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党 - Chinese Labour Party

自由,公正,互助

  • Increase font size
  • Default font size
  • Decrease font size
Home 工运文献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五章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五章

第五章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和周恩來遇刺事件

 

打開國際通道

      全紅總的獨立獨行,不僅表現在不受中共高層操控。力圖衝破中共的高壓力和封鎖,打開國際通道,也體現了全紅總的獨立意志。閉關鎖國,剝奪人民的知情權,是中共建政十七年,特別是在文革初期的特徵。對外交往在民間是絕對不允許的大逆不道裏通外國行為。但全紅總首開了中共建政十七年來的民外交往的獨一無二的先例,那就是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西苑飯店召開的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又稱國際記者招待會)。

     全紅總五人小組的金展雲,前面已經提過,他並不是臨時合同工,而是中央廣播電臺對外部波蘭語高級翻譯。他進入全紅總的領導核心後分管對外聯絡亦即外交工作。這在當時的群眾組織中是極為罕見的。因為當時的群眾組織多在炮轟某一地區、某一系統、某一單位的走資派,批資反路線。但與眾不同的是全紅總早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改組後就把打開國際通道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我和王振海商量提名金展雲進入領導核心的時候,有一個想法--中國的自由工人運動和獨立工人組織需要國際上的聲援,支持。金展雲分管外聯工作後,的確非常出色。他通過李敦白的關係,向許多外國左派駐京代表,外國專家,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們介紹了全紅總

《三家聯合通告》簽署後的次日--一九六七年元月三日,金展雲在五人小組碰頭會上告訴大家,為了讓國際上瞭解全紅總,應該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五人小組一致同意了金展雲的提議,並責成他和李敦白去籌備這個會議。金展雲和李敦白的辦事效率很高,才一兩天時間就籌備就緒,並把通知發給被邀請與會的外國朋友們,決定元月八日召開此會。關於會議名稱,原訂為國際記者招待會,但考慮到這個名稱太敏感,改為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會期確定以後,金展雲在總部會議上作了簡報,大家也準備了與會的資料。

我把全紅總的這一決定告訴了中央文革聯絡員邵一海。邵一海聽後很吃驚,他告訴我:對外交往是需要中央批准的,你們要特別小心,最好少和外國人打交道。這些外國朋友中混有別有用心的人。邵一海說他立即報告中央文革,要我們等待中央文革同意再開會。我對他說,請帖都發出去了,希望他催促中央文革早些批准。這是六七年元月四日的事。直到會議召開前的元月八日中午,邵一海都沒有肯定和否定的回答。

元月八日中午吃飯時,我告訴邵一海,中央文革到現在沒有否定的指示,會議應該如期召開,我希望邵一海能出席這個會議。邵一海聽後臉色相當難看,情不自禁地念著:膽大妄為,膽大妄為……”放下半碗沒吃完的飯起身就走,也不和大家打一個招呼。這是我看見邵一海第一次生這樣大的氣。

      邵一海走後,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王振海和我身上。不言而喻,大家都想知道,在邵一海生氣和中央文革未作答復的情況下,這個會還開不開。王振海用肘拐了我一下,我在他明亮的眼睛中看到堅定的閃光,這時真是此時無聲勝有聲,我對他,也是對大家眨了眨眼,心有靈犀一點通,大家一下不約而同大聲鼓起掌來。看來,近八十名全紅總的總部委員雖來自五湖四海,出身、背景不盡相同,但大家都在心底裏有一個在當時不能說出來的信念--管他什麼黨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我們要走自己的路!

元月八日晚八時,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在西苑飯店大會議廳召開。有一百多名各國外交官、駐京記者、左派組織駐京代表、援華專家參加。全紅總全體總部委員出席了會議。

會議由我主持,李敦白擔任司儀和英文翻譯。王振海代表全紅總作了重要講話,其他的總部委員張寶成(遼寧代表)、余洪珠(貴州代表)等也介紹了本地區的臨時合同工的悲慘遭遇。全紅總的幾位代表發言結束後,外國朋友紛紛提問,由我和王振海回答。會議進行到近十二點才結束。

會議結束後大家合影紀念。這張合影照,在我被逮捕後成為中共誣指我裏通外國的證據。其實官方除了中央文革聯絡員邵一海出席會議外,新華社、《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記者近二十人到會攝影採訪。而中央電視臺、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都全程攝像錄影。會議結束後,所有的中共官方記者都來請示邵一海,關於會議的新聞發不發?只見邵一海黑著臉說了四個字:一律不發!後就匆匆走出了會場登車而去。

      邵一海之所以這樣生氣,一是我們膽大妄為擅自召開國際記者招待會。二是會上我們用大量事實揭穿了中共自詡沒有失業人口的謊言,讓全世界第一次瞭解了鐵幕後所謂當家作主的大陸工人的悲慘境遇。這對於面子勝過肚子的假大空中共党文化來說,的確是極大的犯上作亂。這才是真正的反了。中共高層也開始嘗到了對運動失控的味道。這大概也是以後中共決心取締全紅總的一個重要原因。

周恩來插手全紅總

會後,周恩來與我通電話時批評我:你們就是不聽話,不聽打招呼。在外國人面前哭哭涕涕象什麼話!家醜不可外揚嘛!你們這樣做置中央於何地!

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以後,中央文革較少和全紅總直接電話聯繫了。邵一海雖然經常來,但多是默默地觀察,很少發號施令。他知道,他講的話,我們不一定聽。直到元月十六日晚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大會時,邵一海都象幽靈一樣在我們身邊。

奇怪的是,元月十六日晚周恩來即將出席全紅總萬人大會的前幾分鐘,也就是周恩來的座駕已離開了中海南,快要到達北京工人體育館前的幾分鐘,邵一海突然失去了蹤影。

      在邵一海失去蹤影的同時,我聽到一個更驚人的消息——周恩來在快接近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路上遇刺。

全紅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的這個萬人大會,就是江青曾指示在人民大會堂開的那個中型會議的擴大。

全紅總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進駐全國總工會後,如前面提到過的,有一夥首都三司的學生不請自來,毛遂自薦地協助我們籌備會議。這夥人曾籌備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近十萬人向資反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應該有籌備大型會議的經驗,所以我們同意他們住進全國總工會為我們籌備大會。這個會議原來準備在元月三日召開,但不知他們搞什麼鬼,一拖再拖,拖到元月十六日才開成。我們當時忙於簽署《三家聯合通告》,召開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和各省分團的成立,也沒有太多精力過問他們的籌備工作。全紅總分管此項工作的毛勝年和唐靜,基本上沒有直接參與其中。所以可以說這個大會完全是這夥人一手包辦的。

這夥人的頭頭有兩名,一名是地質東方紅的史學忠,一名是清華井崗山的宗祥榮。直到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元月十五日上午,史學忠突然把我拉出我的辦公室,說有重要事情向我彙報,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他的辦公室,會見了已在其中等候我的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的趙秘書。

趙秘書客氣地寒喧了一番後告訴我,周恩來明天(元月十六日)將出席我們的大會,問我希望周恩來講些什麼?我當時聽後又喜又驚。喜的是我從小尊敬的偶像--周總理現終於要公開表態支持我們了,這將大大減少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阻力。

     《三家聯合通告》簽署前,江青等曾暗示我們去炮打周恩來。當時我們對江青印象不好,認為她太跋扈,太輕狂,加上老毛在我們心目中一直是專制暴君老魔頭,結果誰也沒有聽江青的話。這次召開的大會,因為是江青所提議的,出於一種良好的,但是極幼稚的想法--不希望周在這個會上尷尬,我們沒有主動邀請周出席。現在周不請自來,姿態很高,我們怎麼不高興和驚奇呢?

      我對趙秘書說,周總理在日理萬機中能出席我們的大會,已經是對我們的極大支持了。我們希望在周總理不為難的情況下,為廣大的臨時合同工說幾句關心他們疾苦的話,使他們看到改革臨時工制度的希望。趙秘書略為沉吟,告訴我,他立即用電話向周總理請示。

說罷,他撥通了周的電話,把我們的想法向周報告。他說後,不知周在電話中給他說了什麼,他把電話遞給我。

周在電話中頗為誠懇地對我說,我們的要求他可以辦到,他一定會表示臨時工合同工革命造反的大方向是對的,黨中央是支持的。

他說,他有一個要求,希望我們不折不扣地執行--就是大會要提出兩個主要口號:一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鬧革命!另一個抓革命,促生產。

他說,要全紅總通過這個大會做好來京臨時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們立即離京返鄉,減輕中央的壓力,便於整頓北京的社會秩序。

他最後問我能不能辦到?我回答他:能。他說他會和全國總工會主席劉甯一一道來,要我們對劉寧一客氣一些。

      周和我通完話趙就離開了史學忠的辦公室。

神秘的周恩來遇剌事件

元月十六日晚七時許,我和趙秘書,邵一海、王振海、楊政等提前到達北京工人體育館。體育館外有數千解放軍擔任警衛。體育館內早已擁滿各地來京的工人,座位無法坐下,許多人站在和坐在通道上。主席臺周圍佈置了三層警衛:第一層(最外層是數千名解放軍和軍事院校學生。第二層是全紅總總部衛隊(前進戰鬥隊)隊員。第三層(最內層)是中央警衛團和公安人員。

      我和楊政與趙秘書在休息室等接待周恩來。邵一海、史學忠等人也在場。王振海在臺上主持大會。大約七點半鍾,趙秘書和中南海通了話,告訴我們,周恩來和劉寧一分乘兩輛小車離開了中南海,將在八點差十分左右到達工人體育館。八點差一刻左右,劉寧一的座車先到。趙秘書問劉甯一,周總理的座車是否在後面?劉說在後面,一兩分鐘就到。趙秘書帶著我和楊政,還有近百名公安便衣警衛隊在入口處等候周的來臨。

      寒風中,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了,趙秘書焦急地一次又一次地看手錶。時間已到八點,周的座車仍然未來。八點十分仍然不見周的座駕蹤影。

趙等不住了,焦急地去休息室打電話。

不一會,趙自言自語地從休息室出來,他一邊走邊看手錶邊說: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呢?我問他究竟怎麼啦?他說,中南海說總理已經來了,怎麼這樣久還未到?大概到了八時二十分,周仍未到來,趙秘書已如熱鍋上的螞蟻,滿頭大汗。  這時,一位警衛人員從休息室走來,叫趙秘書和全紅總的負責人接聽電話。趙進入休息室聽了電話,臉色大變。他放下電話,悄聲對我說:總理途中遇剌。幾十個騎摩托車的人向周總理的車子開槍,幸好紅旗牌的防彈裝甲很厚,馬力又大,總理已經安全脫險回到中南海。你必須絕對保密,只能對群眾說總理有特別緊急的事要處理,不能參加大會了。你快去請劉甯一書記(劉當時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來,我和他們馬上回去。

      我聽後很吃驚,很沉重。只得去前臺把劉寧一請下臺來,讓劉和趙迅速離開工人體育館。當天會議結束後,我只將此消息告訴了王振海和楊政二人。

      事後楊政問我,當時是不是周恩來編造遇刺假像,用以栽贓全紅總又可籍口不出席大會?但據我看當時的情況不太可能。一是周當天若能出席大會,可以化解臨時合同工對他的不滿。以周的圓滑和精明,他決不會放棄這個化敵為友的良機。二是劉寧一當時沒有必要說謊況且沒有任何說謊的跡象。三是趙和我一直在一起,他的焦急決不是裝出來的。再說臨時合同工問題一直是周的一塊心病,當天即可輕快除掉,並把毛利用來炮打他的力量為他所用,他何樂而不為?

當時事有蹊蹺之點是:

一、江青一夥本是這次會議的提議者,會前一口應承要來,當天為什麼不來了?

二、邵一海作為中央文革聯絡員,當天為什麼中途失蹤?而他失蹤的時間正巧和周遇刺的時間如此接近?

三、從這一天後,邵一海就和我們失去了聯絡,中央文革也不願接聽我們的電話,難道其中沒有原因嗎?

      四、江青的座駕在長安街上也曾被聯動的一群狂人騎自行車追逐碰撞,為什麼周的遇剌如此相似?只不過自行車變成了摩托車?

以上這些疑點均在目前無法澄清。究竟是有人想挑拔周恩來和全紅總的關係並籍此嫁媧於全紅總?抑或是周恩來玩了全紅總一手為今後鎮壓全紅總製造理由?還是周的政敵剌殺周選上那天的時辰,周之遇剌與大會無關純屬巧合?

      由於沒有充分的證據,以上的推測只有等中共的有關此一事件的檔案解秘曝光之日才知分曉了。

 

 
Add to: JBookmarks Add to: Facebook Add to: Windows Live Add to: Yahoo Add to: 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