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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评“习马会”

作者: 中国工党, 发表于: 2015-11-12, 06:53

方圆评“习马会”
——台湾新总统有胆撼动“定海神针”吗?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两岸中国人都尊崇这位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旧时代的伟人。中国分两岸,国父共一人。国父在天之灵见到分隔了六十六年的两岸领袖紧紧握手,会感到相当欣慰。故在今日发此文以纪念国父诞辰。

一、反对派不能为反对而反对

对两岸领袖的握手,大多数国家都持正面评价。有些国家内心深处不喜欢两岸领袖握手,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要你指腳划手干什么! 但表面上也不好说三道四,因为现在的时髦政治语言是“和解好过对抗”。

但“民运圈”中某些自封的“领袖”,比那些真正的大国领袖直白得多。这些朋友几乎是一边倒地负面评价“习马会”。好像不反对“习马会”,就失去了反对派的立场。这种作派不陌生:“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些共产党国民党都扔进垃圾桶的东西,他们还捡起来当宝贝。他们如同阶级斗争年代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不懂什么叫左派幼稚病,不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我想请问这些朋友,习马会有何不好?伤着你什么啦?难道习马不会才好吗?

我认为习马会,有利于两岸和平,有利于中国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难道我们搞民运的目的是要两岸不和平,中国不统一吗?民主运动现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两岸和平有利于实现民主宪政,还是两岸战争有利于实现民主宪政?到了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宪政的那一天,中国是统一的好?还是分裂的好?

在某些朋友的语境中,只有赞成中国分裂才是民主,只有同意台湾独立才是自由。按照这种逻辑,大陆五十六个民族要建立五十六个国家才是真正的民主,台湾每一个理念不同的群体都要独立建国才是最高的自由。这种民主,这种自由,在美国找得到吗?在英国找得到吗?在法国找得到吗?这大概只能在他们小儿扮家家的虚拟世界中才可以找到。

反对派不能为反对而反对。正确的事情没有必要去反对。有利于人民的主张不应当去反对。有利于民族的举措不能够去反对。反对派的胆量来自于良知和良心,而不是来自于无知和偏激。

二、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习马之所以今天才会,是需要时间的,一个甲子的时间。两岸经过六十六年的发展,从盲目发展进步到科学发展,两岸的实力增强了,两岸人民和两岸领袖的智慧都提升了。戡乱救国,阶级斗争的年代过去了。被欺负,被凌辱,被干涉的时代,现在就必须结束。被欺负,是我们落后,愚昧,贫困,不够强大,人家才敢于欺负我们。被凌辱,是我们不自爱,不自尊,人家瞧不起。被干涉,是我们兄弟阋墙,自相残杀,人家作慈悲相,怜悯相,给我们送文明来了。

“习马会”证明了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谢谢你们,请你们收回美其名曰“友谊之手”、“关怀之手”的干涉之手。一句话,莫伸手,不要造成文明人类的误会。

近代最大的不幸,是用暴力输送意识形态。不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民主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当人们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企图使用暴力的方式,把他们自以为高明伟大的想法强加于人的时候,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解决两岸问题是昭告天下:

曾经帮助过中国,比中国更先进的国家,给中国一点时间,中国会赶上来,不是和你争霸,而是和你一起建立一个更加文明,更加祥和的新世界。如果要帮助中国,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如果你要用一个小时打遍世界的方式教训中国,那中国有能力,被你逼着和你一起埋葬一个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旧时代。

曾经侵略过中国,被中国赶超的国家,要把灯笼挂高一点,今天的中国仍然希望做你的好邻居,互通有无,共创荣景。中国人不记仇,但更不信邪。中国不会跟你玩海上游戏,空中游戏,陆上游戏,中国只能一了百了,彻底毁灭侵略者的战争力量。

三、台湾的新总统有胆撼动“定海神针”吗?

有的朋友,特别是绿营朋友,以为“习马会”是给国民党送伟哥,企图以此影响台湾的大选。这样估计错了,习近平有前车之鉴,不会去影响台湾的选情。但也没错到哪里去。不想影响台湾选情不等于对台湾的人民没有期待。习近平当然希望选出一个对大陆友好,爱好和平,理性明智的新领导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不但维持两岸和平共赢的现状,更进一步解决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个有五千文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拖了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的国家统一问题。

但是,被小马哥当“全民总统”的美丽愿景洗乱了牌的现实选情,习近平不能不冷静面对。如果台湾多数人,以为大陆的警告是“狼来了”,硬要选举一位主张台独,不惜一战的麻烦制造者,习近平讲得很清楚:“没有这个定海神针,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浪,甚至彻底倾覆。”

笔者认为,习近平是不想打仗的。最不想打台湾,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不想打仗不等于不敢打仗。现在让习近平头痛的是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是利益问题,东海问题是存亡问题。台湾问题是历史定位问题。

南海问题如果要付诸武力,倒霉的一定是菲律宾,但胜之不武,很头痛。东海问题闹到开火,那必然是短时间的毁灭性战争。中国人不会跟日本小打小闹,更不可能上当去久拖不决,消耗自己的国力,但会牺牲自己的部分环境保护,也头痛。台湾一旦走向独立,自外于中华民族,这一仗,是习近平最不想打,但又最好打的一仗,而又不得不打的一仗,当然头痛。

解热止痛散是什么?

解热止痛散是“九二共识”。

朱或宋上台,“九二共识” 都不是问题。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和平共赢的现状不但可以维持,而且在南海问题和东海问题上,两岸可以在政治上相互呼应,在军事上彼此协作。

蔡上台,如果马规蔡随,“九二共识”也不是问题。你做你的台湾领导人,我做我的大陆领导人,“习马会”已经建立了两岸领导人常态会面机制,你可以来北京,我可以去台北,大家一起喝茅台老酒,饮金门高粱。

如果蔡要推翻“九二共识”,那只能把南海问题,东海问题暂时摆一摆,让那些想跟中国较量较量的野心狼,先看看中国人是怎样解决台湾问题的。台湾问题解决了,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有此为鉴,亚太地区的和平可以得以继续,世界也可安宁几天了。

所以,不管蔡如何对待“九二共识”,接受也罢,破坏也罢,“九二共识”都是解热止痛散。也就是说,接受“九二共识”,台湾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可以放在后边。破坏“九二共识”,把解决台湾问题推到前面。中国统一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由此可见,“习马会”不仅是当前形势所需,而且的的确确打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蔡英文是不承认“习马会”的历史意义的,但这不是蔡英文承认不承认的问题。问题在于,不论谁当选台湾新总统,台湾的新总统有胆撼动“定海神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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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简评一篇托名“王沪宁”的文章兼答这位传文章的朋友

作者: 中国工党, 发表于: 2015-11-22, 21:17 @ 中国工党
编辑: 中国工党, 时间: 2015-11-24, 19:37

某友,传来署名王沪宁的文章阅过。文章是好文章,但署名是假署名。简评如下:

1、这篇文章是伪托,伪托王沪宁之名。因为口水话太多,太过臃肿,缺乏在权力中心者的气派与惜字如金的文风,画公仔画出肠肚。

2、之所以称“伪托”而不称“赝品”,因为没有见到“真品”在哪里。赝品也有高下之分。上等赝品可以乱真。史上有的罕见赝品,其艺术价值不见得低于真品。

3、文章是虽然是伪托,但算一篇好文章。

4、这篇文章虽好,但在本人的心目中,还达不到“妙品”的火候。妙品应俱以下三点:一创意。其中以俱独特的见解为其高者。二思想。没有灵魂的美人是木美人。三、功力。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但要准确,而且要优美,要有可读性。要简洁自然,力戒矫情。前述三者俱有者,可称“绝妙”,如史有“绝妙好词”之说。这篇文章之好,好在击中要害,但多训诂,缺创意。

5、这篇文章与所谓“习近平日记”,同出一人。只不过从伪托习近平降级到伪托习近平的智囊,在气势上来说是败笔,在策略上来说未必是败笔。

6、这篇文章伪托的手法不值称道,但用心良苦。这是名人效应时代加权利社会的怪胎。

笔者在一个小聚会中,初识这位伪托者。此君搞了一篇伪托的小东西,搞得那位被伪托的朋友,一位本来就有点疯且老眼昏花的老友,大发其疯,四处乱咬,对自已失去信心,对朋友失去信任。哈哈。

下面是这篇伪托品:

王沪宁:“文革”反思與政治體制改革(第5稿)

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政治體制應能阻止“文革”发生,因為文革的发動、組織、活動均超越了憲法和法律范圍,但当時的體制沒這种能力。1954年憲法建立的政治體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壞,這值得仔細研究。

所以遵守憲法體制很重要,如果不按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就可以將公民帶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脅其他公民甚至冲擊學術活動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險。二十年前,中國大地上发生了一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們翻過了這沉重的一頁。然而我們有理由不時反思那場內亂。以防止這樣的災難再次发生。

一個民族應該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訓当作一面鏡子,時時擦拭,時時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誤,使整個民族能夠持續進步。“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從觀念上說,沒有及時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在剝削階級基本消滅的情況下繼續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破字当頭”等思想路线,是一個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沒有一定的條件,“文革”是難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原因外,政治體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個不可低估的原因。

從政治體制的角度來反思“文革”,是總結文革历史教訓的一個尤為重要的方面。近年來,人們從思想、意識形態、文化、經濟等各個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從政治體制上來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夠。政治體制往往是在對一定政治動蕩的反思中逐漸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體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運轉中、實踐中和動蕩中來不斷認識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來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漸進過程,政治體制最后便會積重難返。文革固然是一場大浩劫,但它也給我們考察我國的政治體制提供了依据。溫故而知新,今天在我們著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從政治體制的角度對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無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應当說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政治體制應該能夠阻止“文革”的发生,因為文革的发動、組織、活動均超越了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均不符合科學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時的政治體制沒有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憲法建立的政治體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徹底破壞了。這是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的。其他原因暫且不論,我們從政治制度角度來對文革做一反思。從政治體制的技術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環節的結構和功能與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聯:

一、作為國家政治生活領導核心的執政党內部沒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們党領導中國人民浴血奮戰、艱苦斗爭,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眾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對社會政治生活行使著全面的領導權,這是適應我國发展道路的。但是,隨著后來局勢的變化和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階級关系判斷的失誤,当時党的領袖的民主觀念逐漸薄弱,“主觀主義和個人獨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关于建國以來党的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這樣,到文革发動前夕,實際上形成了這樣一种情形:党對社會生活有著全面的政治領導權,而党的領袖對党又有絕對的領導權威。所以,在党的領袖錯誤決定发動文革時,我們党內不少不同意這么做的干部和党員已無能為力。党內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們党無法阻止发動“文革”的錯誤行為,結果給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損害。

二、作為國家權力機关的人民代表大會不能切實有效地行使權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关,按理對发動文革這樣一場全國范圍的政治運動應当有莊嚴的发言權和決定權。但實際上文革開始不久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會就不起作用了,國家主席等國家領導人都被排擠到一邊,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國家權力機关對這場涉及中國前途命運的政治動亂沒有任何制約和牽制能力。当然,這和沒有嚴密的党政分工體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體制不健全,政治體制中的權力制衡关系也沒有明確建立起來。沒有權力制約權力的機制,在一個方面发生偏向時,社會就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憲法保證。文革的发生和進程,實際上完全不符合我國憲法的精神和憲法規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憲法的。憲法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地位和權限、規定了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奪權”使國家機关陷于癱瘓。憲法規定了國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權利與地位,然而在“文革”中這些權利和地位根本沒有得到保障。沒有一定的專門的憲法保障機構,也是文革发生的條件之一。

四、在社會生活中缺乏一套獨立的司法體制。“文革”当中,有許多違反法律的行為,實際上沒有什么機構能加以束縛。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訴訟系統,對政治機構侵犯公民權利和人身自由的行為無處申訴,“四人幫”及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機構可以為所欲為,一般公民無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壞了一般訴訟體系,公民之間发生的侵害權益的也行為無處申訴,結果出現了一些人打、砸、搶,出現了嚴重的侵犯人權和人的尊嚴的行為。不僅如此,公檢法機構甚至合而為一,被用來推行“文革”,完全談不上司法獨立。這樣“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體制上沒有完善的縱向分權機制。建國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國政治、經濟、文化長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聯模式的原因,結果形成了高度集權的體制。這种體制對于促進一個不那么发達的社會經濟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給政治生活造成了潛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誤,則整個社會都會被卷入進去。地方沒有相應的權限,對上級決策沒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給予地方一定的權力,這些權力由地方國家權力機关根据憲法規定來行使不受干預的話,那么在发生“文革”這樣的內亂時,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強行卷入一場錯誤的政治動亂中去,一般機構也無法強迫地方政府做出與憲法相悖的行為。由于過去缺乏這种機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時無能為力。

六、沒有形成健全的國家工作人員制度。任何一個政治體制的活動,無論是合乎憲法的活動還是不合乎憲法的活動,均需要一定的人來作為活動的主體。“文革”发生時,由于沒有嚴格和嚴密的國家工作人員制度,結果為“四人幫”打擊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幫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國家工作人員,尤其是擔負一定政治責任的工作人員,應当通過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罷免,不能象“文革”那樣毫無程序地任命或罷免干部。國家相当一級的工作人員,都應通過權力機关來任命或罷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證人民相信的干部擔任政治責任,他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這套體制在“文革”发生時沒有牢固地形成,這樣在穩定時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內亂中卻成了一個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嚴密的制度來保障公民的權利。“文革”雖然是一場危及整個政治體制的政治動亂,但它實際上也是发生在人與人之間的一場災難。“文革”能夠发生的一個社會原因,是社會廣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權利和人權的傳統。象“文革”那樣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權利和人權的內亂,如果是在一個每位公民都堅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權利和人權的行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會譴責的社會中,這种情況是難以发生的。社會民眾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觀念,政治體制有不能有效懲罰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權利和人權的行為,為“文革”的发動提供了一定的社會條件。

誠然,即使從政治技術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條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為其中的基本。一個社會的政治建設和政治发展,可以視為一項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為社會政治活動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術和設備,保證社會政治生活按照人們選擇的原則和方式展開。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觀念和政治原則,均需要經過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設之后才能切實有效地實現。沒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則是難以實現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術。經過對“文革”的反思,人們有了這樣一個感覺,過去我們忽略了政治技術的開发和應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人民民主專政获得了實現的基本條件。但長期以來我們忽略了如何從政治技術上來建設民主法制的工作,結果当“文革”发生時,沒有健全的政治體制來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頃刻之間就被內亂破壞了。這個深刻的历史教訓是值得我們汲取的。

從十年前開始,我們就高度注重這一問題,采取了一系列建設性的措施來健全和完善政治體制。近年來又著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要從技術上保證政治體制的各個環節能夠合理有效地发揮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項權力之間的关系、憲法保證制度、司法體系、集權和分權之間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會民主化等方面,通過系統的政治工程,使我國的政治體制成為一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的政治體制。

通過對“文革”這場內亂的反思,人們深切感到,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法制,應大力開展政治技術研究。一方面通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和分析,发現和創造適用于中國國情的政治技術。另一方面,應当比較和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所采用的政治技術,對其中合理和科學部分應該加以引進,為我所用,包括社會政治制度相似的國家和社會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則,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為政治體制,每個人類共同體都會面臨一些相似的社會性事物和要求,都會出現一些相同的矛盾和問題。為滿足這些要求,為解決這些問題而采取的政治技術,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經濟制度下的經濟管理技術可以引進一樣,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術部分也可以引進,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會–文化條件下,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特殊的東西。只有研究并采納了世界上一切科學合理的政治技術,才能建設一個完美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個方面的原因,這方面工作沒有進行。今天,在我國走向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我們有了一個明確的認識:要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實現社會主義的高度民主。只有這樣,“文革”的悲劇才不會重演,我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會得到空前的发展。

如何實現党內民主,有沒有方向?当然也有方向,馬克思、恩格斯創立起來的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基本路子是:分權制衡。然而列寧去世以后,斯大林以來,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包括俄國共產党都是走向集權制道路。集權制的結果是什么?結果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集權制害了共產党,害慘了共產党!

有朋友說,如果我們有蔣經國那樣的領袖人物來推動民主憲政就好了。但是不管有沒有這樣的條件,我們作為公民,都應当尽力去推動。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全國上下包羅万象都由各級党委說了算。而這應該是全民來參與的。一個良好的環境,要靠相关人士(體制內、外的人士都包括在內)共同投入體制變革來爭取,等是等不來的。

有人說,政治制度改革難就難在高層,其實世界上沒有不難的事,高層也要靠老百姓來推動。

一、关于党內民主

我想提個問題:党委歸誰領導?有人說:是党委書記。

實際上應該是“党代表大會”來領導党委、授權党委和審議党委的工作。有人只知道党委一元化領導,實際上党內民主要求三權分立。

党內民主有哪三權?

一是党代表大會行使決策權;二是党委行使執行權;三是紀律檢查委員會行使監督權。國家機構的三權是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而党內機構的三權則是: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

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就是三權分立的,不是党委說了算,而斯大林之后包括毛澤東以來就是把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集于一身,大權獨攬,毫無民主可言。這樣做的后果十分嚴重。

破壞權力制衡,將生殺予奪大權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積極從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異己、濫殺無辜。据統計,對十月革命進行過政治領導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員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殺害;從軍事上領導十月革命的60名軍人中,有54人被斯大林殺害;第一屆人民委員會共有15名委員,除了列寧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義處死;其他共產党員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處以死刑或被判徒刑。

同樣的問題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有三大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卻有三大人禍: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万右派;1958-1960年高舉三面紅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餓死四千多万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億多人,其中死了兩千多万人。

一個非常重要但是經常被我們忽略的事實是:這些重大決策都沒有經過執政党的最高決策機構——党的代表大會,而是由党中央委員會和毛澤東個人決策的,朕即中央,朕即党。

讓我們发揮想象力,試問一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四位領袖人物,他們之間有沒有互相監督的制度呢?可惜沒有。由于權力之間沒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澤東親自发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都無法制止,劉少奇甚至還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劉不是集中在以毛為首的中央委員會中,而是分别擔任党代表大會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四套機構及四位領袖能夠互相監督的話,毛澤東還能那么暢行無阻,讓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要職,凌駕于全党全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嗎?而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機制,不但不會妨礙決策的效率,反而會提高決策的科學性。簡而言之,這种制衡能夠實現,將是一种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而防止“集中力量辦壞事”的制度安排。

現在中共有8500多万党員,如果所有党員都能說話,讓党的代表大會充分发揮作用,那對全党和各地工作就會帶來很大的起色。“党內無派,千奇百怪”,讓党的內部多樣化,互相爭鳴、公平競爭,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國共產党自從“十二大”以來,尤其是十七屆四中全會以來,在改進党的建設中已經取得很大成就。面對即將召開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了使党少犯錯誤、不辱使命,我們需要在系統總結國內外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党內分權制衡的改革。為此,我提出了一套党內改革方案,供研究參考。

建議落實党的各級代表大會為党組織的權力機構,縣級以上(包括縣,下同)各級党代表大會分别選舉產生三個級别相同的機構:党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党的執行委員會、党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它們各自的職責簡述如下:
(一)決策權 縣以上各級党代表大會實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屆任期五年)和專職專薪制。

党代表的薪金由相應一級党的組織发給。為了提高效率減少支出,党代表人數要大幅減少。全國党代表大會代表為500人左右,縣党代表50人左右,省、市依此類推。

各級党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党代會常務委員會,為党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負責籌備和召集党代會);其人數為党代會代表人數的1/10,并設常務主席1人、副主席1人,處理常委會日常事務和組織調查研究。各級党代表大會職責與現行党章規定大體相同,但要增加一項:每年舉行一次大會,審議同級党的執行委員會的工作,督促其嚴格執行党代會的決策。遇有緊急情況,由党代會常務委員會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會。

党代會代表按一定程序對執行機構和紀檢機構的主要領導干部有選舉權和罷免權,但無權插手其具體業務活動,同時他們還受全體党員投票者的制約。這樣的分權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強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力。

只要我們共同努力,這個前景是可以爭取的。

(二)執行權 各級党代表大會選舉產生7~9名委員,組成同級党的執行委員會,設書記1人、副書記1人。縣以上各級党的執行委員會在人數和職權上大體相当于目前各級党委常委。目前各級党委的領導權實際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員很長時間才參加一次全會,成了党內花瓶,不必再虛設了。
各級党的執行委員會對党代會負責并報告工作,接受審議。執行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時向同級党代會常務委員會通報備案。

党的執行機構并非單方面接受決策機構的監督和制約,它在執行工作中如果发現決策有誤或不甚完善,可以對決策機構提出抗辯,并提請下一次党代表大會重新審議。這就使党的重大決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三)紀律檢查權【黨員對黨員紀檢???官官相護???】 各級党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同級党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由5~7名紀檢委員組成,設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紀檢委員會主要職責是對同級党的領導干部(包括党代表大會代表、執行委員會委員等)進行紀律檢查,但無權干預其日常工作;各級紀檢委同時領導屬下各級党的紀檢委員會的工作。

大家想一想: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上級應該是誰?是党的執行委員會嗎?不是的。各級紀檢委員會向同級党代表大會負責并報告工作,重大問題可以向上級直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報告。無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應当獨立于党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向全國党代會負責并汇報工作。

現實生活告訴人們,執行權往往權力最大,濫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點目標應是監督和制約党務工作的執行權。在我們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決策機構由虛變實,党的紀檢機構升格獨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點的實現。

三种權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個機構的成員就不得互相兼職,這是不言而喻的。党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選入党的執行機構、紀檢機構任職,在其任職期間,則應辭去代表職務,以免角色冲突。在過去的體制下,代表只是五年開一次會的虛職,搞點兼職似乎并無矛盾;但在党內領導制度改革之后,党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權分立制衡,党代表大會代表專職專薪,他再去兼任執委或紀檢委,就很不合適了。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能夠在党內做到分權制衡,那么一位領袖人物還能那么容易地去“集中力量辦壞事”嗎?而如果要集中力量去辦好事,三權分立則可以使好事考慮得更細致、更全面,而嚴格的制衡可以保障各個權力按照合法程序去行事,從而防止“好事辦壞”。

二、关于國家憲政

中國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能不順應世界憲政潮流;而要明確世界憲政潮流之所向,不能不對中外各國憲法進行比較研究。筆者有幸根据中國青島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憲法全書》所載中國和其他110個國家的憲法進行比較研究,頗有收获。願選擇部分成果,與有興趣的朋友分享。究竟什么是憲政潮流?這雖然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卻是可以推算出來的一种发展趨勢。我選取了十八個問題進行考察,以110個國家為基數,計算相关國家所占的比重(%),主流便一目了然 。

1. 56%的國家憲法規定有公民投票;
2. 66%的國家憲法規定了法官的獨立性;
3. 67%的國家設有憲法監督機構;
4. 69%的國家承認或不禁止雙重國籍;
5. 69%的國家元首為總統;
6. 71%的國家元首兼任軍隊統帥;
7. 74%的國家憲法無序言;
8. 75%的國家實行地方自治;
9. 76%的國家議會(或代表機構)實行直接選舉;
10. 85%的國家不把個人名字寫進憲法;
11. 87%的國家不把任何主義名稱寫進憲法;
12. 91%的國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動自由;
13. 91%的國家憲法對新聞出版自由有保障條款;
14. 94%的國家實行三權分立;
15. 95%的國家實行公開化;
16. 95%的國家不承認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權;
17. 98%的國家憲法保障人權;
18. 99%的國家憲法沒有規定實行任何專政。

如果說,大多數國家在前述十八個問題上的憲法取向,反映了世界憲政潮流的話,我們可以說:2004年3月中國人代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3條中增加一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初步順應了世界憲政潮流;而其他問題上,則顯示了中國憲法與世界憲政潮流之間的差距以及中國憲政改革前進的大方向。
世界憲政潮流发端于十七世紀英國,成熟于十八世紀的美國與歐洲,流行已達數百年。憲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則——三權分立、多党競爭、普遍選舉、新聞自由,在國際社會逐漸深入人心,成為人們判斷政治體制優劣進退的一面鏡子。不是嗎?上個世紀莫斯科兩度易幟——1917年升起了紅旗,1991年8月22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发布命令,用历史上的俄羅斯旗幟(白、蘭、紅三色旗)取代了鐮刀斧頭紅旗,重新作為俄羅斯的國旗。對此評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按不同的標准,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評判。而用世界憲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則來對照,就一清二楚了。

1、布爾什維克先后消滅了它的“兄弟党”:孟什維克、立憲民主党、社會革命党和左派社會革命党,從1921年開始,俄羅斯由多党制變為党外無党的一党制國家,顯然是历史的倒退。

2、1917年以后的俄羅斯政權同分權制衡的憲政原則背道而馳,經历了由“一切權力歸苏維埃”、“一切權力歸布爾什維克”到“一切權力歸党的總書記”的发展,形成了高度集權專制,紅色恐怖籠罩全境。僅1935—1941年這六年多就有2000万人遭受政治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槍決,平均每年殺100多万人。

3、前苏聯憲法雖然載有普遍平等直接選舉制,但實際上候選人均由執政党指定,然后交給選民去按等額投票,未列入候選人名單的人根本無法当選。選舉成了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愚民闹劇。

4、前苏聯無新聞自由是舉世皆知的,以致于前苏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下台之后,只能靠收聽美國之音來了解新聞,這就是對否定憲政原則的絕妙諷刺。

苏俄反憲政潮流七十余年,終于陷入了天怒人怨的汪洋大海。最后時刻,苏共中央通過前苏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高官在1991年8月19日发動政變,試圖挽救危局。然而,廣大人民群眾害怕重新回到那种一党一派壟斷政權、草菅人命、控制選舉、扼殺新聞自由的恐怖生活中去,因而都不支持“8•19”政變,政變三天就失敗了。廣大公民和他們的代表唾棄了反憲政潮流的政治體制,以致于共產党員占最大比例的苏聯最高苏維埃1991年8月29日緊急會議以283票贊成、29票反對和52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停止苏聯共產党在苏聯全境的活動。历史終于宣告,1991年三色旗在俄羅斯重新升起,是順應世界憲政潮流的進步之舉。循此思想方法,我們也就不難評估那個時代的東歐劇變,新世紀以來的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事變,以及未來還可能发生的此類事變。所以說,以憲政潮流為鏡,可以幫助我們識别历史變遷。

無論在中國還是前苏聯、東歐各國,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認識,都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不改革,就會亡党亡國”。但是究竟如何改,以什么為參照系,對未來新的政治體制應当怎樣設計和建設,則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大問題。具體而言,中國要實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呢?据某人說,关鍵在于它要“植根于中華民族几千年來賴以生存和发展的廣闊沃土”。中國几千年來的政治沃土是什么?誰都知道,就是封建帝制嘛!中國是全球历史上帝制最发達的國家,誰要以“皇帝”為題材做博士論文,非到中國考察不可。然而,封建專制主義沃土,并非中華民族的榮耀,恰恰是中國長期落后的政治根源。誰對稱孤道寡感興趣,就讓他去沾沾自喜吧。這也許是某些人強調“特殊國情”的潛台詞。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并不喜歡帝制的陰影。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永遠只能植根于過去几千年的落后慣性,那怎么能實現后來居上?那還談什么國民革命、社會變革和“與時俱進”?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复辟豈不是也有點道理么?

显然,后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像90%以上的国家那样,走分权制衡而不是集权专制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识世界宪政潮流,对我们启示多多。再譬如说,当今世界七成以上的大国实行联邦制,而非联邦制国家则七成以上实行地方自治,这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设计也颇有借鉴作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许多人除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以外,并不知还有一般的地方自治概念。借鉴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认真探索和解决好地方自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民族问题。因此,只有以世界宪政潮流为航标,我们才能拨开迷雾,看清前途,明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需求,区分轻重缓急,去逐步争取胜利。

中国宪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权利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直接民主权”,它所对应的是国家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现行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不知情,谈何管理?不知情,如何评价委托管理者即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水平?现行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不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现代宪政民主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对国家政务——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等各类“间接民主权”的信息不知情,如何做得了主人呢?

与公开化相对立的是保密,是神秘。马克思把缺乏公开化的国家机器斥之为官僚主义机构,他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神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靠的是等级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社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三○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列宁讲得也十分明白:“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六卷一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二版)现在时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快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化,将国家机关所掌握的全部信息(除极少数法定例外),一律向公民公开。

因此,国家应当从“直接民主权”的立场,充分保障公民对国家政务及其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同时还必须从“间接民主权”的角度,明确规定国家对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化原则写进了宪法,可见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重要性已经被普遍承认。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建议在宪法中规定公开化的原则和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可惜至今尚未实现。一九八八年就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可是只有保密法而没有公开法,形成的就只能是个偏瘫的制度。

正是由于我国在宪政与法制层面上对于确立公开化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二00三年上半年发生的SARS疫情中,受到重创。如果认真从那次SARS之灾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SARS疫情问题上,个别人的工作责任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制度本身不健全,从而导致疫情发生初期信息传递梗阻,防疫措施滞后,病毒传播迅猛,结果夺去了过多的生命。亡羊补牢,如果没有制度性的补救,今后老百姓和国家难免还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公开化原则意味着: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有依法公开政务及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除非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在特定时间内需要保密的,才能保密。应当保密的不保密是违法,应当公开的不及时公开同样是犯罪。公开化不能仅限于国家机关对过时的保密档案解密,那只是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中的一种情况。公开化更在于法定保密以外的全部信息必须及时地充分地向公民公布,尤其是那些关乎广大公民权利、自由、利益的重要事情和重大问题,毫无疑问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公布,不得有任何隐瞒,以便公民充分了解,并能进行广泛的讨论。

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制度,通过专门的公告以及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定期地或随时地向公民通报信息、发布新闻,帮助公民了解政务情况及其相关的信息,并向老百姓提供查询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

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根据公开化原则,应当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作出相关的具体规定,如: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必须公开举行,如果需要召开秘密会议,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第二,人民代表在公开举行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由秘书部门在三日内印发,并允许公民到指定地点查阅或索取;秘书部门负责定期将人民代表的发言记录汇集成册,公开发行。第三,公开受理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旁听人民代表大会的申请。第四,正常情况时,定期举行人大新闻发布会,向公民通报人大工作;非常情况时,随时通报。第五,大会及各种公开会议均允许记者采访,允许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录像,现场直播或录播。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顺应世界宪政潮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的政党制度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容之一。任何政党都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将自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型的政党。而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当其冲需要完成自身的改革任务,成为现代民主的楷模,才能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搞好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总之,国家宪政建设与执政党内的民主改革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改革双管齐下。

2012年3月27日第5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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