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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工运文献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第八章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第八章

第八章 紅衛兵運動、造反派運動、自由工人運動

 

幾個問題

回首流逝的歲月,在無限感慨的同時,有更多的反思。在長達十二年的監獄生活中,每當看見鐵窗外的明月,翻滾的思緒就會平靜下來,不斷思考一個問題:全紅總為什麼會失敗?“全紅總在文革中的抗爭算不算工人運動和市民運動?它和當時的紅衛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有何區別和聯繫?什麼是紅衛兵運動和造反派運動?它們的特徵是什麼?

助紂為虐的紅衛兵運動

      關於什麼是紅衛兵運動,海內外史家和論者爭議不多,這裏從略。至於紅衛兵的運動特徵,不論是早期的紅衛兵還是紅八月以後產生的紅衛兵(即所謂 老紅衛兵革命紅衛兵),如仲維光先生在《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一文中所說,在思想上,以階級鬥爭為綱,敵視一切不同思想,在行為上,狂熱的領袖崇拜,血統論的階級路線,群眾性的暴力行為。

其實,許多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毀滅傳統文化,傷害無辜人民,破壞社會秩序,搶劫公私財產的打砸搶暴行,都發生在那個破四舊紅色恐怖年代。而紅衛兵的這些暴行,又被中共官方和御用文人栽髒在造反派頭上。

事實是,紅衛兵施暴的時候,造反派多被壓制迫害,哪有這種在光天化日下殺人越貨而不被懲罰的特權!

      紅衛兵實實在在是中共一黨專政的瘋狂衛道者,是中共法西斯政黨的瘋狂黨衛軍。所以,對這個滅絕人性的紅衛兵運動,必須痛加遣責,徹底否定。

跪著造反的造反派運動

      關於造反派運動,海內外的史家和論者爭議很大。因為對於造反派的定義和評價,人們就有許多不同的見解。較有代表性的舉例如下:

徐明旭先生有狹義造反派廣義造反派一說。徐先生言:

老造反派即狹義造反派由保守派轉化而來的新造反派即廣義造反派徐先生說在我看來,按是否鬥過共幹的標準商量,鄧、胡把兩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對的。(徐明旭《也談文革造反派》)

劉國凱先生有這樣的見解:

      在文化大革命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民眾中許多人帶著自身的看法、感受、思索、要求、利益去響應毛及中央文革的戰鬥號召投身運動。儘管他們在口頭上,甚至在內心上是擁護毛,但其行動的客觀效果往往是衝擊了中共的社會結構,政治秩序,削弱乃至打擊了中共的統治。藉此,我們可以繼而進行判定:那些較明顯具有文革造反性的群眾組織便屬於造反派。(《我的文革見聞與見解》)

仲維光先生說:

      “……產生於文化大革命中期的造反派也沒有獨立的思想,他們同樣也是極權社會、極權文化的產物。儘管他們在那個社會受到壓制、不信任甚至迫害,可是他們總是不斷地用各種方法表明自己的可靠……紅衛兵的指導思想……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因素,而造反派的指導思想……則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二者當然有區別,區別在於紅衛兵的矛頭是權力階層以外的人--被統治者,而造反派矛頭所向的是權利階層以內的一部分人。(《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史實》)

      如果按徐先生的是否鬥過共幹的標準商量,我看,可以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等諸公叫作造反派了。因為在文革中的所謂大鬧懷仁堂事件裏,葉、徐、聶、譚、李也曾犯上作亂,鬥過共幹--鬥過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但葉、徐、聶、譚、李諸公乃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共幹,而不是什麽造反派。

徐先生所說的這個是否鬥過共幹的標準的要害,是抹殺了在文革中鬥過共幹的人民群眾,鬥過共幹的造反派,鬥過共幹的共幹這三者的原則區別。

      在這裏,正義與非正義,鎮壓與反鎮壓,施暴與抗暴的根本區別不存在了。造反派成了搗亂派。是把在文革中人民群眾反迫害、反官僚的自發的鬥共幹的正義行為,等同為造反派被毛利用成為權爭工具清除政敵的奴從行為;等同為共幹之間狗咬狗的權利鬥爭。

      徐先生先後引證並痛加遣責的如聯指四二二的武鬥,新華工掌權後的施暴等等,大都發生在奪權階段。而人民群眾對造反派的鄙視和憤恨,大都產生於這個造反派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大搞武鬥,殃及無辜的階段,產生於這個造反派想做奴隸而終做成了的階段。

      至於在反資反路線時期,造反派們鬥共幹,雖然鬥得不甚文明,鬥得反人權法制,但人民群眾看見平常那些耀武揚威的官僚們威風掃地,心中也有幾分快意,甚至參加進去鬥他一番。

      在這裏,我不欣賞任何以暴易暴,冤冤相報的行為。我只希望在一個現在仍在嚴重踐踏人權,藐視法制的國度裏,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應引導人區別砍下殺人犯的頭和砍下無辜者的頭的質上的不同。

所以,筆者希望諸位先進看到,文革中人民群眾對成為毛工具的造反派--這些打手,幫兇的憤恨中,包含了對唆使利用他們的毛主子的更大的憤恨,包含了對毛所代表的中共暴政的更多的憤恨。

      如果把造反派保皇派的根本區別抹掉,把主子與奴才的根本界限抹掉,很容易抹去大陸人民對文革的集體記憶,或者歪曲這些集體記憶。

造反派不論是在批資反路線的階段還是在奪權階段,造反派的矛頭主要指向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保皇派則是統治集團的忠實走狗和馬屁精的大雜燴。

造反派鬥某些共幹的確給某些共幹造成很大痛苦。但和這些共幹給人民造成的痛苦比起來,哪一種痛苦要大一些呢?

造反派在武鬥和派爭中的確也傷害過無辜的人,但和紅衛兵滅絕人性的對無辜人民的傷害比起來,哪一種傷害給無辜人民造成更大的痛苦和損失呢?

在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同樣留下劣跡。我認為紅衛兵留下的毀滅文化殘害生靈劣跡大得多。但我也決不會因造反派的劣跡小於紅衛兵的劣跡而放棄對造反派劣跡的譴責。再小劣跡也是劣跡。

      所以,我對文革命中的造反派運動給予基本否定的評價。

      這個基本否定的評價,之所以不同於對紅衛兵運動的徹底否定的評價,原因是造反派運動的早期,炮轟派的抗爭確確實實衝擊了文革前夕那種官僚化傾向十分嚴重,極端缺乏民主的沉悶的社會秩序,沉重地打擊了中共的官僚體制。在人民頭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鎖上砸開一個不算小的裂縫,並從這個裂縫中閃射極左思潮亦即文革新思潮的電光,劃破了萬馬齊喑的寂靜夜空。

站著造反的自由工運

      造反派運動同自由工人運動都開始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如果說造反派們此時是奉旨造反,造當權派的反,那麼自由工運人士則是趁機造反,趁反資反路線之機造中共剝削制度的反。

此時的炮轟派、保皇派、自由工運人士大多是沒有成型的組織。自由工運人士大多和炮轟派站在一起,和保皇派辯論對峙。

此時中共各地各系統的橫的縱的組織和機構大多癱瘓。平常窮兇極惡的基層公安派出所、辦事處的官員和他們的爪牙--居委會的革命大媽們,面對這一鍋燒開的熱粥,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這是中共建政後控制力最低的時期,也是空氣最自由的時期。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為自由工人運動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在那個炮轟派和保皇派嚴重對峙的年代裏,全紅總被人們視之為既不又不四不象組織。但很快人們就明白全紅總提出改革一切不適合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真實含義--全紅總正企圖解決他們的切身利益問題。

這時不論是保皇派還是炮轟派中的一些群眾,紛紛退出保皇派組織和炮轟派組織,加入這個不轟不保,但能給他們帶來實際利益的獨立工會團體。這樣,全紅總組織的急速擴大,自由工運的聲勢越來越大,遠遠地蓋過了炮轟保皇的辯論聲。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全紅總基本主導了當時的運動,直到來年元月下旬全紅總被鎮壓。

      反資反路線時期,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只是在毛周聯手把自由工人運動鎮壓下去後,在毛的扶持和利用下,造反派運動才真正登上歷史政治舞臺,主導了文革中的奪權階段,繼而爭權武鬥,直到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大都被關進牛棚和監牢。輕一點的則回家加入了做傢俱煉氣功釣大魚的逍遙派陣營。

      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主要區別是:

第一,自由工人運動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而造反派運動則沒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他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思想。

第二,自由工人運動是一場自發的,獨立於毛的戰略部署的運動,而造反派運動是毛親手發動的,按毛的戰略部署行動的運動。

第三,自由工人運動從始到終都以爭政治民主、爭經濟平等為訴求,堅決地反官僚特權,反剝削制度。而造反派運動一進入它主導的奪權--爭權階段,早期那點反迫害的民主色彩盡失,甚至墮落為壓迫人民的新官僚。

第四,自由工人運動和造反派運動的根本區別在於造反派們是“奉旨造反”,自由工運人士是“乘機造反”;造反派們是“跪著造反,自由工運人士是“站著造反

第五,紅衛兵的鬥爭矛頭主要是指向特權階級以外的某一部份人民群眾,造反派的鬥爭矛頭主要是指向特權階級以內的某一部分當權官吏,自由工人運動的鬥爭矛頭則完全指向整個特權階級和剝削制度。

因此,全紅總所領導的為工人爭權益,謀福利的運動,以它影響全國的規模,以它主導過文化革命某一階段(反革命經濟主義階段),以它獨特的理論政治綱領,以它周密的行動日程安排,以它近千萬的龐大群眾,以它的長達一百天的持續時間(遠遠超過二七大罷工安源罷工五卅運動。巴黎公社也不過僅僅堅持了七十天),都堪稱是一個自發的、真正的自由工人運動。

全紅總的抗爭是否有獨立性?全紅總屬於什麼性質的組織?

從前一個問題的探討中,不難看出全紅總是個代表文革中的自由工人運動的獨立工會組織。

它和所有的獨立工會組織一樣,為它所代表的工人,尤其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臨時工合同工爭政治上的權利,經濟上的平等。

它和大多數獨立的工會組織一樣,希望統治者能滿足工人的合理要求。它希望能監督統治集團的勞動立法。它希望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它希望能有效地、理性地調節既得利益集團和它所代表的工人利益集團的關係。

它代領廣大工人為保障自己的正當權益去勇敢抗爭。它是廣大工人無畏的代言人。

      筆者說全紅總的抗爭是獨立的,是因為:

第一,它有自己獨立的指導思想。

全紅總的指導思想,是包裹在馬克思主義外衣中的民主、平等思想。全紅總的領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只不過是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某些知識份子的歷史正義感與窮人對富人的狹隘嫉妒心奇妙結合的雜種,故有雜交優勢,統治了十多個落後的國家。

正因為打抱不平的歷史正義感是馬克思主義的父本。故馬克思主義中有若干合理的成份,如那對剝削制度義正辭嚴邏輯嚴密的剖析,那對剝削階級毫不退讓決不妥協的抨擊,那對歷史事件精采深刻入木三分的分析。

至於狹隘的嫉妒心,如那基於仇恨挑動仇恨的階級鬥爭理論,那殘酷暴烈滅絕人性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踐,那分光吃光全民均貧的大鍋飯制度等等。

      當年全紅總年輕的領袖們,早把馬克思主義視之若敞履。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全紅總的鬥士們,在自己的抗爭中,不得不揮舞這只肮贓惡臭的破鞋,是何等噁心,何等無奈呵!

第二, 它有自己獨立的理論綱領。

《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就是這樣一個理論綱領。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工礦企業根據生產規模的變化,產品的轉型,季節性的原材料供應等因素,對勞動力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變化。有部分工人需要經常流動,平衡各部門勞動力,這是社會的合理需求。但是,反映這種合理需求的臨時合同工制度卻是不合理的。

      因為臨時合同工制度沒有保障這批處於流動中的工人的正當權益。他們沒有工齡,沒有福利,沒有公費醫療,與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受到歧視淩辱,隨時有被解雇的危險。一旦被解雇,就失去飯碗,妻兒老小的生存受到威脅。臨時合同工制度嚴重地侵犯了工人的勞動權和生存權,而工人的生存權和勞動權在五四年制定的憲法九十一條到九十八條中明文規定必須保證的。

      文章說,為了國家的發展,這批工人可以為了平衡社會勞動力的需求犧牲自己對穩定收入的追求,但是他們絕不能犧牲自己對穩定收入的追求。

臨時合同工與正式工同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他們只有崗位的流動與固定的差別,而沒有人格和尊嚴的差別,也不應該有政治待遇和經濟利益的不平等。工人階級隊伍不應也不能分裂成對立的兩部分。不能在工人階級中製造階級。黨內最大走資派想利用兩種勞動制度分化瓦解工人階級隊伍,製造一小撮工人貴族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他們想利用工人階級內部的衝突來轉移工人階級和走資派的衝突。今天的正式工,就是明天的臨時合同工。

      工人階級和新生的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現今社會的主要矛盾。走資派是新生的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他們要把社會主義國家,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國家。如果一定要說臨時合同工制是社會主義的勞動制度,那麼,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到哪里去了呢?

文章指出,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但是,建國十七年來,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中的許多人仍為溫飽而憂慮。

      十七年來,已形成一個新生的壟斷資產階級。他們打著全民所有制的美麗招牌,佔有和壟斷了全民的生產資料。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已蛻變為走資派所有制。公有制的閃光外衣下是一張張貪得無厭的血盆大口。

十七年來,在走資派的壓迫剝削下,勞動人民不論是做工務農,都處在供不應求的經濟危機中。如果說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痼疾,而供不應求則是走資派專政社會的痼疾。

走資派把供不應求解釋成購買力上升的繁榮,實際上供不應求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資料極其短缺,反映了社會的普遍貧困化。

供不應求決不是經濟繁榮的象徵,而是走資派專政社會的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的陰影。走資派專政使中國社會出現了五年左右迴圈一次的社會經濟危機。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人民的普遍富裕,而不是普遍貧困。文化大革命吹響了向走資派發動進攻的號角,中國工人、農民和一切勞動者真正當家作主的時候來到了。

文章用馬克思的一句話結尾: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這篇文章因為時間久遠,無法記憶原文。以上僅是大意。從文章大意中可以看到,雖然受到文革的歷史環境限制,在批判走資派的話語中仍然包含了工人階級要真正當家作主的思想內涵。

第三,它有自己獨立的行動計畫

      不論是在全國總工會兩次靜坐、封閉勞動部、簽署《三家聯合通告》、召開《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舉行天安門廣場的示威集會和遊行,全部都是全紅總自己完全獨立的決定,與中共高層無關。

      與中共高層有關的行動只有兩次,一次是進駐全總。當時江青如果不叫全紅總進駐,全紅總自己也早有封閉全總的日程安排。另一次是召開北京工人體育館萬人大會。這兩次與中共高層有關的行動,占全紅總行動全過程中很小比例,影響不了全紅總行動的獨立性。

再說,中共最高當局下令全紅總銷毀聯合通報全紅總陽奉陰違,在暗中大量印發。中共最高當局下令全紅總自動撤銷組織,全紅總置若罔聞,我行我素。直到中共當局把全紅總打成反動組織全紅總仍然沒有停止自己的抵抗。

全紅總是不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它和當時中共上層鬥爭有無互動關係?

      早在中共試爆第一顆原子彈的年代,青年期的李伯特和我就已經注意到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這兩個口號的出現和對立了。

當時我們認為,經過六二年以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經過兩三年放寬政策的養息生存,遭受大躍進嚴重傷害的中國大工業發育不良的畸形軀體,已經遲緩地成長起來了。工業學大慶就是中國大工業形成的訊號和標誌。農業學大寨只不過是以毛為代表的大農奴主階級對抗以劉鄧周為代表的壟斷資產階級的反映。

隨著中國大工業逐漸形成,大工業的一體兩面--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逐漸成熟。中共誕生之時,中國的工人階級既不夠先進,又不夠強大。但是當時同樣是幼小的中共可以說是真心實意為這個幼小的階級爭權益的,儘管中共更多地可以說是一個農民黨。

      當中共成為執政黨後,特別是六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大工業開始形成並漸成氣候,也是中國的工人階級真正成熟的時候,佔有生產資料的中共反而不能代表中國工人階級,也不再為中國工人階級爭權益了。中共的社會地位迫使它不得不去代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資產階級,並為這個自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壟斷資產階級謀利益。

因此,我們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特別是覺悟了的一員,必須為自己爭利益。正是基於這一理念,青年時期的李伯特和我一直在作迎接革命危機的準備。文革開始前,《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已經寫好。

就算毛不發動文革,中共黨內的壟斷資產階級和大農奴主階級的決裂和決鬥是遲早要爆發的。

      所以,中共上層鬥爭只能為全紅總的出現提供機會。而全紅總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

利用與反利用

      全紅總雖然不是中共上層鬥爭的產物,但和中共上層鬥爭的互動關係是存在的--這就是中共上層與全紅總之間互相利用和反利用的關係。

      毛劉之爭在全紅總看來是一個缺口,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也只不過是一個突破口。全紅總的領導核心早就計畫在解決了臨時合同工問題後,將提出一系列的勞動、工資、福利、社會保險、工人的參政權、工人在企業中的管理權等等問題。

      毛和周都是政治上極成熟、極敏銳的搞手。他們從來不敢輕視這股自發的力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面對已成氣候的全紅總,毛周都準備去利用這桶烈性炸藥了。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就是在全紅總封閉了勞動部的次日,江青接見全紅總的十五名代表的當天發表的。毛為這個他未曾意料到的自發的工人運動、市民運動叫好,就像他當年為湖南農民運動叫好一樣。他在叫好的同時,也想揮動他那指揮過千軍萬馬,包括正在指揮他的瘋狂衝鋒隊紅衛兵的大手,把這股自發的力量納入他的軌道。

      毛集團在全紅總顯示力量封閉勞動部後,通過江青接見,就公開向全紅總伸出了操控之手。毛首先想到利用全紅總去奪全國總工會的權。

      全國總工會一向很不討毛喜歡,因為毛一直認為那是搞工運起家的劉少奇的黑窩。毛是靠搞農運發跡的。他一直對他的同盟者非常不放心。此時如果奪掉這個花瓶機構的大權,又安全又解恨,何樂而不為?

在六六年十二月底至六七年初那個階段,毛認為奪權時機已經成熟。毛一貫的手法是樹立一個典型,取得點上的經驗,然後推廣到面上去。當時,毛非常需要樹一個奪權的典型。碰巧全紅總這時封閉了勞動部,並決定次日要封閉全國總工會。

     全紅總封閉勞動部的動作和奪權的動作已很接近。所以,神經過敏的毛對全紅總有了一個極大的誤解--他誤以為全紅總已悟了他奪權戰略的禪機,如聶元梓悟了他反當權派,蒯大富悟了他反工作組的禪機一樣。於是才有江青的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

但是,進駐全國總工會後的全紅總,並沒有按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去奪全國總工會的大權。毛以為全紅總還有顧慮,所以派出解放軍--《解放軍報》的編輯邵一海支左(當時還沒有支左一辭出現,但毛應早有派軍隊支左的打算。),並找來了全總國際部副部長、老革命陳乃康。江青的親信李晉暄也摻沙子摻進了全紅總。以後在文革奪權時期出現過的一系列花招,此時都在全紅總提前出現了。老人家想把全紅總經營成他的試驗田。

      李晉暄等人,早就向王振海和我透露過偉大領袖的戰略企圖--奪權。全紅總五人領導小組也認真討論過是否去奪全國總工會的大權。但王振海和我明確表示全紅總的當務之急是解救那些陷於苦境的臨時合同工。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被解雇後流離失所,懸樑跳河。我們對奪權當官的確沒有興趣。

      當時,《工人日報》造反派頭頭跑來找王振海和我,希望全紅總配合他們再加上《解放軍報》的邵一海,一舉奪下全國總工會的大權。這已經是不久就將出現的三結合奪權模式了。但是,王振海和我婉言拒絕了他們的苦苦請求,告訴他們,要奪權他自己去奪。結果,這夥人還是去奪了《工人日報》的權並將之改名為《工人造反報》。

      如果當時全紅總緊跟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去奪了全國總工會的大權,可能文革中又多了一個聶元梓、蒯大富那樣的造反英雄了。全紅總可能被樹成奪權典型了。歷史決不會因此改變。了不起王振海變成王洪文。

全紅總沒有成為毛的奪權工具,可能毛認為這夥人太愚鈍,有勇無謀。雖然不滿意,但仍然想利用全紅總去做點什麼--因為全紅總的確有些力量。不講全國除西藏而外都有分團,光是北京就有團員五十多萬人。還不算(據周恩來說)上百萬的外地來京工人。

這百萬外地來京工人中,大部分是臨時合同工--被解雇了無工可做無飯可吃,走投無路只有上京告禦狀的饑餓工人。

毛當年在湖南玩過農民運動。他深知一大群饑民聚在一起可能發生什麼--歷史上的陳勝吳廣李自成,當代的彭湃毛澤東,哪一個不是饑餓人民的天才的創造性的煽動者和組織者?

      因此,毛想利用全紅總這桶烈性炸藥去炸掉他真正最棘手的敵人--周恩來。

反周與擁周

      歷史上反毛反得最凶的是周恩來而非劉少奇。但毛要除周遠不象除劉把樣容易。因為中共的軍隊一直牢牢掌握在周的手裏。如果軍隊真正掌握在毛手裏,就不會有什麽 文化大革命了。

遵義會議開始,中共的歷史就進入一個怪圈--軍隊的統率權與指揮權分離,亦即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的怪圈。現在搞的什麽企業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已不是什麽新鮮貨了。

遵義會議上,當時的軍委主席周恩來,這位解放軍的真正締造者和統帥,因為務求考慮問題全面周到,下不了戰略決心,輸掉了反圍剿戰爭,在形勢逼迫下交出了軍隊的指揮權。至於統率權即所有權,他則緊緊抓住不放。放了就沒有以後的周恩來了。

      在軍閥割據,群雄爭霸的二十年代,誰創造了軍隊誰就擁有軍隊。這倒不是中共的發明。有槍便是草頭王,這是封建土壤裏生長出來的軍閥軍隊的一慣傳統。在那個年代創建的中共不可能例外。

遵義會議召開前,毛在長征途中大搞串連--可見紅衛兵的大串連的發明權的確應該屬於他們的紅統帥。

毛串連的結果是遵義會議的召開。遵義會議確立了三人小組與毛分權的體制。毛成了共軍第一位只有指揮權即使用權的統帥。而統率權名義上由三人小組即黨中央擁有而實際上由週一人所獨有。

      從此,黨中央與毛主席的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有了源頭。

在文革中,毛知道與周結盟是相當痛苦的。但與其讓周劉結盟除掉自己,還不如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而這個次要敵人才是最可怕的敵人。

當毛看見心目中真正的敵人在他老人家身旁,畢恭畢敬又意氣風發地穿上那令他刺目痛心的綠軍裝的時候,怎麽能不深感恐懼和痛苦呢?

這些中共上層的恩恩怨怨,一直受到全紅總的頭頭們關注。

全紅總的負責人們大多認為,周雖然是中國大陸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但他畢盡代表了中國工業化的進步方向。代表大工業的壟斷資產階級,勢必戰勝小農經濟的農奴主階級。

      因此,作為大工業的產物的全紅總,不願協助總農奴主毛澤東去炮打周恩來--這群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仲維光先生語),並未喪失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只不過由於年紀太輕,把周恩來太理想化了一點。

      “全紅總既不願去做奪權典型,又不願充當炮打周恩來的工具,更可惡的是裏通外國--去開什麼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不可饒恕的是偷偷印發《三家聯合通告》,刮起了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

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是為了顧及老婆和自己的面子,就叫全紅總自動解散吧。如果這次全紅總在高壓下聽話,也可省去不少麻煩。這筆賬留到秋後再算吧。可是,全紅總吃了豹子膽了,偏偏不聽首長的話,膽敢和偉大導師對著幹。毛又和周再次結盟,鎮壓了自由工人運動。

周本來想把毛利用的這股禍水,反利用引它沖到毛的頭上去--這是周準備參加全紅總召開的大會的本意。但是周去開會途中遇剌,不說對全紅總恨之如骨,也是非常不喜歡了。特別是全國性組織本身就有奪中央當權派大權之嫌。中央當權派乃打不倒的國務院總理是也。但因毛一直縱容全紅總而不好下手。現在毛同意鏟掉全紅總,周趁機把一切全國性組織包括各地造反派組織來個一鍋端。於是就有了二月鎮反

二月鎮反後毛大為後悔。因為他好不容易點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第三次被撲滅下去(第一次被六七月份的資反路線所撲滅,第二次被紅八月紅衛兵所撲滅)

他又來了一次大平反,二月鎮反變成了二月逆流。不過,這次大平反中卻沒有全紅總的份--歷史說明瞭全紅總和中共高層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利用與反利用,控制與反控制,鎮壓和被鎮壓的關係。

全紅總的抗爭對文革歷史和當代中國大陸自由工運有何影響?當前的大陸自由工運人士應從全紅總的抗爭中吸取什麼經驗教訓?

全紅總的抗爭對文革歷史的影響在於它曾獨立地主導了六六年十二月至六七年元月那一時期的文革造反運動。也就是中共官方史官所謂的大刮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的那個寒冬。

        這是文革中第一次群眾自發的自由工人運動。

  中國工人在改革開放中生活品質有了一些改善,但受惠不多。市場經濟的建立不應損害中國工人的利益。

        如果中共當權者真正願意為中國大陸工人的利益考慮的話,應該知道自由工人運動人士決不是它不共戴天的敵人。自由工運人士是社會中的建設性因素。它的出現只會增加社會的穩定力量。

  如果當權者能理性地順應自然和順應歷史,自由工運人士不構成對中共精英的威脅。因為自由工運人士在爭取中國工人的權益的時候,懂得尊重其他社會集團的利益,包括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但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也應該懂得,整個社會的利益不能由它所獨佔。它只有懂得充分尊重每一個社會集團的利益的時候,它的既得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全紅總浩氣長存

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三十年前,都會出現全紅總這樣的獨立工會組織,何況在今天市場體制已經形成的大陸中國?

      過去的已經過去。生活在一個充滿仇恨的社會並不愉快。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希望忘掉仇恨,但不能忘記歷史。

今天的自由工運人士應該更加清楚地記得全紅總三十年前曾指出:中國工人為了中國的工業現代化,能犧牲自己對一個穩定職業的追求,但不能犧牲自己對穩定收入的追求。

      為中國工人爭取他們的社會保障和爭取他們在企業管理上的發言權,這是當年全紅總未完成的歷史任務,現在已義不容辭地落在今天年輕的自由工運人士肩上。

全紅總當年同樣是年輕的一代,為了中國工人的切身利益,為了中國工人能真正當家作主,前撲後繼,奮不顧身,許多人在監牢裏耗盡青春。

要做頂天立地的主人,不做跪地求饒的奴才,這應該是全紅總留給後代自由工人運動的一份遺產。

為了中國大陸的自由工運貢獻了青春和生命的先驅浩氣長存!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 坎培拉

 

(此文連載於美國《北京之春》九七年三,四,五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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