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单挑」郭台铭要求实现两岸工人同工同酬(视频)
2010-06-22
中国工党主席方圆六月十八日从澳洲到达台湾,准备「单挑」台湾首富郭台铭,要求实现两岸工人同工同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汉强报道。
自称为「中国一切劳动者的代言人」的中国工党,在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发生后,经过向苹果总公司查证,以及公开派遣调查小组前往深圳事发现场调查后认为,由于富士康是台湾鸿海企业的子公司,在富士康工作的大陆工人目前无法到达台湾向他们的老板郭台铭先生及台湾社会表达意见。中国工党主席方圆决定到台北,要求郭台铭先生回应他们在查证中发现的相关疑问。
方圆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某些不肖中共高层与无良台湾富豪,贪婪外国资本相互勾结,掠夺中国工人,才造成今天的血腥现实。工党号召富士康工人们团结起来,行使罢工权利,要求台资富士康老板对台海两岸的工人同工同酬,以新台币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元(相当于人民币四千元左右)作为最低工资。
方圆表示,中国工党跳脱从维权个案的模式,而将富士康事件作为发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切入点,是因为目前的时机已经成熟。两岸的「统合」(不是「统一」)过程,就应该包括经济上的平起平坐。所以两岸工人同工同酬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中国的意识形态作用,目前已经降到很低,面临的是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中国今天的强盛,意味着它的工业化已经成型。
方圆认为,中共成立的当年,宣称自己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业化的雏形是在「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之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就是中国的小农经济对抗中国的工业化。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相当成熟。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现实,是两岸资产阶级的联手剥削。
方圆强调,中国工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用民主的手段来谋求社会公义。他们主张走体制内和平议会的道路,来实现社会公正。为了迎接民主宪政的到来,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都要向台湾学习民主选举。尽管台湾的民主选举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不成熟的民主仍然是民主,成熟的专制是更可恶的专制。
方圆认为,工党能够打正旗号,在富士康事件中在中国大陆公开活动,争取中国工人权益,是因为他们正确评估正反两方的因素。这次成功的经验,使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同时也令他们对中国工人今天的处境感到深切的关心。他强调,中国工人的处境必须要立即改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汉强发自台北的报导
“工会”与“父权”
来源:BBC 作者:朱学勤
富士康事件发生引发社会关注
富士康事件发生,不能说官方不重视。后者在工人跳楼至两位数后,派出了工作组南下。显然由于这一政治压力,资方半个月内两次宣布给劳方加薪,幅度之大,舆论热议。而我关注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第三方——工会,在此次劳资冲突中为什么始终缺席?
富士康高层人士与《财经》记者交流时,表达如下感受:“有些时候,我们感觉记者们像是把富士康看作外星球的企业,跟我们谈工会问题和集体谈判。在全中国,所谓工会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样的你们不清楚吗?难道富士康的做法,和绝大多数企业一样,就不能理解吗?”
当然能理解。和中国绝大多数企业一样,这家企业不是没有工会,但工会主席是跟随总裁多年的秘书、总裁办公室主任。工会经费也全部来自企业利润,而无员工的会费。要指望如此工会能出席劳方与资方的谈判,确实如指望外星人空降一样虚妄。
学者去当地散发调查问卷,问工人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地位?后者回答令学者惊讶:第一项是“政府应该给予公平的公共福利”,第二项“严格执行劳动法”,第三项“选出更多的农民工人大代表”,第四项“取消户籍制度”,第五项“媒体关注”。而组织自己的工会,则始终没有在其中出现。看来劳方本身对工会缺席也已习惯,以致遗忘。
这倒不必惊讶。工人的指望第一是政府,第二还是政府,是政府执行它颁布的《劳动法》。他们是在祈求政府扮演“父权保护”,一旦出手,就不要撤离,而是长期驻守,经常性“在场”。这不是阶级觉悟不高,而是“中国模式”下,工会始终缺席,劳动者在给定条件下的无奈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临时出手”是否能变为“可持续发展”?即“父权保护”再不撤离,变为“经常性在场”?回答不乐观。须知“中国模式”之秘密,是以超国民待遇予资方,以低人权待遇对劳方,一“高”一“低”,如此“劳、资”,才创造出洋人热羡的“崛起奇迹”,甚至有英国学者渴望全世界要让“中国来统治”。一旦改变“高”“低”配置,“中国模式”将逐渐萎缩,甚至轰然倾塌。富士康在半个月内两次加薪,资方已经流露出不堪重负,撤资回台或去它国的迹象。这是“父权”不愿看见的前景,因此,指望中国的“父权”为中国的“劳方”争利,变“临时出手”为“经常性在场”,除非放弃“中国模式”,在逻辑上几为不可能。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放弃逻辑,不论“中国模式“是否倾塌,假设“父权保护”取工会而代之,始终“在场”,从此变“亲资”为“亲劳”,真成“可持续发展”。如此假设,前景又如何?回答依然不乐观。
能够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的另一个国家,不是英国,不是美国,而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德意志俾斯麦帝国。俾斯麦的另一面,是“铁血父权”。他在位时严禁社会民主党及工会活动,却代行其职责,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俾斯麦执政名言是:趁社会民主党下河洗澡,我们抱走并穿上他们的衣服。德国工人感激涕零,认同“父权保护”,放弃阶级觉悟,史称“王朝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再不“跳楼”,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穿上军装,“特别能战斗”。这个“王朝社会主义”还能“可持续发展”,一战失败,二战“崛起”,被希特勒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不虚假,“父权保护”下,工会是被禁止了,但工人的福利却是增长了。德国工人不跳楼,二度穿军装,还是“特别能战斗”。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王朝社会主义”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有谁希望在中国重演?因此,尽管这是非逻辑的假设,我还是希望能截止这一“可持续发展”。遏止工人“跳楼”的正确做法是,“父权”及时退出,退到一边去做纠察,还工人以成立自己工会的自由,一旦劳资有纠纷,让工会代表劳动者集体,自己去谈判,而不是“父权”代行,“抱走并穿上他们的衣服”。后者即使成“模式”,那也是短期之“崛起”,长期之“灾难”,不仅是本民族的“灾难”,还是全人类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