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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工运文献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一章

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第一章

 

第一章 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和全紅總的籌建

 

論臨時工合同工制度》

   “全紅總”的出現是和《論臨時合同工制度》這份油印傳單分不開的。正因為這份傳單的傳播和媒介,“全紅總”的幾位創始人才互相認識最後走到一起。自從我七八年底平反出獄後,不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我都一直在找尋這篇文章。直到我在澳洲國立大學訪問期間,才在該校的圖書館,發現一篇《現有的合同工制度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此文刊載於六八年二月三日的《勞工戰報》。

    《勞工戰報》是由“廣州市印刷系統紅色勞動者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發行的。這份《勞工戰報》發行在“全紅總”已被打成“反動組織”近一年之後。當時我正因是“全紅總”一案的“主犯”,被單獨關押在貴陽市看守所一間漆黑的小牢房內。

    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在大陸找到一篇被大幅修改過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

    儘管時光已逝去三十年,我讀到此文仍然感慨萬端和欣慰不已。一是可以看出,當年的自由工運並未因“全紅總”被中共殘酷鎮壓而消失。二是在這兩篇文章中,可以大約看到《論臨時合同工制度》一文的影子。

   《論臨時合同工制度》並非在文革期間寫成。它完稿於文革前夕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當時我十七歲,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

   
在這裏,有必要提一下仲維光兄發表在《北京之春》去年十月號的一篇寫得極好、極為精采的文章--“‘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誕生史實”。

    在此文中,維光兄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文革中的年輕一代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指出了紅衛兵並非造反而是衛道--衛毛澤東專制獨裁之道,大搞階級鬥爭之道,它順乎六十年代初期在大陸社會占統治地位的中共一黨專政的“主流”思想。維光兄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血統論”,就沒有紅衛兵。更可貴的是,維光兄指出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當時想做奴隸而不得和在文革中想做奴隸而得到的可悲。

   
是不是所有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如此呢?這裏,我就不太同意維光兄的兩個論述:

  “那時的平民們,即所謂造反派們在價值上並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不止是幹部子弟,而是幾乎所有的伴隨極權社會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經喪失了自己‘獨立’思索的能力,喪失了一般社會的判斷能力。”

   
我不太同意維光兄這兩個論述的原因是:第一,平民並非一定是造反派。平民中更多的是逍遙派。第二,說平民和造反派們在價值上“並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也太絕對了。遇羅克應屬於仲文的“平民”範圍內,楊小凱應屬於仲文的“造反派”範圍內,儘管他們在當時的公開著述中沒有明確地提到“人權”等等概念,但不能因此說他們所代表的一群人“沒有人的意識的覺醒”。第三,“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對社會有不同於中共官方“主流”思想的看法,並非只有遇羅克等鳳毛麟角的兩三個人。

 一群年輕的叛逆者

     
就以我們周圍的一批青年人來說,都是與維光兄同屬“到六六年為止的青年”,也可以說大部分屬於“老三屆”。我們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屬於“平民子弟”。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父母長輩和親戚被中共“殺、關、管”。對我們這些在中共階級鬥爭的苦水中泡大了的青年而言,從不認為中共的統治具有合法性。我們認為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法統的正是敗退到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在學校裏,老師教育我們,國民黨是反動派,我們的父輩都是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壞蛋,要我們和家庭“劃清界限”。

在家庭中,長輩告訴我們,共產黨是匪,依靠暴力非法取政中山先生才是我崇敬的。因為孫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我們相當一部分人從小就受洗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認為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只有神才是權威,才是全能的。人,不論是什麼人,包括孫中山、蔣中正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都是有限的。而在我們的圈子中,一般稱毛澤東為“毛匪”、“老魔頭”,而稱蔣中正和周恩來為“老蔣”和“老周”,略帶一點敬意。

     
因此,我們絕不像某些學者武斷地認為在一個極權社會中成長的人,一定在極權文化的薰染下形成所謂“威權性格”--即是對權威的奴從和自己也想成為權威。當然,在中共一黨專政的那個極權而殘忍的社會中,有相當大的一批人的確具備“威權性格”--而不論其出身如何。這批人在大陸的的確確占了人口的很大比例。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隨著年齡的增長,讀的書逐漸多了,大多是十八、十九世紀的一些文學、政治、哲學著作。在我們那個年代,也就是文革初期破四舊以前,由於中共還沒有在文化領域實行無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還有一點寬鬆。特別是從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的六二年開始,思想文化領域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活躍。當時在我的家鄉貴陽,出現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批民辦夜校和夜大學,我雖然當時只有十四歲,也在強烈的求知欲驅使下,和自己的幾個早熟的小夥伴進入了貴州師範大學(當時叫貴陽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王夢淵和他的兒子王希齡創辦的黔靈中文速成大專班,用一年的晚間速成中文系四年的課程。這些小夥伴中,有今天在中國文壇上有成就的思想家(為了他的安全起見,隱其名),也有以後成為全紅總的第一個地方組織--貴州分部的發起人之一的葉文築。

六十年代初葉的中蘇共大論戰,吸引我們這批青年對馬列著作發生興趣。而中共批判蘇共的三和兩全——即和平竟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全民國家、全民黨很合我們的胃口。蘇共批判的史達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不正是中共在大陸的醜惡統治的寫照嗎?是中共還是蘇共搞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為什麼在十幾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統治思想?這些問題使我們這些青少年,在知識仍然非常貧乏的狀況下,深入到那艱澀的馬列著作中去尋找答案,當時已經翻譯出版的馬恩列斯著作都儘量找來閱讀。

我們還訂閱了當時在布拉格出版的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刊物——《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在這本刊物上,我們感受了當時已經出現的人類歷史進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當時中共猛烈抨擊的凱恩斯的人民資本主義則從另一個角度給了我們現代西方先進理論的啟蒙教育。當時對我們影響較深刻的除了馬列著作外,還有相當一批西方思想家,特別是盧梭的作品中的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等等。

對這些書籍的閱讀和討論,無形中形成了類似於八十年代的讀書會性質的圈子。而我們這個小圈子中的主要成員,也成了文革中的全紅總的主要成員和七八--七九年民主牆時期的貴陽浪潮讀書會和八九民運時期的貴州沙龍聯誼會中國人權同盟的主要成員。

在我們的小圈子中,對中共的看法也在逐漸深化,並沒有停留在童年時期幼稚的仇恨和偏見上。我們認為中共的出現與中國的工業化分不開的。我們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封建專制和現代大工業相結合的怪胎,而馬列主義尤其是史達林,毛澤東的主張則是法西斯的一個旁枝。也許這些法西斯主義者的歷史動機和理想可以給予某些正面評價,但是他們實現理想的手段與目的相衝突。

在這時,我們不再把中共的領袖和幹部看成一些沒有文化,沒有教育的暴徒,我們認為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份子。在實現人類大同和促進國家進步這些基本目標上,我們與中共精英們沒有衝突,但是在實現理想的方法上,我們主張和平,民主,非暴力,而中共則崇尚戰爭,獨裁和專政。

由於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和我們也認為中國的工業化是必然的,因此,我們開始對中國工人運動及其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

特別是一九六四年中共在四清運動中貫徹所謂階級路線,我們這些父兄被殺關管的子女不論成績和表現再好,也被掃出學校大門,被中共階級鬥爭的鐵掃帚掃進了社會的最底層--被歧視被剝削最甚的臨時合同工隊伍。因此,我們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

      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我們不僅對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感興趣,而且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現實產生了變革的嚮往。從一九六四年底開始,我們開始搜集中共官方有關統計數字,搜尋有關兩種勞動制度的資料,並由我執筆寫作《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為全紅總的出現作了我們當時預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從苦難走入歷史

      文革開始後,我們這群早熟的苦難青年,開始敏感到中共統治者為了爭奪權力,不願照舊統治下去了。而在三年自然災害的饑餓中蘇醒了的中國人民也不願再照舊被統治下去了。這應該是中國工人階級實現自己真正當家作主的一個不算太好的機會。但當時怎樣去利用這個機會,我和李伯特等人仍然心中無數。只是一個偶然發生的事件使我們走進了歷史。

那就是文革初期貴陽的六六事件。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貴陽地球化學研究所的敏感的知識份子結合貴陽六中和貴陽九中、十中的少數敏感學生去《貴州日報》提意見。當天,我正從代課的貴陽洛灣小學請假進城參加六六屆高考的社會青年體檢。途經《貴州日報》社門口,看見一群人在貼大字報,四周圍觀的人被軍警包圍,幾部攝影機忙著拍攝實況。我停住腳好奇地觀看了幾分鐘就趕著去體檢。誰知這幾分種就惹了大禍。幾天後,中共貴州省委下達了所謂六九反擊令,把學生和知識份子向《貴州日報》提意見和貼大字報的行為打成所謂反革命事件,不知當天在我停腳觀看的幾分鐘內,有熟人看見我去告了密,還是自己被中共特務的攝影機拍了鏡頭,我也莫明其妙地被牽涉到事件中去。

      大概是六月中旬的第一個星期一吧,一向對我很好的金嵐校長把我叫到她的寢室,問我在請假回城體檢期間參加了什麼活動。我當時真是一頭霧水。金嵐校長最後提醒我是不是到過《貴州日報》社,並向我出示了中共貴州省委的檔--六九反擊令,我才知道那好奇觀看的幾分鐘製造了麻煩。我向金嵐校長解釋了當天的經過,金校長也深信不疑,她叫我不必擔心,說問題會搞清楚的,既然我沒有參加什麼六六事件,就寫一個情況說明,由她交給上級以求澄清。當天晚上我就寫好了報告,次日交給了金校長,自以為無事了。誰知半個月後,金校長正式通知我回城接受審查。

      我回到家,因重病取保外醫的父親在被鬥爭後已經收監。家中人去樓空,只留下淚痕滿面的蒼老母親。回家當天,我居住地的工作組和貴陽市公安局的人員開始對我輪番審訊,審來審去審不出什麼名堂,在七月初正式把我母子送進所謂牛鬼蛇神專政隊,押往貴陽城郊的東山岈口打兒洞勞動改造,每天在盛夏的酷陽下錘小石子,一錘就錘到九月上旬,成為劉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組打擊鎮壓的犧牲品。 

全紅總在醞釀之中

八月中旬,十六條已經公佈。毛澤東已公開在八月十八日接見紅衛兵。一個破四舊的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興起。幸好我那時已到城郊勞改,躲過了紅色恐怖這一劫。

九月中旬,毛澤東打擊的目標日漸明顯,和老紅衛兵不同的是出現了一批蒯大富,譚厚蘭等真正理解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革命紅衛兵。這批革命紅衛兵為了傳達聖意,也參加了串連。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貴陽來了不同於第一批南下串連隊的第二批南下串連隊。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樣殺人越貨,而是到各學校,各工廠去煽風點火,發動群眾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儘管中共貴州省委也把八三一九五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但已力不從心,不可能像鎮壓六六事件那樣得心應手了。兩派群眾的大辯論代替了一邊倒的血腥鎮壓。在第二批南下串連隊的遊說鼓動下,貴陽的群眾紛紛走上街頭,這時,工作組已經被撤走。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勞改隊在無人過問的情況下自行解散。我決定到北京上訪告狀,同時觀察各地運動的情況和瞭解北京上層動態,以便在合適的時候採取行動。

我於九月底到達北京,被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門內大街西章胡同內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當時臨時改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文化革命聯合接待站招待所)。和我同一寢室的有來自湖南長沙的楊政、安徽蚌埠的裴燕柱、江蘇無錫的吳永湖、廣西桂林的周泉等人。因為中共當時是按系統、按行業分配住宿,所以我們住在一起的都是各地上訪的臨時合同工。幾乎每人都有一段悲慘經歷,而且大部分都被解雇,貧病交加,同病相憐。大家對造成自己這樣苦難的原因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同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有的正式工雖然在政治上受迫害,但至少工資照發,有一碗飯吃。而我們臨時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問題,馬上被一腳踢出單位大門,連飯也吃不上了。所以臨時合同工制度成了我們抨擊痛恨的首要目標。

    我把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完成的《論臨時合同工制度》給大家傳閱,大家都感到我這篇文章說出了他們心裏的話。楊政提議,把這篇文章印成傳單,散發到社會上去,希望廣大臨時合同工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這份刻寫油印的傳單於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工人體育場公開散發。當天,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有將近十萬各地來京的師生和工人參加。

   《論臨時合同工制度》印成傳單散發後,在臨時合同工中造成很大反響。從十月六日下午開始,許多外地來京的臨時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臨時合同工按傳單上的地址找上門來,我和楊政等人在那段期間日夜忙於接待來訪談者,記得當時來的以後又成為全紅總各級負責人的有北京的李雲臣(後改名叫李衛兵),江蘇的慕紀群、慕紀雄兄弟,安徽的杜某某(名字已忘)等人。

    十月八日開始,毛澤東主持了中共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在會議上作了自我檢查,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更加清楚。楊政和我商量後,決定組成一個爭取臨時合同工權益的組織,當時決定起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參加發起的人除了我與楊政之外,還有前面所述的李雲臣、吳永湖、裴燕柱、慕紀群、慕紀雄、周泉、杜某某等人。

    當時我提出大家都回家鄉去,建立各地的基層組織,北京留下楊政等和北京本地的李雲臣保持聯絡,等到六七年一月一日再回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總部。大家都同意這個意見。我於十月下旬離京南下返回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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