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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黄大地走访蒯大富聚餐会纪实

作者: 仲维光, 发表于: 2017-02-25, 03:07

转贴一篇刚收到的老友黄大地的探视蒯大富的随笔,供大家周末消遣。
民主派谢小玲、黄大地等人走访蒯大富聚餐会纪实
黄大地执笔2017、2、18

面对当前毛左聚众打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民主派除了要理论上与其说理辩论外,我想采访一下当年文革中的风云人物,看看他们思想上有什么新的看法也很意义,因为他们毕竟亲历了文革,也经历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面对历史巨变的沧桑,他们内心肯定会有不同于常人的感慨感受。本着这种想法,同时也是因为我的老友,当年文革头一个给林彪贴大字报,反对吹捧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伊琳、涤西(即刘握中、张立才)中的伊林想让我陪他的老搭档涤西到深圳走一趟,因为他们那些深圳的文革老友,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很想见见涤西——张立才。但事不凑巧,立才兄于今年初突发心脏病,虽然抢救及时暂无大碍,但再出远门已不大现实了。所以今年我就独自来到广州,准备安心探母、陪母,但到广州后不久,突然接到谢小玲的电话,说她也要来广州探亲,这样就又燃起了我南下深圳,采访这些文革人物的念头。并另约了学者王波赶来广州同行。我们三人先在郭盛雄先生的联系下在广州见到了南国哲人李正天、陈一阳,和学者何博传,晤谈甚欢,受益良多;接着又下深圳走访了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罗征启,和他当年的对立面,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本文这里主要记述和蒯大富见面的内容及过程,与其他诸兄的会见另行撰文。
在驱车前往探访蒯大富的路上,我问联系这次会面的老友孙本鸿先生,“咱们怎么谈?”老孙显然是有备而来,答曰,“……还是从咱们当时具体的生存感受来谈,从高层的政治斗争谈不清楚,也没有意义……”,对此我深以为然。在车中我了解到,老孙虽与老蒯交往多年关系密切,但每谈到这类具体问题,老蒯总是沉默或含糊其辞,所以他也想就这次见面再次追问,让老蒯表明一下态度。
老蒯住在深圳的一家养老院中,对于我们这些民主派的到访显得很是兴奋高兴,送给了我们每人一张名片和一本他的传记,从他温厚的笑容中,我们仍能看出他当年“蒯司令”的人格魅力。老蒯本想在他的养老院中请我们吃他们的“营养餐”,但由于我们迟到食堂关门了,所以就到外面找了一家较高档的馆子。
席间,老蒯对毛氏仍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这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于是,老孙就从他们湖南当年生活困难的情况谈起来了……,谢小玲也说,她当年基本上没吃过一顿饱饭,有一次下了个狠心要吃一顿饱饭,结果从四两,五两,吃到七两、八两都还没有吃饱,最后吃到九两,还是没饱,但也不敢接着再吃了,因为一天的定量都已吃光了……。我也说,虽然家里的经济情况还算好的,但也是吃不饱,家里每天都要量米做饭,生怕做多了下顿没得吃了,吃饭时都要事先在饭盆上先划一道线,以防有人多吃多占……。老孙则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在当时已算很好了,总算还是有一些保障,我们湖南还要苦多了,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总之这儿说的是毛时代物质上的极度贫穷匮乏。
接着大家就又说起了毛时代人们精神上的恐惧……。小玲说,……谁都不敢说真话,明知道不对,也不敢说,生怕戴上反革命或右派的帽子,我说,其实这才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几千万人的真实原因,而且这也是生产搞不上去,物质长期极度匮乏的原因。老蒯也说,六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在学生中也搞过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斗争,那年头谁还敢讲心里话……。老孙则说,饥饿和恐惧是毛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深刻记忆。上层建筑方面,毛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计划和政治上独裁。从全世界来看,实行过计划经济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都是失败的(包括朝鲜),目前的一党专制还有一定的规则和底线,而独裁政治是没有任何规则和底线的,连个人的人身安全都难有保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叙说着,老蒯也并不反对,而是频频点头同意,因为他也是当年感同身受的过来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不违心说话的人,于是,老孙就又接过话来说,对于这样一种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精神上极度压抑恐惧的毛时代,老百姓能说它是好的吗?我们难道还要像毛左那样回到过去吗?这时老蒯插话了:“现在的毛左也并不是要完全回到毛的时代,而只是对于当前巨大贫富差距感到不满……。
话说到这,大家也都深切认同,但这样严重的贫富差距是怎么来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家造成的?是知识精英造成的?还是权钱交易,官僚腐败造成的?大家一致认为,民营企业家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知识精英主张民主平等也同样是站在广大弱势群体这一边的,所以大家认为中国式的巨大贫富差距主要还是权钱交易的官僚腐败造成的。老孙说,挣钱、发展经济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根子在于有私心,搞集权,对此连老蒯也不否认。……那么既然如此,毛左们为何还想用更集权的毛式独裁政治来克服这个问题呢?老孙自问自答地说,……独裁政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因而也就解决不了贫富差距加剧的问题;计划经济没有资本流动商品交换,贪腐可能是会少一些,但那只能使集体受穷,不能再搞,所以还是应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分权监督制约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补充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经济基础和人的思想观念已发生的了巨大的变化,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还是坚持不变,这不仅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拒不政改所积累的政治经济矛盾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老蒯这时也表示,中国今后还是要走民主的道路,但认为应慢慢来,不能走得太快,……。这样大家的观点就又基本趋于一致了。
席间有人问,对邓小平怎么看,老蒯对老邓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他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人提到毛与林彪的关系,老蒯说,……毛对他的那些元帅也都不信任,曾说,‘十大元帅,除了罗荣桓,没有一个不想造反的!’。又有人提到毛、周的关系,老蒯说,“不信任,又离不开,毛对周至死都不信任……”。我说,“老蒯,……你这个蒯司令,当年也是群众选出来的,对毛也忠心耿耿,但他还不是不信任,后来他还不是把你也说废就废了?”对此老蒯也并不否认。其实猜忌、欺骗、阴谋、权斗这些都是专制政权的本质特征,也是反右、文革的本质特征,但这些话我在席间并未点透,而是留给老蒯自己去体会了。……而当老蒯得知我们也曾去看望罗怔启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在民主派中罗征启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总之这次会面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气氛还是非常融洽友好的,因为大家都承认事实,都本着实事求是讲道理的态度。所以观点也就不难大致趋同了。到下午三点多,聊得差不多了,我们看老蒯已面有倦意。于是我们就愉快的与老蒯握手道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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