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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慶賀獨立工會運動先驅“全紅總”五十歲生日

作者: *, 发表于: 2016-11-24, 17:11

编者按:


下面是首席佳宾郑义先生在纪念“全红总”成立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首篇讲演稿。因为部分讲演者的稿件正在润色中,所以后面的讲演稿将不按讲演顺序陆续刋出,特此说明。


郑义:慶賀獨立工會運動先驅“全紅總”五十歲生日


近年來忙於文學寫作,深居簡出,閉門謝客,一般不接受采訪,不參加會議,感覺老之將至,有壓力感。但這次紀念“全紅總”五十週年的會議,我還是中斷寫作,遠渡重洋。一則方圓兄盛情難卻,二則對“全紅總”舉旗造反半世紀理當表達由衷的敬意。

我與“全紅總”工人運動無關。那時我還是清華附中頭號“反動學生”,剛從一場毒打中活過來。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張取締“全紅總”的大佈告,位置在天安門廣場西側,長安街南側的一面灰色磚牆上。時間大約是1966年底67年初。當時極為震驚,因為從《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之後,民間造反組織風起雲湧,當局怎麼會突然對一個工人組織大下殺手?這跟當時的政治形勢是背道而馳的。正因為這種震驚不解,我牢牢記住了“全紅總”這個名字,並在內心深處有同情之感:我與這些工人是難兄難弟,都是受迫害、隨時可能被鎮壓的異類。我今天來,就是想為“全紅總”做一個歷史的見證。我的見證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八九民運被鎮壓之後,我挑着木匠工具,背着破被子卷在民間逃亡。後來,最瘋狂的全國大搜捕浪潮稍落,掩護我的朋友說:你畢竟是一個作家,不能老在農村流浪,還是要恢復寫作。於是回城,隱藏於斗室,在89年底,完成一部自傳《歷史的一部分》,回顧了自己從馬列毛紅色教育中覺醒的精神歷程,同時以大量篇幅追述了剛剛成為歷史的八九民運。這是關於八九民運的第一部可靠的回憶錄。在寫文革部分,我記錄了“全紅總”被鎮壓的這張佈告,至少可以作一個旁證。逃離中國大陸後,我才比較全面地了解到“全紅總”的偉大壯舉,也才明白中共當年何以獨對“全紅總”大下殺手:因為這個工人組織從一開始就脫離了毛澤東利用民眾運動打倒政敵的文革設計,而表現出爭取自身權益的獨立傾向。

我與方圓兄年齡相近,當時尚不滿二十歲。文革期間除北京外,我還親歷了四川、廣西、貴州運動,願意在這裡向各位提供一些直接的觀察。

成都工人造反兵團:

“全紅總”被鎮壓之後,1967年1、2月間成都的文革運動如火如荼,矛頭直指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成都軍區的軍頭們派一個連強行進駐戰旗歌舞團,要逮捕軍內造反派,但這些軍人隨即被工人和學生圍困在文工團大院裡。一天夜裡,我和幾位清華井岡山赴蓉戰鬥隊的同學到戰旗歌舞團商量對策,忽然戰旗的造反派頭頭得到報告,在他們的宣傳車上發現了一台軍用報話機,估計是群眾從軍人手上搶的,扔到了他們宣傳車上。為了防止軍區栽贓,他們決定立即上繳軍區,吹哨全團集合。被圍困在大院裡的軍隊以為是解決他們的信號,拼死向外突圍,造反派工人學生則拼命堵。當時場面很混亂,搞不清誰要抓誰。為了保護我們這幾個北京學生,戰旗的造反派幫我們翻牆而出。到了街上,我發現到處都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和“川大八二六”的人。從文工團大院衝出來的士兵們被工人和市民幾人抓一個,又扭送到院子裡。已經是午夜時分,工人們一卡車接一卡車地火速趕來,每個路口下一車人,分兵把守,迅速控制了整個地區。這件事令人難忘,第一次看到工人造反派的組織能力和力量。事後,軍隊發動聲勢浩大的“二月鎮反”運動,全川大肆逮捕造反派工人、學生,僅成都一地被逮捕人數高達3萬餘人。

宜賓紅旗抬工大隊:

幾個月後,四川形勢逆轉,再次翻身的造反派又舉起自己的旗幟。1967年盛夏,四川“內戰”進入鼎盛時期。宜賓是焦點,被稱為“突破口”。保守派在軍隊支持下圍攻造反派,宜賓城陷入重重包圍。我們幾個清華井岡山的同學隨一個北京醫療隊進入圍城,聲援紅旗派。我被分配到“抬工大隊”,這是一個用長矛大刀武裝起來的造反派自衛組織,戰鬥力最強,舍生忘死。所謂抬工,就是碼頭上的搬運工,是最低層的工人。我親眼所見,他們勞動時渾身赤裸,僅在胯下拴了塊比巴掌大一點的遮羞布,可謂最貧困、最低賤者。他們起來造反,反對黑暗的“十七年”,針對的正是中共的剝削壓迫。我們的任務是宣講“兩條路線鬥爭史”,試圖扭轉他們的“工團主義”傾向,要把他們的反抗納入“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也就是為毛的權力鬥爭火中取栗。但他們執拗地只為自身解放而奮鬥。多年之後我才恍然大悟,我們這些學生錯了,工人們直覺式的反抗是對的。誰說文革中群眾組織是“跪着造反”?宜賓工人就是“趁機造反”。

我回憶這些文革經歷,是想說明一個事實:文革中確實存在人民反抗暴政的因素,不管它的自覺程度高不高。“全紅總”、“成都工人造反兵團”、“宜賓紅旗”正是其傑出代表。十年前,文革四十週年時,方圓寫了篇全面回顧“全紅總”的大文章:《從全紅總談人民文革》。直到今天,我認為仍然是一篇對“全紅總”工人運動分析得最全面、深刻,並富於理論深度的好文章。又十年過去,我們在這裡紀念“全紅總”成立於被鎮壓50週年。50年是一個漫長的歲月,大家能聚集在澳洲來開這個紀念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當年20歲上下的年輕人,50年之後已經70來歲,再過10年就是80歲,還能不能來開六十週年紀念會就難說了。

我這麼說,不表示我悲觀。一點也不悲觀。僅僅是承認這個自然現象,而不是懷疑自由工會運動是否後繼無人。也許用不着再等10年,中國獨立工會運動就會以另一種我們今天難以預測的形式再度興起,就像壓抑已久的岩漿猛烈噴發。因此,我們今天紀念“全紅總”不是紀念一個已經死去的人,而是紀念先行者們當年英雄式的反抗,紀念他們所付出的代價,紀念一個正義事業通常會遭到的挫折與蒙難。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個人都不會懷疑,未來中國一定會興起強大的獨立工會運動,而今天在海內外公開或秘密存在的各類工人組織和工黨,必然發展壯大,成為左右中國走向,穩定亂局的強大政治黨派。

一個有意思的巧合:1980年,“全紅總”被鎮壓13年後,波蘭團結工會成立,幾起幾落,終於發展壯大,推動並實現了波蘭的半自由選舉,從而一舉結束了波蘭共產黨一黨專政。這個選舉日,恰好是中國民主運動遭到鎮壓的日子:1989年6月4日。

失敗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從失敗走向更大的失敗,徹底失敗,最後死定。一種是經由失敗的中途站,走向最後的勝利。因此之故,最後勝利之前的每一次失敗都是光榮的失敗,不僅值得紀念,還值得慶賀。因此之故,在中國獨立工會運動的先驅——“全紅總”舉旗和失敗的第五十個週年,我從太平洋另一邊趕來,表達我最誠摯的敬意。——向“全紅總”表達敬意,向當年二十啷噹歲的無畏的先驅們表達敬意。我堅信,歷史終將承認你們建樹的豐功偉績!

2016年11月8日於堪培拉

注:八九民運失敗後,我挑着木匠工具箱、背着破被卷走向民間,流浪並秘密寫作。這對我不算太難,本來就是從鄉村、礦山走出來的。於當年底完成一部自傳《歷史的一部分》。寫的都是真話,是可以作為遺言的。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遲至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現了一個工人組織︰“全紅總”。它的全稱記不清了,大約是“全國紅色造反總團”。這個依托於全國總工會的組織,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階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現出一種獨立意識。雖然這些要求多為經濟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政治要求的先聲。當這個組織剛剛開始展開全國性活動,共產黨最高當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布“全紅總”為“反動組織”,逮捕了它的領袖,取締了它的組織。這大約是文革之中欽定的第一個“反動組織”。(目前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可供查閱,在核實之前,“大約”二字暫時保留。)當時群眾組織林立,共產黨為何偏偏視“全紅總”為洪水猛獸而大下殺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這是由於這個工人組織一開始就脫離了共產黨“群眾鬥爭為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所用”的軌道,而表現出反壓迫、反剝削、爭自由的獨立自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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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纪念“全红总”成立五十年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 *, 发表于: 2016-11-24, 19:32 @ *
编辑: *, 时间: 2016-11-24, 19:34

朋友们:

五十年前的今天,“全红总”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二四三号房间诞生了。

真是岁月如水,转瞬之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的红小兵也年逾花甲,我们在这里举行的已经是纪念“全红总”成立五十年周年座谈会了。五十年前,“全红总”带领全国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外包工、家属工,求生存,求温饱,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争取自己的劳动权,争取与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争取参加文革的权利,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维权。在毛泽东的夺权斗争中维权。毛泽东要夺取的是对中国人民生死予夺的大权,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全红总”带领全国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外包工、家属工,维护的是吃饱穿暖的生存权,是不可剥夺的劳动权,是能够尊严生存,社会地位平等的基本人权。熟读水浒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几千万饿着肚子的饥民的超强爆发力,所以他要利用“全红总”的维权斗争为他的夺权斗争服务,才有了毛夫人代表伟大领袖对“全红总”的支持,才有了“敬爱的江青同志”并非做戏的真情的眼泪。

“全红总”这些年轻的领袖,这群十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娃娃们,在被“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热泪感动的时候,没有忘记“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历史”。 从“遵义会议”开始, “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斗争。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共的历史就进入一个怪圈——军队的统率权与指挥权分离亦即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怪圈。现在搞的什么企业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已不是什么新鲜货了。

周恩来最大的优点也就是他最大的缺点。周恩来最大的优点是顾全大局,力求完美,知人善任,面面俱到。他最大的缺点是务求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下不了战略决心,往往丧失战机。在“遵义会议”上,当时的军委主席周恩来,这位解放军的真正缔造者和实际指挥者,因为在李德的压力下输掉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形势逼迫下交出了军队的指挥权。至于军队的统率权,则紧紧掌握在三人小组亦即党中央手中。

在军阀割据,群雄争霸的二十年代,谁创造了军队谁就拥有军队,就拥有军队的统率权即所有权。这倒不是中共的发明。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是封建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军阀军队的一惯传统。在那个年代创建的中共不可能例外。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在“长征”途中大搞串连,串连了二十八个半中举足轻重的王稼祥,张闻天,串连了几乎全部对输掉了“反围剿”战争有怨言的红军将领——可见红卫兵的“大串连”的发明权的确应该属于他们的红统帅。

毛串连的结果是“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三人小组”亦即党中央与毛分权的体制。毛成了红军第一位只有指挥权即使用权的统帅。而统率权由“三人小组”即党中央拥有。这就是党中央与毛主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源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七十三寿辰的晚上七点五十八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为止,在长达四小时三十六分的时间里,江青率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二厅接见了包括我在内的十五名“全红总”代表。在会见中,江青非常感慨地谈道:“现在有两个主席,一个是他们的刘主席,一个是我们的毛主席。他们拥护他们的刘主席,我们拥护我们的毛主席。他们的刘主席有实权,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毛主席有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掌握了一部分解放军,这一部分解放军拥护我们的毛主席。如果这一部分解放军不拥护我们的毛主席了,所有的都不拥护我们的毛主席了,毛主席就带领我们重上井冈山。”

说到这里,江青把眼镜往上一推,威武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大声问:“同志们,你们有胆量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吗?” 当时,所有在场者“唰!”的一下跟着江青站立起来,高声回答:“紧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江青高声命令:“发枪!给这些勇敢的同志们发枪!”

这时我们才明白,蒯大富为何要把自己的组织起名“清华井冈山”。这时我们才知道,伟大领袖的手中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军队。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如果軍隊真正掌握在毛手裏,就不會有什麽“ 文化大革命”了。当时,毛是准备把我们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娃娃当成自己的“第二武装”的。如果当时我们死心塌地跟着伟大领袖“重上井冈山”,也不会有以后王洪文的“第二武装”了,如果如此,我们的下场也绝不会比王洪文更好,也不会有今天的纪念“全红总”成立五十年周年座谈会了。

在文革中,毛知道与周结盟是相当痛苦的。但与其让周刘结盟除掉自己,还不如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而这个“次要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当毛看见心目中真正的敌人在他老人家身旁,毕恭毕敬又意气风发地穿上那令他刺目痛心的绿军装的时候,怎么能不深感恐惧和痛苦呢?

“全红总”的领袖们大多认为,周是中国大工业的代表,他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步方向。大工业势必战胜小农经济。因此,作为大工业的产物的“全红总”,不愿协助代表小农经济的毛泽东去炮打代表大工业的周恩来。我们这群“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仲维光先生语),并未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周本来想把毛利用的这股祸水,用团结教育的善意予以化解。但是周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去“全红总”召开的万人大会途中遇剌,不说对“全红总”恨之如骨,也是非常不喜欢了。特别是全国性组织本身就有夺中央当权派大权之嫌。但因毛一直纵容“全红总”而不好下手。在毛认为“全红总”失控的时候,周果断地把一切全国性组织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来个一锅端。于是就有了“二月镇反”,有了我的二十年徒刑。

判刑下监后,犯人和管教对都“全红总”一案的几个人很不错,特别是对我很好。打菜的时候,我的油水比别人往往要多得多。犯人对我好的原因,是贵阳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给我无中生有捏造了一条罪状,那就是“妄图冲击监狱,劫夺犯人。”这张布告贴在监狱各大厂区的墙壁上,因此犯人们暗中尽量给我特殊的照顾。管教对我好的原因,是他们的妻子儿女多在监狱厂矿做家属工,“全红总”一闹,大都得到转正,所以心存感激,暗中尽量给我们方便和宽待。

提到“转正”,不能不谈谈“全红总”的奋斗目标。转正当然是“全红总”的奋斗的重要目标,转正就有了铁饭碗。在我们的心目中,铁饭碗是保障劳动权的象征。

五十年时间过去了,中国今天已经没有了铁饭碗。改革开放砸碎了这个铁饭碗。代之而起的是二零零八年元月一日开始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八章九十八条。全中国工人都变成了合同工。这看起来是对“全红总”要求转正的斗争的反动。但这恰恰是“全红总”要求转正斗争的一种正面成果。

“全红总”要求转正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在于自己的劳动权得到确实的保障。如果自己的劳动权得到确实的保障,那个铁饭碗,要它干吗?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我们完全可以端上银饭碗,金饭碗,钻石饭碗。

“劳动合同法“八章九十八条,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个保障工人劳动权的法律,是一种进步,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中国工人追求的并不是干与不干—样,干多干少—样的铁饭碗,这样的铁饭碗—端,端出的是大锅清水汤,生产效率大受伤害。

毛时代过份强调公正,伤害了效率。邓小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聪明而有气魄的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宁愿马列主义破产,也不愿中共破产。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对民间兴起的“包产到户”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让步政策,尝到解放生产力的甜头后,进而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果断扔掉了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加一党领导的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的朋友批评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是倒退。我们认为,在一个贫困而缺乏效率的社会里,主张一部人先富起来也就是主张提高社会效率,不是复辟倒退,相反是进步。邓时代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的重大进步。邓小平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种举措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管它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社会主义追求公正。这两种追求都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基本追求。

马克思穷其一生研究资本主义,写了几大本《资本论》论述“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动机是良好的,马克思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推导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有三个盲点:

第一个盲点是他仅发现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负面,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追求效率的正面。

第二个盲点是他没有认识什么是市场规律及市场规律是不可违抗的。

第三个盲点是他没有认识到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没有搞清楚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由于马克思不懂得市场规律,尽管出于发展生产力的良好动机,错误地作出资本主义对利润过度追求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推论和资本社会必然因此灭亡的预言。据此导引出来的计划经济,更是一套闭门造车的荒唐谬论。计划经济的实践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给生产力戴上政府强暴干预的镣铐。

由于马克思不懂得钟摆规律,用社会主义去对抗、消灭乃至于替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公正去对抗、消灭乃至于替代效率,并由此导引出用消灭私有制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公正,进一步导引出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结论,这种错误结论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科学。

中共前辈当年的“大跃进”,历史动机也是好的,希望中国早日富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这是一种基于马克思的错误结论基础上,揉合了列宁和斯大林错误思想。毛时代用平均代替平等,更是不科学中的不科学。

邓时代的改革开放就是矫正毛时代对公正的错误理解和片面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核心就是追求效率,这种追求在当时和在今天以及在未来都没有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没有错,错的是对效率的追求,经过三十多年的强调,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端化,物极必反,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这是当今中国的根本问题。

习时代的铁腕肃贪,强调公平正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效率已经伤害了公正,把效率降低一点,把发展的速度降低一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是一种更错误的认识。降低效率和降低发展的速度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均贫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均富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问题不在于高效率和高速度创造的经济利益,问题在于如何让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的利益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这样,才能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全红总”在文革中展露头角的,是不是就因此应当对文革大加肯定,大加赞扬呢?相反,本人对文革彻底否定,坚决反对。这里谈谈本人的文革观:

(一)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大工业必然要扫清自己前进的障碍,这是文革的深层动因。统治者中代表大工业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小农经济的利益集团必然发生冲突,这场冲突必然引发十七年中利益受到损害的被统治者和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的互动,影响着中国大陆社会的变革模式和前进方向。

(二)代表小农经济的毛泽东潜意识中的对小农经济的临终恐惧和他不甘寂寞的个性,残酷地驱使他进行一场夺权的垂死挣扎,毛美其名曰成“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摧残文化的文化反革命,反文化革命。中共上层的这场权力斗争斗了十年,造成了中国大陆社会的十年动乱。

(三)毛在他垂死挣扎之初,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发动了一场破坏现存秩序和政治结构的造反运动。这场造反运动随着“九大”的召开——上层斗争暂告一段落而结束。有学者称之为“三年文革”,笔者称为“三年造反”。

(四)“三年造反”时期,有人是奉旨造反,有人是乘机造反。有人是跪着造反,有人是站着造反。有人是被上层权力斗争所利用,有人则是利用上层权力斗争。有一场紧跟毛的战略部署的奉旨造反运动,也有一场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

(五)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是一场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它与运动中(特别是运动早期)的反压迫、反剥削、反特权的群众运动合成一股滚滚洪流。这股滚滚洪流无情地冲击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这股滚滚洪流,郑义,希哲,国凯诸兄及本人将它称为“人民文革”,就是将“毛左文革”与“人民文革”加以区分。

(六)本人作为一个“毛左文革”的受害者,作为一个“人民文革”的参与者,对给群众带来痛苦与伤害的“毛左文革”,持否定贬斥的立场。对给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带来羞辱与损失的“人民文革”,持肯定褒扬的立场。“毛左文革”造成“十年动乱”,“人民文革”始于“三年造反”。也就是说,毛左集团必须为它所造成的十年动乱负责。“三年造反”中的“人民文革”,没有任何理由去分担十年动乱的责任。

所以,笔者的文革观是“十年动乱,三年造反。十年动乱必须否定,三年造反引发的人民文革不可否定。” 

结语

十年动乱终于在毛的彻底失败中结束。如果没有代表小农经济的毛垂死前特别顽固和极为残忍的反抗,中国大陆社会的工业化会顺利得多,不至于付出十年动乱的惨重代价。

在十年动乱中,不论是统治者或是被统治者,利益都受到很大的损害。十年动乱后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步伐。如果人民群众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现自己得到的利益,大大小于统治者集团得到的利益,不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总会找到应对的办法。五十年前的“全红总”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

因此,研究五十年前的这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中国大陆社会的各利益集团能在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理性地化解彼此的冲突,中国大陆社会的变革必将大大降低成本,那就没有必要再来一次“文革”了,不论是“毛左文革”,还是“人民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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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今天中国有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在纪念“全红总”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一)

作者: *, 发表于: 2016-11-24, 21:28 @ *

齐家祯女士说,“有人说,‘共产党垮台了怎么办?今天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那是因为共产党不允许人家自由组党,它要镇压人家。如果共产党不镇压,肯定可以有人能代替共产党。”
我不赞成齐女士的这番说法。

按齐女士说法,因为共产党的镇压,今天中国才没有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若共产党不镇压,就会有了。这本身就已经证明,确实,今天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

我们想想,共产党当年是经国民党允许的吗?共产党是没有经过国民党的镇压,没有付出千千万万的牺牲,竟接替了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吗?

在中国,一个没有经过镇压,一个没有经过在镇压和反镇压,迫害和反迫害长期严酷斗争锤炼中成长、成熟起来的党(或团体),没有在这严酷斗争中产生出勇于付出每个人自己巨大牺牲的党员群体,是没有领导中国的资格,甚至没有资格谈什么领导中国的!

在专制条件下,一个反对党要冲破党禁成立起来,成熟起来,最终获得人民的认可,是需要经历锤炼的。有如一块钢坯欲成材,必要经过烈火的猛烧,重锤的锻打,结晶的紧密,渣滓的析出。因此,统治党对反对党的镇压,不过是上帝借统治党之手为锤,对反对党考验,看它究竟能不能经打成材罢了。或一打便鸟兽散?这是一个反对党,特别是中国的反对党产生和立足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未经艰苦牺牲锤炼却获侥幸可以“合法”竞争政权的“反对党”,必是一个政治投机的党。它必是由社会各类乘势而起的政治投机分子个人野心分子所汇入所构成,哪怕其中原有的优秀分子,也会被他们排挤和汰出(有如台湾民进党)。这样的机会主义党急欲出头,只能靠不断扯高的非理性极端口号甚至族群仇恨口号取胜,全不顾把国家民族推向危险境地。而经艰苦牺牲锤炼立足了的反对党,是政治成熟的党,已经获得了人民的认可,具有了可能领导国家的资格,他们就完全不必靠投机的极端口号冒险,他们竞争政权的政策口号,就可以完全以他们所认识的国家和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利益为依归了。

今天中国的状况是什么呢?正如齐家祯女士描述:因为共产党不允许人家自由组党,所以还没有任何党可能代替共产党。她要求的是共产党不应该镇压。不镇压就有了。

老王的意思是,共产党不允许你自由组党,对你镇压,是必然的,题中应有的,是上帝对你的锤炼。如果你害怕镇压,不能付出牺牲,经不起锤炼,“人家不允许”你就不干了,不敢干了,正说明你还真不具有组织反对党的资质,更谈不上有什么可以代替共产党的“反对党”了。

所以说,“今天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这个论断,完全正确。不要不服气。真不服气,最好自己争气。


2016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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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习近平阻挡共产党“李自成”化的第二步(资本化)的出路(在纪念“全红总”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二)

作者: *, 发表于: 2016-11-25, 22:02 @ *

编者按:

此文在本坛刊出时加了标题,删节了个别字句,未经作者审查同意,特此说明。


(前略)

毛泽东的第一次文革是干什么的呢?是反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化。
1949年3月进北平,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我们这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做李自成。”他实际预感了,夺得天下的中国共产党,有“做李自成”的一种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几乎绝对的农民构成。其阶级成分,与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胜利得天下的农民军,没有两样。这些得了天下的农民,在一种社会经济的必然性驱动之下,无一不转化成新的统治者,新的皇帝和各级官僚地主,也即无一不做了“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然后等待着农民新的革命将他们推翻。

熟稔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深刻明白这种必然性。但他要抵抗这种必然性。他认为他有办法有能力抵抗这种必然性,跳出那历史的循环。这就是他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虽仍是农民成分构成,但它被灌输进了最先进的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于是这古老的农民队伍,就成了新人,新的革命者,就本质不同了历史悲剧的农民队伍,就足以飞跃成为了可以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了。

但是他错了。他不明白,他的得了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农民们,撇弃特殊个人可能的操持,作为阶级本能的趋向,他们的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转化,他们对做各级官僚新统治者“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向往,在中国近代的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汩浸的必然性。你可以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你可以在他们水的流淌前面筑起一座高耸入云的马克思主义三峡堤坝,但水还是要顽强向下向下,最终漫过堤坝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奔去,没有根本的办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阻遏这个趋势。他原以为这是“两条道路”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会拥护的,他要群众去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发现不对了。戚本禹回忆说:“我一直觉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个信念,他很想让建国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铸、谭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陈丕显、刘澜涛、陶鲁笳、宋任穷、林乎加、李雪峰等,能够让他们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可是他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方面这些人不知怎么,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另一方面,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戚本禹回忆录》)。说明什么?说明文革中人民的造反,“反走资派”只是一个借用的由头,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共产党各级官员的官僚化,反对这日益蜕变成骑在他们头上欺压他们的新的特权统治阶级。看透了这一点,哪怕毛主席认定的十七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陶铸、谭震林、王任重等,他们的“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和“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就不是什么“不知怎么”,而是可以恍然大悟的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党政军干部队伍,得天下后整体的都在向“李自成”缓缓转化,向特权官僚化转化,毛泽东欲以一己之力,去阻挡这一转化,文革中的毛泽东,便与整个的共产党官僚阶级为敌了。文化大革命,说穿了,是“毛泽东反党!”

不止文革,1957,1966,毛泽东两次发动人民向共产党的官僚化趋势作斗争,但起来造反的又未必都是一般人民群众,过去共产党革命被推翻的敌人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受损害的社会阶级势力,反共右派,也总要乘毛泽东的号召而起,打着各色“红旗”,来向共产党进攻。这阶级关系就非常复杂。毛泽东为保卫他的革命果实,反官僚之余,又总不得不扭过头来,组织力量,去反击他们。共产党官僚便又乘机抓住“最高指示”,向人民的造反实行报复,镇压他们,引起造反派不满。于是,毛泽东就几乎成为了全社会各派力量的“公敌”。

寡不敌众。文革中的毛泽东最终不得不向官僚阶级妥协。晚年,他无奈地以为只要党的干部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只要党的干部们懂得要去“限制”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走他的“五七道路”,能上能下,能工能农,就能解决这个共产党向特权官僚化转化的问题。他没能找到出路,也没能接受人民已经向他建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出路,即建设起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的制度。这其实无他,正是毛泽东当年与黄炎培“窑洞对”所指出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出路。

毛泽东失败了。他死了。右派官僚政变,邓小平上来,终于顺应水的向下流淌的趋势,引导共产党完成了从农民革命党到特权官僚化党的转变。六四镇压,是他完成了这一质的转变的里程碑。他赢得了共产党全党官僚至今几乎一致的拥护。

但“做李自成”的转化还没有完成。还差一步。

共产党当年是号称无产阶级的党。它的干部从中央到基层,没有人拥有和可以拥有资本性质的财产,即可以将财产投入经济运作以获得利润的财产。他们的官僚化,只是向特权官僚的转化,即不过多吃多占,特殊供应,走“后门”和抢男霸女的特权,但尚不拥有资本。他们仍然是“无产阶级官僚”。他们必须走出第二步,获取资产,“先富起来”,利用六四镇压后几乎再无制约的官权,贪占社会资本或直接将权力寻租资本化,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大地主,官僚大资本家,最终走完“做李自成”的道路。

就是说,1949年后,共产党“做李自成”,要走两步:第一步,官僚化,第二步,资本化。共产党特权官僚化,这一步,毛泽东阻挡它,失败了,邓小平完成了它;第二步,共产党由特权官僚化再向前,官僚资本化。这一步,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去完成它。谁站出来阻挡它?薄熙来!习近平!
薄熙来失败了,被资本化官僚送进监狱了。我们看习近平。

几乎同样的形势出现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党政军干部队伍,在邓小平引导下完成了向特权官僚化的转化,又在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们的引导下,急剧再向官僚资本化转化,共产党红色王朝,已近“不腊”。事急矣。红二代习近平登基,欲联合王岐山以二木相砥,去阻挡这一塌方般泥石流般的转化,名曰“反腐败”。于是,“反腐败”的习近平,重演了毛泽东,便与整个的急欲资本化的共产党官僚阶级为敌了。习近平反腐败。说穿了,就是“习近平反党!”。我们只要看看今天多少的共产党“老虎”大官僚被“打倒”,收监,多少的共产党大小官僚人心惶惶,朝不虑夕,争相去逃亡、跳楼,回忆文革一幕,就可以知道了。

但物极必反。困兽犹斗被逼急了的资本化官僚们回过神来势必结合,甚至再次联合反共势力向习近平反扑。所谓“鲂鱼赪尾,王室如燬”,习近平形势,还是危机四伏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1949年后,得天下执政了的共产党“革命干部”队伍整体的向“李自成”缓缓转化,向特权官僚化转化,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的自然趋势,是无可阻挡的。它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同样,第二步,共产党由特权官僚化向官僚资本化转化,也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的自然趋势,特别在今日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化经济和高昂消费的私有化社会生活环境下,它更是无可阻挡的。今天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干部,谁没有资产?为何不敢公开财产?想象一下,要共产党的官员们,那真是不可思议的,简直不要官员们生活了!习近平能够阻挡的,不是共产党官僚阶级的资本化,他要阻挡而且必须阻挡的,是共产党各级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获取财产甚至贪占掠夺侵吞国家大宗财产,实现权贵大资本化。

面对可能的大反扑,又是出路何在?只能直接依靠人民,向民意的支持去获得力量。习近平的从严党内监督和酷吏般的纪律检查自然有效,但不是根本。根本出路还是毛黄“窑洞对”所指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民真正有权和有办法来监察共产党各级官员。“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不应只是一个空洞口号,必须是一个可行的制度。

一个老板对公司的所有权不必体现在他“选举”经理人,而在他有权监督和撤换经理人;人民对共和国的主权不必体现在它“选举”各级官员,而在它真实有权监督和罢免各级官员。这一切,首先就要让人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它是人民实现一切权利的前提。人民不能自由结社,十三亿人就只能是十三亿散沙。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才算是“人民”,才是具有的政治能量的人民。因此,给不给人民真实的自由结社的权利,是真“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还是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试金石。

“不搞多党制”?可以同意。但人民自由结社,就一定要是开放政权竞逐的“多党制”吗?为什么不可以有共产党执政下的人民各自由结社的依宪法政治监督呢?为什么“不搞多党制”,就不能把对共产党及其各级官员的监督权,放手交到自由结社的人民手里呢?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指出的“新路”,为什么就是不肯真正去走呢?

“我们不做李自成”。毛泽东阻挡共产党特权官僚化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空喊“革命”,大闹十年,却没有按他自己的窑洞对“新路”,将一个可以由人民真实掌握民主武器监督官员的制度建设起来。前轸之覆后車之鉴,习近平“不做李自成”,他阻挡共产党“李自成”化的第二步官僚资本化,命运如何?若他仍然不能下定决心走窑洞对“新路”,他的最终失败,是洞若观火,无俟龟卜的。为国家前途计,我们不希望习近平失败。我们记得,抗日战争有两条路线之争:片面抗战还是全民抗战?我们希望习近平认识到,反腐败,在这场他与整个急欲资本化的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殊死斗争中,他应该做出决断:“全民抗战”。直接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建设民主制度,向人民去寻求可以胜利的最坚强的支持力量。

201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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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革中的“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经济发展条件所限,工人阶级中较底层的工人群众为争取自己的阶层利益,求公正待遇而独立地自由结社的组织。它具全国规模,最早夺了全国总工会的权,在江青中央文革支持下,发布维护工人权利通告,直接诱发了上海“一月革命”,影响极其深远。老王曾论述很多。这次,就借坛发挥“李自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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