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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三章

           第三章 封閉勞動部,進駐全國總工會和江青接見

 

靜坐全國總工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國總部兩次來電催我北上。十二月一日我把公章印信交給李伯特和楊爽秋共同保管,並確立財務開支制度後,乘坐當天六六六次串連專車,和毛勝年一道以貴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達北京。

這時,全紅總正在全國總工會八樓進行預計為期十天的第二次靜坐。這次靜坐有各地臨時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總把對全紅總的口頭承認落實為合法註冊,刊刻公章印信和撥給活動經費。

我和毛勝年一到北京,羅運泉和廖閣夫就把他們擬的全紅總宣言草稿交給我,要我根據《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的內容修改補充。經過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奮戰,全紅總宣言終於定稿付印,並於次日正式發表。

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團正式宣告成立,並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近三萬人參加的遊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場講了話。緊接著,全紅總的湖南分團、黑龍江分團、吉林分團、廣西分團、廣東分團、江蘇分團、上海分團、河北分團、內蒙古分團、安徽分團、江西分團相繼在各地成立。一場為臨時合同工,同時也為正式工爭取權益的聲勢浩大的風暴席捲了全中國。

      十二月六日,全總馬純古和勞動部黨組負責人聯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關於如何解決臨時工、合同工問題的請示報告》,提請中共中央重視全紅總所領導的全國性的臨時工合同工造反問題,指出臨時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嚴重性。在當時的中央工交口會議上,李富春向周恩來作了關於全紅總的彙報。周恩來表示應予正確疏導。

十二月八日,全國總工會經過李富春批准,終於正式為全紅總刊刻了公章,辦理了註冊手續,並和全紅總再達成會談記要,表示支持全紅總的革命行動,同意在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臨時合同工,並決定和全紅總確定再次會談研究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紅總原來預計靜坐十天,而實際靜坐了八天就取得了勝利。

十二月十日,全紅總召開總部擴大會議協商籌備與全總、勞動部會談具體方案。會上,羅運泉提出成立會議籌備組專司會議籌備事宜。但任總指揮的杜某某表示不同意,他認為原來一個秘書處的集體領導已經把他架空,現在再成立一個會議籌備組將置他於何地?但他的意見只得到少數人的支持而被否決。當時,杜某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辭職並退出全紅總

      杜某某退出全紅總後即和一批復員退伍軍人組織了紅旗軍,以後也遭到中共鎮壓和取締,這是後話。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紅總不得不立即進行改組,這是全紅總的第一次改組。這次改組把原秘書處改稱為五人小組(對外稱秘書組),宣佈一切權力歸五人小組

五人小組由王振海、我、羅運泉、廖閣夫、郝維奇組成。分工是王振海負責北京分團,我負責理論和日常事務的處理,羅運泉、廖閣夫專司對上聯絡,郝維奇負責對其他群眾組織的聯絡和科委系統的全紅總分支組織的組建。

      此外,任命了毛勝年任組織兼內務組長,楊政任保衛組長,唐靜(女)任宣傳組長,韓琳(女)任聯絡組長,張德明任接待組長,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團團長。

最後通牒

從十二月十日開始,我除了處理繁雜的日常事務外,每天晚上都要草擬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復一些重要的電報和信件。電報多是各地分團的請示報告,而信件則多為各地臨時合同工受解雇、受剝削、受壓迫的嚴重情況。當時各地投訴的信件每天多達二千來封,我的秘書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頭脹腦。但從這些信件和各地分團的來電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臨時合同工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甚至發生多起被解雇後的工人自殺事件。

羅運泉、廖閣夫天天去找全總和勞動部的王志傑,郗占元、李正亭等人,希望他們早日與我們會談,通過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並報國務院批准。但一碰這些具體問題,這幾位部長、書記總是一拖再拖,遲遲不確定會談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關將近,各地的投訴電報、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個人拆閱分類。那時的信件每天已經不是幾千封的問題了,而是幾大麻袋。但內容都是相似的,而且情況越來越緊急嚴重。

      十二月二十日我們再次召開總部擴大會議,責成羅、廖二人與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作最後交涉,要求他們在二十三日前確定三方會談日期。羅、廖二人結束會議後立即趕到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向他們提出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共同答復全紅總,確定三方會談訂於次日在勞動部禮堂召開。我們松了一口氣,分頭作好會談資料的準備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勞動部來電話通知會談延期至次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勞動部又來電話將會談延期到次日。

      這兩次延期引起所有總部委員的憤怒,當時,全紅總已由冶金部第二招待所搬遷至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因為總部要員已達八十餘人,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二樓已住不下了。因此,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全紅總召開了總部會議,並作出一致決議:如果明天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再拖延日期,就在當天先把勞動部封閉,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國總工會封閉,向全世界和全中國人民表達我們要真正當家作主的決心和力量。

封閉勞動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團,動員北京分團全體團員處於緊急待命狀態,動員人數不得少於五萬人。

二、總部委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楊政帶領,專門準備主持北京分團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的行動。其中,我負責擬定王振海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時的發言,封閉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後發表的宣言和聲明。楊政負責組織三百人左右的糾察隊,以維持秩序,力爭行動中不傷一人,不毀一物。另一部分由羅運泉、廖閣夫、郝維奇帶領,先期進入全國總工會維持全國總工會的秩序和現狀,準備迎接大隊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閉全國總工會。

三、擬定這次行動的口號:

() 向劉老闆算總賬的時候到了!

()徹底剷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

      ()我們要革命,要生產,要吃飯!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動到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聯絡的羅運泉、廖閣夫帶著絕望和無奈的口氣打回電話: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竟然又把決定在二十五日召開的三方會議推延了,而且這次是無限期的推延。他們說,勞動部和全總的負責人說元旦將近,過了新年再說吧。

      我把電話放下後,立即通知總部委員根據昨天的決議進入自己的位置。我拔通了王振海的電話,要他在下午兩點前把人馬帶進天安門廣場,兩點正準時集合,進行動員,天始行動。

二十五日下午兩點,北京分團開著數輛宣傳車,準時而有秩序地進入天安門廣場。北京分團當天可能來了五至六萬人,把金水橋的兩側都站滿了。兩點正,王振海在一輛宣傳車上講話,佈置了今天的行動。在王振海講話的時候,許多外地來京的臨時工合同工和上訪者,串連學生聞訊趕到天安門廣場,加上圍觀的群眾,人越來越多,長安街的交通終於阻斷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王振海講話結束後,隊伍在宣傳車的帶領下徐徐移動。本來的安排是我和王振海乘坐宣傳車帶領大隊向勞動部行進,楊政率領糾察隊的三百餘人乘坐幾輛北京分團借來的大客車先到勞動部向工作人員說明封閉行動的目的和方法,爭取得到理解和配合,避免大隊到來時發生誤會和衝突。但是我擔心楊政脾氣不好,就隨楊政率糾察隊先行到達勞動部,經過我們的解釋和說明,工作人員也樂於回家,所以糾察隊的三百餘人在勞動部的造反組織的配合和帶領下,迅速封閉了勞動部除禮堂、二樓會客室和總機房外的一切辦公室,並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測出現。

王振海帶領的大隊大約在下午五點左右到達,把勞動部圍得水泄不通。王振海再次通過勞動部的廣播系統發表談話,宣讀聲明,宣佈紀律,直到八九點鐘,隊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點左右,我和王振海等總部委員們正在勞動部二樓會客室休息,幾位糾察隊員忽然帶著兩名軍人進入會客室。他們一進門就要找王振海和我。那幾位糾察隊員頗為緊張,擔心軍方幹預我們的行動,或直接來逮捕我和王振海。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來幾十位糾察隊員把大門封住。這兩位軍人看著他們驚疑滿面、準備拼命的樣子笑起來了,連聲說:請不要誤會,請不要誤會!我們是中央文革的聯絡員,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來支持你們的!這時,不知是誰帶頭喊起了口號:感謝中央文革!感謝江青首長!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毛主席!一時間,口號聲和掌聲此起彼落,這兩位軍人和王振海與我又是握手,又是擁抱,真是否忙得不亦樂乎。這也是這次封閉行動第一次出現擁毛擁江擁中央文革的口號。

      其中一位戴眼鏡的軍人自我介紹是解放軍報的編輯,名叫邵一海。他把我叫到一旁,壓低聲音說:毛主席七十三壽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首長要接見你們。為了首長的安全,你必須從現在起保密,絕對保密!希望你把總部人員的檔案交給我們,便於中央審查和決定參加接見的人員,現在就走,好嗎?我把情況悄悄告訴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總部委員在二十六日下午三點鐘前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集合,不得有誤,其中包括他自己。我告訴他,把勞動部現場交給糾察隊看管即可,快快休息一下趕回總部。說後乘坐邵一海等二人開來的一輛華沙牌小車回到西什庫,把所有總部委員的檔案副本交給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許,邵一海隻身來到西什庫,交給我一張列印好的名單,一共有十五人。他告訴我,中央文革決定接見這十五名全紅總的代表,要我分別秘密通知這十五個人,晚上七點前在西什庫兒童工讀學校右側的街口等待,在七點正會有一輛車前亮著三盞紅燈的草綠色大客車來接我們。

      當天晚上七點鐘,這輛大客車如約準時到達。我們上車後,車子先開到平安裏《解放軍報》社大院內停下,然後上來兩位軍人。邵一海向我們介紹,這兩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報》代總編唐平鑄和《解放軍報》副總編胡癡。在大家的掌聲中車子開動,直奔向人民大會堂東門。臺階上直到停車坪,幾排軍人排著長長的隊伍。我們下車後在邵一海等人帶領下,穿過這長長的軍人隊伍,在這些軍人的敬禮和鼓掌中進入了東大門,到達東會議廳。此時我看掛在牆壁上的大掛鐘,正是七點四十分。

中央文革接見及進駐全總

      我們坐下片刻,正當時針指到七點五十八分時,江青率領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進入東會議廳。

江青一進門就大聲說:同志門好!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好!在大家的口號和掌聲中,江青先按邵一海給的那張名單的名字一一點名,並問每人的情況後才入座。

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們的!這次接見從當天晚上七點五十八分開始直至次日淩晨零點三十四分為止,長達四小時三十六分。

其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全紅總代表的發言和江青等和勞動部兩個副部長郗占元、李正亭及全國總工會書記王志傑的問答,其餘的約三分之二的時間是江青講話和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的簡短插話。江青講話長達兩至三小時。

我和唐靜、邵一海都作了記錄。而我用速記方式的記錄使用了幾十張紙。會後全紅總印發的江青講話僅四千來字。這份記錄是我在當天晚上連夜整理後交《工人日報》鉛印的。

      除了這份記錄外,邵一海等也印發了另一份更簡短的列印記錄。現在這兩份記錄都流到海外,這就是所謂江青講話記錄的兩個版本的由來。在整理這份記錄時 候,邵一海要求我把江青談話中與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無關的部分儘量刪除。所以說,現在流傳到海外的這兩份江青講話記錄都是極不完整的。

在這次接見中,江青當場要全紅總代表擬一個以中央文革名義發出的通知。這個通知當即由我草擬並交給江青過目。內容是:

一、必須允許所有合同工、臨時工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視。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臨時工,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解雇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回原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臨時工。應宣佈立即平反,賠償損失。

江青接過我擬的這個三條,和陳伯達、康生交換看過後說:我建議修改一下。其中第三條在十六條中和中央軍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經提到了,不必再提。我聽說合同工隊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壞右分子,除了有現行反革命活動的,也要給他們一碗飯吃,我看這樣修改好不好?--

接著,她念了她親手修改的三條。其中一、二條不動,只是第三條作了如下改動:現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整理這份記錄時,我感到這樣提不妥,打電話給江青,經她同意修改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按十六條處理

      在這次接見中,江青還要全紅總辦三件事:

      一、開一個中型的控訴大會,地點在人民大會堂。

      二、擬出改革臨時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報中央。

      三,到門頭溝煤礦作一次調查,立即將材料交中央文革。

接見結束時,江青給我留下她的電話,並指定唐平鑄、胡癡、邵一海作聯絡員。從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邵一海基本上常駐全紅總

      江青接見後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國總工會派出數輛大小汔車,把我們接去,辦公在全總大樓,住宿在小灰樓。從十二月二十七日開始,全總陷入癱瘓,全紅總主持了原全總的一切工作。作為一個獨立的工會組織,全紅總完全取代了官方的全總,直到全紅總被中共取締。

在江青接見我們的當天--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中共迎接來的是什麼新高潮呢?

      可惜,這個新高潮並沒有按毛澤東的旨意把矛頭指向走資派,而是指向了中共的剝削制度。一場波及全國、聲勢浩大的爭政治平等、同工同酬、改善福利待遇、補發拖欠工資的工人運動洶湧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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