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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七章

第七章 中共中央、國務院下令取締全紅總

 

做好殺頭的準備

元月二十四日下午,沈著擊退了紅衛兵大雜燴瘋狂進攻的全紅總總部委員們,顧不得一夜的緊張和疲勞,面對如此惡劣的形勢,召開了王振海被劫持後的第一次總部會議。會議首先討論了如何應變。大家都認為,劫持王振海後立即來砸全紅總,是希望在蛇無頭不行情況下一舉剷除全紅總。現在目的沒有達到,中共決不會就此罷手。擺在我們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主動撤掉組織,逃回家鄉尋找安全,但難保中共不會秋後算賬。二是硬頂下去,大家都要作好坐牢殺頭的準備。但只有這樣才能為臨時合同工爭到權益和尊嚴。就是失敗了,也可以喚起廣大工人的覺醒。

因此,大家決定作一次無記名投票,在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投票結果,與會的五十六名總部委員中五十五名選擇堅持下去,一名選擇撤銷總部。緊接著,大家提出應立即推選一人接替王振海主持大局。經過選舉,五十二票(不含本人)推選我出任五人小組(此時只有四人)負責人;四十八票推選楊政增補為五人小組成員,仍兼任保衛部長,其餘成員職務不動。會議作出以下決議:

一、二月一日撤出全國總工會大樓。發表聲明,說明全紅總總部將遷往廣州。

      二、楊政、餘雲慶、廖日海、周泉四人在二月二日前飛到廣州做好總部搬遷的準備工作。

三、總部搬遷至廣州後,北京建立全紅總駐京聯絡站,地址設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四、通知全紅總西南區指揮部負責人李伯特在雲、貴、川三省物色一處條件具備的地點建立基地。

      五、北京分團二月一日撤出勞動部,遷往石景山鋼鐵廠。

      六、郝維奇立即和各全國性組織和外地駐京聯絡站聯繫,召開一次全國性組織座談會,建立全國性組織革命造反統一戰線。

二十九日我將擬好的聲明送李晉暄家,請她列印和蓋上公章。

三十日下午,李晉暄將列印好的聲明送到我處。我一看此聲明,大吃一驚。因為這份聲明與我擬的那份聲明相差十萬八千里。李晉暄擬的這份聲明竟然是宣佈全紅總在二月一日自動解散,各地分團自行改名,參加本地區本部門的革命大聯合。臨時合同工制度留待運動後期改革。

我問李晉暄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振振有辭地回答,因為她分管和中央文革聯絡,所以她把二十四日總部會議的六項決議和二月一日撤出全國總工會的聲明都送到中央文革。她說,中央文革指示,要把聲明改成現在這個樣子。這樣,對上對下都有好處。

      我問她這樣重要的事為什麼不和大家商量?她說,難道大家還會反對中央文革麼?沒有中央文革的支持,能生存下去嗎?我很氣憤地問她,組織都撤了,還生存什麼?她把臉一板,厲聲問我:你敢和中央文革對抗?

      我不願多和她爭論,立即叫秘書余洪珠通知所有沒有外出的總部委員到我的辦公室開會,大家來後我把和李晉暄的爭執向大家報告並徵求大家的意見。當時所有的人一看李晉暄的那個聲明都發火了。楊政要李晉暄把印好的這份聲明全部交出來。李晉暄從她手提包拿出大約三百份往桌上一摔,說:我怎麼知道你們敢反對中央文革?我早就把聲明叫毛澤東思想戰鬥團(廣播局的造反派組織)的同志們分頭去散發了,剩下的全在這裏。

楊政把桌子上的聲明嘩的一聲全推散在地上,把手往李晉暄面前一伸,說:對不起,請把總部的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交出來。

李晉暄急了,問大家:大家同意交給楊政嗎?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同意!

這一下李晉暄傻了眼了。楊政問她:你帶來沒有?她結結巴巴地回答沒有帶來。

楊政說:走,到你家去拿。她連忙說不在我家……”

楊政的火更大了,毛勝年和餘雲慶也氣得頓足,楊政大聲吼:你耍什麼花招?你不交出來小心你的安全!

      李晉暄一聽大耍無賴:你威脅我?我就是不交,你敢怎麼樣?

楊政也不理她,叫上毛勝年和餘雲慶就走。李晉暄連忙攔住他們,大叫:楊政你要去哪?你可不許亂來!說著和楊政拉扯起來。

我上前去隔開他們,嚴厲地告訴李晉暄,公章印信和文書檔案是必須交出來的,如果你李大姐不願交給楊政,可以交給我也應該交給我,因為大家已推選我接替了王振海的工作。

她看無計可施,才把手一攤,翻著白眼說:告訴你們實話吧,公章和檔案我早就交給中央文革了。不信你們自己去問。我宣佈,從現在起,我立即退出全紅總。再見!說罷,灰溜溜逃之夭夭。從此,我再沒有見到這位大姐一面。

泰山壓頂

      中共看抓走了王振海整不垮全紅總,煽動紅衛兵砸不爛全紅總,叫李晉暄偷天換日撤不掉全紅總,終於親自出面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國性組織一律撤銷。針對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這一通告,全紅總發出《二告全國人民書》,採取和這個通告對立的的立場。我們又貼出大字報並印發了傳單,質問中共:為什麼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學聯、全國青聯、全國工商聯這些全國性組織有權存在,我們的全國性組織卻要勒令撤銷?公理何在?憲法何在? 

      中共看全紅總仍然不肯就範,在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直接針對全紅總發出《關於文革期間對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處理問題的通告》。全文如下:

(一)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以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據三團體的聯合通告所決定的一切檔,一律作廢。

(二)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錯誤的,中央正在研究,準備分別情況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決定以前,仍按原來辦法進行。

(三)各企業、各單位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和正式的職工、工作人員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有權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四)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為對領導上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應當平反。因此而被解雇的,應當回到原生產單位,按原合同辦事,克扣的工資應當補發。

(五)要把混入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處包工中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假冒組織名義招搖撞騙者,必須堅決揭露。

(六)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沒有必要成立單獨的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以及各地的分團應當取消。參加這個組織的革命群眾,可參加本企業、本單位、本地方的革命群眾組織。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共的這個檔發出後,尚未離京的全紅總外地委員和北京藉的總部委員約三十多人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樓開了全紅總在京總部委員的最後一次會議。五人小組成員金展雲、郝維奇和我一起主持了這最後一次會議。

最後的總部會議

會議開始後,我們首先討論了中共取締全紅總的文件。

      文件中的第三條指出臨時合同工有權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指出臨時合同工和正式工一樣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這和《三家聯合通告》中的第一條和江青三條中的第一條接近。這两個文件都規定了臨時合同工有參政的權利。文件中的第四條,和《三家聯合通告》中的第三條相似,不同之處有兩點:

      一是不提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而提因為對領導上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可見檔的制定者根本不承認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存在。

      二是把《三家聯合通告》中第二條中補發工資一點含進去了。

因此,檔的第三、第四兩條基本上是《三家聯合通告》被閹割後的翻版。這說明瞭中共為了籠絡民心,對全紅總代表廣大臨時合同工所爭取的權益也不敢否定,更顯示了全紅總抗爭的正義性。而正義的全紅總卻在同一檔被勒令解散,真是中共自相矛盾的專橫霸道。

它無異於向廣大臨時合同工宣佈:好處只能由我給你,革命的特權只能由我壟斷。一切改善不能由你自己爭取,只能由我賜予。

      中共作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已把自己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相對立。中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矯情外衣,被全紅總的鬥爭無情地揭起一角,人們可以再一次看清社會主義外衣內包裹的只不過是一具成妖的封建僵屍。

會議決定,搬遷到廣州的全國總部鑒於中共公開取締全紅總,立即改名為改革臨時工合同工制度聯絡總站。分團各自更改組織的名字,進一步整頓基層,等待有利時機。北京分團改名後,可參加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保障組織不散。會議最後決定印發《三告全國人民書》,大家儘快離京,六七年五一勞動節在廣州匯合。

全國鎮壓

會議結束後,外地赴京的全紅總成員先後離去。我和毛勝年等待所有總部成員安全轉移後,在二月二十二日取道上海南下,二十六日回到貴陽。

      全紅總貴州分部此時已改名為貴州省紅色無產者大聯合造反兵團。李伯特、楊爽秋等北上去找我和毛勝年,和我們正好錯過。貴州分部由潘漢發、曹紹忠等一批老工人主持。

三月二日,我和毛勝年在貴陽看見了以牟立善為主任的北京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佈告。在這份佈告上,數十個群眾組織被打成反動組織,其中赫赫頭一名的就是全紅總

這份佈告勒令被打成反動組織的基層成員要到當地公安機關報到登記,勒令各層負責人必須去公安機關投案自首,並公開宣稱要逮捕鎮壓主要頭頭。看來,中共並沒有以取締全紅總為滿足。現在,中共已公然舉起屠刀了。

為了保護貴州分部的廣大群眾,我和毛勝年到了奪權後新建立的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指出北京市軍管會的這份佈告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二月十七日的檔相抵觸。因為在二月十七日的檔中,中共中央、國務院雖然宣佈取締全紅總,但並未將全紅總打成反動組織,並稱參加全紅總的群眾為革命群眾(第六條)。

我們告訴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北京市軍管會的這份佈告不僅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二月十七日的檔相抵觸,而且與中共的憲法相抵觸。再說北京市軍管會也擅越了自己權力。它有何權力對其他省份的組織妄加判定。

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的負責人看了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二月十七日檔後,覺得的確與北京市軍管會的佈告有出入。他們安慰我們,要我們向中央反映,他們也會向中央請示。

      我和毛勝年則做好了被捕的準備。

      當時許多朋友勸我們快離開貴陽去避避風頭。但我和毛勝年一一婉拒。因為我和毛勝年認為,我們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光明磊落,何罪之有?如果一走,正好授予中共的畏罪潛逃的把柄,籍此迫害貴州分部的群眾。再說,我們還要等待正在為我們奔忙的李伯特一行回來,不能讓他們成為我們的替罪羊。

三月三日晚,李伯特一行回到貴陽。聽說我和毛勝年已回來,他們顧不得回家,立即深夜趕到我家。

      李伯特告訴我,他們已在雲南紅河地區建立了安全基地,這次去北京就是準備去把王振海、毛勝年和我等接到紅河。他早已買好次日淩晨到昆明的火車票,要我和他們馬上去毛勝年家叫毛勝年準備立即動身。

當我們正準備吃完宵夜出發時,一群全副武裝的軍人包圍了我家。貴州省革委保衛領導小組來執行任務的負責人說,他們是奉中央之令來逮捕我們的。

當晚,李伯特、毛勝年、楊爽秋(女)和我等被捕。次日,全紅總貴州分部的主要負責人潘漢發、鄔光順、廖蓉花(女)、王秉忠等數十人和總部成員張德明、余洪珠(女)等均被關押。

      此時,全國各地的全紅總各級負責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連的群眾則無法統計。

自由的火種

      但臨時合同工的鬥爭並未因全紅總被殘酷鎮壓而消失。一批勇敢者仍在頑強地苦鬥。直到六八年元月,中共又下達鎮壓臨時合同工、反對經濟主義的檔,並在六八年公開將全紅總已被捕的負責人判刑,開展了新一波對臨時合同工鬥爭的殘酷鎮壓,才使波濤洶湧的臨時合同工運動,也是文革中自由工運平息下去。

時間已過去三十年。全紅總三十年前播下的自由工運的火種並未熄滅。不論是在西單民主牆時期,八九民運時期直至最近,都可以聽到大陸工人爭政治自由,爭經濟平等的聲音。

在所有被判刑的全紅總負責人中,本人被判得最重——判有期徒刑最高刑二十年。王振海被判刑五年。貴州籍的全紅總成員毛勝年被判刑十五年,石應寬被判刑十五年,李伯特被判刑十年,歐陽林被判刑七年。其中除毛勝年在六九年提前教育釋放,歐陽林坐滿刑期七年外,其他幾人均坐了十年以上的大牢,在四人幫被捕後先後平反。

這些人平反後情況如何?

      倔強的湖南人楊政(全紅總保衛部長)平反後從未停止反抗。長沙的官僚們羅織罪名,使他幾次陷獄。直到八九民運前夕,他仍然未重獲自由。

貴州人李伯特在西單民主牆時期就參加了貴州中國人權同盟的活動,一九八二年赴香港定居,在王炳章創建中國民聯時期加入中國民聯。李伯特以後在我的幫助下認識貴陽浪潮讀書會的一批精英。並通過這批精英中的一些人和貴州啟蒙社的精英籌組了中國民聯的貴州分部。

筆者七八年出獄後籌建了貴州的中國人權同盟。八九民運中,險些兒落入法西斯手中,現在被迫流亡海外。

至於全紅總的領袖王振海,在八九民運前夕,筆者聽說他準備在長沙籌辦一所民間大學,不知現在是否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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