一个“民主政宪促进会”,由吴玉章出掌。中共利用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善良愿望,派人组建和拉拢了八个“民主党派”,用多党制装潢门面,搞了一个“新政治协商会议”,用民主骗取了民心,夺取了大陆政权。 平心而论,国民党当年退出大陆,是由于中共利用战后经济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利用一群看风使舵投降变节的小人,及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一知半解,在外患未除,内扰叠起的艰危关头,捡了一个日本人留下的便宜。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希望从专制的黑暗,走向民主的光明。他们缺乏历史经验,轻信了中共的民主许诺。而他们的这种轻信,在“反右”中付出了全军覆没的惨重代价。在“反右”中,中共把各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从在野时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平起平坐的兄弟关系,变成执政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上尊下卑的主奴关系。反“右”,实质上是“反民主”,“反民主党派”。“反多党政治”。依靠多党制起家的中共,终于把支持自己起家的“多党”一一打入另册,封赠一顶“右派”帽子,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最野蛮、最独裁的一党专政的时代——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是怎样复出当权 

翻阅邓小平的历史,人们会发现,邓小平是靠反毛登上权力顶峰的。 

为了和当时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争夺天下,中共创造了毛泽东这个“神”。这个“神”本来只能坐在圣坛上享受香火,不能发言。但这个“神”一旦被制造出来,他就不甘寂寞,就要大显神通。毛要把虚位元首手中缺乏的实权夺过来,毛把中共的“党天下”,变成了毛的“家天下”。毛要把中共的集体专制,变成毛的个人专制。毛潜意识中的小农经济对大工业的天然反抗,毛失去权力后刻骨铭心的痛苦,年近古稀不久人世的临终恐惧,使毛要做一次“最后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毛把中共对党外人士的封嘴术,“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到了中共党内,利用一群盲从的青年,“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邓小平在中共内部权力的三起三落中,特别在文革的劫难中,亲身品尝到了党内生活不民主的滋味。统治者不愿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也不愿照旧被统治下去。大陆蕴藏已久的民主火山终于爆发了——“四五”运动敲响了毛泽东法西斯暴政的丧钟。邓小平正是利用了大陆人民反专制、反独裁的民主浪潮重新登台。可以说,没有“四五”运动,就不会有今天的邓小平。

邓小平重新登台后,首先利用西单民主墙的春雷,轰垮了“凡是派”。接着展开了批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在批毛中,邓小平主要是批毛“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所以说,邓小平是乘着民主的浪潮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邓小平当权以后,接承了“家长”制,“一言堂”的衣钵,打击、压制民运分子。邓小平应当想想:毛泽东的独裁,几乎使中共政权走向“崩溃的边缘”。而今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把毛泽东的独裁变成邓小平的独裁,不肯抛弃“四个坚持”,中共政权能逃得掉走向“崩溃的边缘”的命运麽?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 

中国现阶段的国情,首先是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为台港澳地区的富裕和大陆的贫困。而在贫困的大陆,也有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有着汉民族地区和藏民族地区的发展不平衡。这些不平衡的原因,有政治原因,如实践三民主义的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地区的人均收入的二十倍。有民族原因,如汉族文化传统与藏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不被尊重,一直是西藏动乱的原因。有经济因素,如工业化的上海和农业化的四川就很难达到相近的生活水准。因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必然是一个生产方式多元、政治主张多元、宗教信仰多元的多元社会。 

不论在台港澳地区或在大陆地区,也同时存在多种经济成份。以大陆而论,就同时存在国营、集体、个体、外资、联营多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基础上,必然产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果说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那末,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需要民主宪政的上层建筑。换句话说,不同的经济力量,一定产生符合不同利益的政治代表。毛泽东当年也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姑且不去研究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观点正确与否,但他们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再说,根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并存,必然会有代表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力量。例如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域是中共占统治地位,而实行中共所谓的“奴隶制”的西藏地区必然有代表这一制度的政治力量——达赖政权的存在。如果这两种政治力量要不发生冲突,必然要有容许这种存在的制度——多党制。而国共两党要接触,要谈判,没有多党制作保证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国民党实际上全中国处于上升时期的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国民党当年在大陆的失败,一是中国中产阶级尚未发育成熟。二是国民党也没有当好尚在幼稚时期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今天,台湾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产阶级已成为台湾地区的主要的经济支柱和政治力量。因此,国民党经过四十年的反省和改革,已经变得今天这样朝气蓬勃。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农奴主阶级的共产党有根本不同的政治主张。没有多党制做保证,两党谈的起来吗?两岸能和平统一吗?所以,不论从中国社会层次的多元化、经济成份的多元化、政治力量的多元化来看,还是从中共的历史、中共和苏共关于老子党与儿子党的“九评”论战史、邓小平为“四五”民主运动平反而复出登台史来看,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三民主义的理论来看,多党制在中国的实行都是必然。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国情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国情的需要。 

任何一个新社会诞生之前,都会伴随着历史的阵痛。国共两党的暴力对抗,正是中国民主社会诞生时的历史阵痛。我们深切地期望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阵痛。 我们恳切地期望海峡两岸终止对抗性的斗争,结束中国历史上的最后阵痛,分娩出一个茁壮、健康、活泼的民主婴儿。我们更诚恳地期望中共放弃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寻找人类思想宝库中的最先进武器——多党制和民主宪政,砸碎自己脖子的沉重的封建枷锁,诚心诚意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共商国事,献给多灾多难的十亿中国人民一部民主宪法。 

秦皇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四五”运动方兴未艾。秦皇的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共应当在多党制的历史环境中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人民选举了你,你就要充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人民选举了别人,你就起好监督作用,防止权力的腐化。这样的政党,才是有生命力的政党,才是二十一世纪的政党。 

改革不可逆转,历史不可倒退。国共两党应该竞赛改革的步伐。中国人民盼望着改革的成功。大陆改革迫切需要多党制。多党制才能保证一个民主而稳定的政治环境。两岸需要统一。统一必须以多党制为前提。中国的最急迫的需要,就是改革和统一。所以,多党制是中国的需要,是中国国情的需要,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多党制是历史的必然。

(原载《香港时报》,一九八九年四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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