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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第一章(1)

作者: 本坛编辑部, 发表于: 2013-02-28, 23:36

编者按:

十年前的今天,2月28日,一个两岸同悲的日子。王炳章博士在此日被终审判决无期徒刑。十年来,他深陷大牢,无怨无悔。今天,本坛隆重推出当事人方圆先生的《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是希望国人不要忘记这位英勇不屈的民主英雄。《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于十年前写成,第一章的第1部分曾在网络上张贴及在《中国之春》发表,全书本来定于今日正式出版发行。因为王炳章博士的亲属目前正在为王炳章博士保外就医奔走辛劳,为免生枝节,建议此书推延出版。因此,征得方圆先生同意,将此书第一章、第二章首发于本站,以纪念王炳章博士蒙难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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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博士


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目录


第一章 血色黄昏

第二章 拂晓凶铃

第三章 疑奇死讯

第四章 魑魅魍魉

第五章 水落石出

第六章 岳武归来

第七章 瞎猫行动

第八章 世纪冤案

第九章 谍影憧憧

第十章 惊蛰之雷


第一章 血色黄昏


一、茫然无人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我乘坐的波音七三七飞机到达金边国际机场上空。舷窗外,天边可见一抹金黄色的夕阳余辉,晚霞浓浓,烟尘滚滚,整个机场笼罩在一片暗红血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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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国际机场(资料照片)

飞机下降得很平稳,着陆很轻。窗外的机场显得很清冷,几架中小型飞机稀稀落落散在不大的停机坪上。金边机场不大,四面环山,似曾相识。一看那不大的塔台,恍惚回到三十八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四年越战期间,作为一名合同工苦力,挥汗抢建贵阳磊庄机场的青春岁月。与贵阳磊庄机场相比,两个机场的面积接近,环境相似。只不过金边机场显得老旧,缺乏生气。

入境大厅也是冷冷清清。没有来金边前,听说柬埔寨的边防和海关很腐败,对进出境的外国人,特别是对进出境的亚裔很刁难,动不动就要敲竹杠,而且是狮子大开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在堪培拉就办好了柬埔寨的入境签证。因为是加急件,还多交了加倍签证费五十澳元。

为什么要加急呢?原因是我六月十九日晚接到炳章的通知:二十三日前务必到达金边。飞机票倒不难订,一个电话就办妥了。但办理柬埔寨签证就碰到困难:签证官员告诉我,按正常程序,签证需三天时间才能完成。二十日已是星期四,二十一日是星期五,二十二日是周六,大使馆领事部休息。为了在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我能拿到签证,情急之下,只得“加急”。

飞机降落前,空中小姐笑容可躬地给每一位旅客送来一张落地签证申请表。这张申请表,用英柬两种文字印刷,上面只有姓名、性别、国籍、出生地、出生日期、护照号码、航班、旅行目的、停留时间等几项。只要填好这张简单的表格,就在机场办理落地签证手续,非常方便,费用仅二十美金(不到四十澳元)。早知如此,何必去办理“加急”?我直叹自己孤陋寡闻,当了一次傻瓜。

入境大厅的右侧有一张长长的柜台,那就是入境签证申报处。此时只有两三个人在那里办理落地签证。看来,尽管柬埔寨简化了入境手续,但来到柬埔寨旅行的观光客还是不多。

边防和海关的官员对旅客都很客气,完全不像外传的那样蛮横刁难。对任何一件事,不论大小,都应“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可以讹传讹。

推开机场大厅出外的玻璃门,一阵夹着汗气的湿热空气和嘈杂声浪扑面而来。与厅内的冷清相反,厅外人头拥拥,十分热闹。接机的人不是很多,更多的是旅店和计程车来拉生意的人。

四五个计程车司机把我围住,争着为我拿行李。他们操着很生硬的英语,抢着指我看他们的车子和报价钱,我婉拒了他们,退进大厅。因为我是第一次到柬埔寨,所以在起飞前,早与王炳章约好,要等他来接机。

退入大厅后,打开手机,看看是否能在此漫游。还好,很快手机就出现了当地的讯号。我立即拨通了炳章给我的一个美国手机电话号码。行前炳章告诉我,他将带此手机到柬埔寨使用。想不到接电话的竟是炳章的女儿青燕。我还以为青燕也跟她父亲到了金边。一问,才知道青燕还在洛杉矶。青燕告诉我,这个手机是她的,本来炳章要带走,后来不知何故炳章改变了主意,仅是叫青燕为他传话。

我问青燕,是否知道她父亲在柬埔寨的电话号码?青燕告诉我,她不知道。我再问青燕,你不知道你父亲的电话号码,怎样为他传话?青燕说,她主要使用电脑舆她父亲联系。有时,她父亲也会打电话给她,问问有没有人找他?是谁找他?留下什么口讯等等。

我请青燕立即告诉他父亲,我已经到达金边,正在机场等他。同时,按照我和炳章约定在失去联系时的通讯方法,打电话给我们这次行动的备用联络人——香港的陆杰先生。我在电话中请陆杰转告炳章,请炳章早点来机场接我,我在机场大厅等他。

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仍不见炳章的踪影。我再次打电话给陆杰,请他催催炳章,我担心夜深了,不安全。陆杰告诉我,他已将我到达金边机场的消息发给炳章,要我再安心等一会,想来炳章不会食言。

又等了近一个小时,炳章还是没有出现。机场大厅外的人潮已逐渐散去,天已黑尽。我想,炳章可能很忙,一时分不开身来接我,我干脆自己先去酒店住下,再设法与炳章联系。我打了个电话给陆杰,请他转告炳章不必来接我了,我到酒店住下后再给陆杰打电话。

我拉着行李刚出机场大厅的门,一个中年男子立刻向前招揽生意。他告诉我,乘坐机场的专用计程车到市区的价钱是二十四美元,乘坐他开的计程车只要十八美元,他的车子比机场的专用计程车要新得多,干净得多。他一面说,一面指我看那几辆被称为“机场豪华专用轿车”。这些“机场豪华专用轿车”都是奔驰轿车,虽“豪华”,但的确很老旧,外面沾满灰尘。很自然,我选择了这位中年人的轿车。原因不是这部车子新,干净,而是价钱便宜。后来,一问炳章,才知道他们从机场到市区的车资才七美元,不禁大呼上当。

车子出了机场,开上一条大路。司机打开收音机,收听的竟是一家中文电台。我用中文问他:“你是中国人?”

司机点了点头。用带着浓厚云南腔的普通话问我:“你从中国来?”

云南话与贵阳话很接近。我生在昆明,长在贵阳。不会说云南话,但听到云南话感到很亲切。滇、黔、川,这西南三省的人,出外旅行或客居他乡的时候,往往都互称“大老乡”,不论是相遇还是初识,彼此都很关照。我用贵阳话回答他:“我从贵阳来。”

这位司机大哥,一听我的贵阳话,立即亲热起来。他说,他父亲也是贵阳人,是李弥将军旧部的一个连长,五十三年前随国军二十六军撤退到缅甸,以后到了泰北,又经泰国辗转来到柬埔寨。在红色高棉时期,他一家十六口人被赤柬杀得只剩两口——他和他的儿子。杀人那天,正巧他带着儿子到泰柬边境探视重病的岳父,躲过了这一大劫。他提到红色高棉时,咬牙切齿,十分痛恨。

说话间,车子已开到我订下的朱莉安娜酒店。这家酒店位于离市中心不远的朱莉安娜街(152街)16号,闹中有静,十分方便。酒店的花园旁是一个清澈见底的大游泳池,几株椰树倒映水中,形影摇拽。可惜空无一人,显得特别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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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朱莉安娜酒店(资料照片)

二、情况突变

我无心欣赏这清雅的环境。匆匆进入房间后,第一件事是挂通陆杰的电话,告诉他酒店的电话号码,街道门牌号码,我的房间号码,请陆杰再次通知炳章,希望能迅速见面。

八点十分,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接听后,电话中传来炳章哈哈哈的笑声。我问炳章笑些什么?炳章笑着要我猜他现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他就在我的房门外,扮作生气样子说:“你就在门口吧,装什么神,弄什么鬼?”

这一说,炳章在电话中笑得更厉害了。我告诉他:“别笑了,为了等你,我直到现在还没吃饭,早已饥肠滚滚了,飞机上的东西很难吃,酒店旁有家中国餐厅,我从窗外看去菜色不错,我们可以去大快朵颐。”

炳章笑着告诉我:“对不起对不起!你快去解决肚子问题吧,饿坏了真要坏了大事。如果你要等我来,坐飞机也要一个多小时哩!”

他的说法使我很奇怪。我问:“坐飞机也要一个多小时?你究竟在哪里?”

“我还在河内。”炳章回答。

我更奇怪了。我问:“你为何还在河内,不赶回金边?”

炳章告诉我:“情况有变化。我和岳武十六日就到了河内,办完事后,本来准备今天飞回金边与你会合。没有想到接到朋友的通知,他们不能参加到柬埔寨的旅行团,只能参加到越南的旅行团。因此,我只好在河内等待,今天也没法去机场接你。因为事发突然,我来不及通知你。你不介意吧?”

炳章所说的朋友,是指一些炳章在国内的朋友。我这次金边之行,目的是两个。一个是与炳章商讨一些推动国内民运和工潮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确定“重建中华民国”行动的具体方案。另一个就是会见这批炳章国内的朋友。这批国内的朋友,据炳章介绍,由于他们在重要的位置上,将对“重建中华民国”行动,产生巨大的作用。

按炳章原来的计划,这批朋友是参加国内的一个“柬埔寨游”旅行团,应当在六月二十四日到达金边。我和炳章将在六月二十三日在金边会合后,于六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与这批朋友见面和会谈。二十六日则是我和炳章根据与这些朋友会谈的情况,对这些朋友的可靠性及他们对“重建中华民国”行动参与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下最后的决心。当最后决定作出后,我将在六月二十七日离开金边,飞回堪培拉。炳章和岳武完成一些技术性安排后,将在七月三日离开金边,回到纽约和巴黎。

现在,这些朋友不能如约到达金边,却改道越南,而且改变得如此突然。联想到我与炳章策划的“重建中华民国”行动,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命运。我与炳章的筹备工作,也进行了近两年。这次会见这批朋友,是实施这个大策划的最重要步骤,也是这个大策划的最后环节。这样重大的事情,这样重要的安排,怎样能说改就改?因此,我当时对这种改变,直感上有一种不合常理的感觉:

“如果这些朋友要改变行程,他们总要与旅行社办一些交涉呀!这些交涉,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办妥。炳章,他们为何不事先告诉你一声,你也可通知我直飞河内,何必绕道金边呢?”

炳章在电话那一头说:“老兄,对不起!我想人家也有自己安全上的考虑。再说人家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不像我们在国外这样方便,我们应该迁就他们。他们很想见到你。你快去办个签证到河内。”

我问炳章:“这里好办签证吗?”

炳章告诉我:“很好办。你可以委托旅行社办,只需要几十块美金。我的签证就是旅行社办的。你要快,再加一点点钱当天就可办好。我就是加了十块美金,早晨送件,下午就拿到了。”

我虽然感到有些怪怪的,但想到河内毕竟是一个国际都市,不应有什么大的安全问题,再说我也从未去过越南,也可去见识见识。所以,我同意炳章的意见:“好,明天我就去找旅行社办签证。我肚子太饿,不多讲了,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明天我把办签证的情况打电话通知你。”

炳章说:“你明天赶紧办。我现在用的是岳武的手机,在越南买的预付卡。”接着,炳章告诉了那张预付卡的号码,挂断了电话。

三、赴越签证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四日。一大早,吃完早餐后,我立即出门去找旅行社办赴越签证。

昨天晚上从机场到酒店,虽然一路都有路灯,但没有看清楚金边市容。今天一大早出了酒店,第一感觉是回到了八十年代早期,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到处都可以见到中文招牌,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旧的建筑破朽矮小,但又刷上花花绿绿的油漆。新的建筑也不算高大,但已经充满现代气息。整个城市污染严重,天空灰暗,嘈杂中显出朝气,混乱中显出繁荣,很像一个久病初愈、尚不会打扮自己确又想扮靓的农村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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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街景(资料照片)

走出酒店几步一转弯,侧面的捷克大街很宽大,街道两边的是一些商店和小摊。商店和小摊前的人行道上停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车辆和摩托车,行人根本没法走路。车行道上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摩托车,交通极为混乱。飞驰的摩托车后,跟着一条条红黄色如长龙般的灰尘。灰尘中,日光昏暗,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怪味刺鼻。难怪行人多用一张颜色暧昧的毛巾(布巾?)蒙住口鼻。如果街上的摩托车换成自行车,仿佛又回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贵阳。

与三十多年前的贵阳不同的是,不少街边小店卖的是八十年代初叶贵阳难得一见的冰箱、空调、洗衣机、彩电等等家电产品,也有八十年代初叶国内尚未出现的各式各款手提电话,还有形形色色的彩票。与贵阳相同的是充斥街头的那些五颜六色时装,那些卖文具、卖各种小玩艺,卖各类小食品的小摊,其中有不少泡菜摊,那些我们小时候爱吃的五颜六色的泡菜,特别是那些染上鲜艳红色的酸萝卜,不禁引起童年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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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街都是电器(资料照片)

五十年代中期,这些五颜六色泡菜和红色酸萝卜在我的学校——贵阳市陕西路小学大门口有十来个小摊在贩卖。小贩们竞争得很厉害,有的小摊买三块泡菜或酸萝卜,赠送一张“洋画”(一种火柴盒大小的硬纸片,一面印有三国水浒西游记等等小说中的人物或妖怪),有的小摊买三块则赠送一粒“猫眼”玻璃弹子。在校内女厕所对面的工友杨伯伯居住的那间不到六平方米的斗室门口,杨伯伯的太太也在一张矮桌上摆放了三个玻璃罐,专卖这种红色酸萝卜。因为上课时间不准出校门,杨太太的生意自然而然成为独家生意。每到课间休息的十分钟,尽管这里气味不佳,但杨太太家门庭若市,生意非常红火,一分钱一块的酸萝卜,每天要卖掉三大罐,据说杨太太的收入超过杨伯伯的工资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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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泡萝卜(资料照片)

出于好奇心,也是对童年生活的一种怀念,我掏出一张五元的美金递过去。那位卖红色酸萝卜的大娘吓了一大跳,她不会讲英文,无法与我沟通,拿着这张五元美金的钞票上下晃动,我估计平常当地的小孩很少拿五美金来购买这种红色酸萝卜的,可以猜到她的意思是“这些钱全买吗?”我点点头。只见她带着满脸惊异,用一个小塑料袋给我紧紧塞了满满一袋,足有好几十块,真叫我大开眼界,哭笑不得。直到我离开柬埔寨,这些酸萝卜还剩下一大半。

除了这种红色酸萝卜和各种泡菜,街边有的小摊发散着夹杂了一些油炸食品的怪异香味。跟着那怪异香味寻去,只见在这些小摊的低桌上,放置着大大小小的竹箩,有些小摊则将一个个盆子放置在塑料桶上,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油炸昆虫。这些油炸昆虫呈暗红色和金黄色,唯一认得的是油炸蚂蚱,闻起来真是香味扑鼻,一张长方型的纸板上明码标价三百柬币(约合几分美金)一茶杯。看到这个价钱,我才明白那位卖酸萝的大娘的奇异表情。虽然价钱很便宜,味道也很诱人,但不敢买,因为这些玩意不比酸萝卜,怕吃了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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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街头的油炸昆虫小摊(资料照片)

顺着捷克大街走了不到三百米,就到了一个交通拥挤的十字口。我按地图上的指示,往右边的大道上拐了一个弯,走不到几步,就发现不少中文的旅行社招牌。我选了一家门面比较像样的跨了进去,一个面貌姣好的女孩用英文问:“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我用中文说:“小姐,你懂中文吗?”

这位小姐用带上海口腔的普通话回答我:“当然懂。我们是中国人开的旅行社。请问先生也是中国人?”

我告诉她,我出生在中国,持澳洲护照。现在想去越南旅行,是否可以代办赴越签证和代购飞机票?这位小姐先自我介绍姓徐,然后笑眯眯地告诉我,可以代办赴越签证和代购飞机票,但要收手续费。我问她要收多少手续费?她笑了一下说:“二十美金。贵是贵了一点,但是办理的速度很快。”

我问:“需要多少天可以办好签证?”

她说:“大概两三天吧”

我再问:“能够再快一点吗?”

她答:“可以。你想哪天要?”

我告诉她:“今天下午。”

她眉头一皱,摇摇头说:“不行不行,对不起呵,今天不行。我们老板带团去吴哥啦。他不在,就办不成。你明天来吧,我们老板明天回来。”

我以为她在熬价钱,就问:“我加点钱可以吗?”

她笑了:“加急当然要加价。我不是不想赚这个钱,是我没本事赚。办签证都是我们老板亲自跑。你去别处问问,看他们是否可以给你办快一点。”

我看这位徐小姐还挺真诚,就对她说:“我去别的旅行社试试,如果没法更快一点,就回来找你帮忙。”

我把整条街的华人旅行社跑了过遍,但运气奇差(应当说运气奇好,冥冥中自有天意,让我逃掉这场大劫!),没有一家能当天办好,而且有的看来还不太可靠。由于刚才那位笑眯眯的徐小姐给我留下的印象颇好,我又回到第一次去的那家旅行社,办理了委托手续及付款后,把护照交给那位徐小姐,约好次日(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来取签证和机票。

从这家旅行社出来,已是中午,我则是满身大汗。回到酒店痛痛快快冲了凉,顾不得吃饭,马上拨通了炳章的电话。

炳章问我是否办好了赴越签证?我对炳章说,今天跑十多家旅行社,都没法当天办好,所以明天(六月二十五日)才能拿到签证。因此我只能在后天(六月二十六日)抵达河内。

我问炳章:“会不会耽误与朋友们的约会?”

炳章说:“如果你后天赶到河内,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些朋友也是二十六日到达河内。你的飞机是哪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号是多少?几点到达河内?”

我告诉炳章:“现在不还知道。要明天才知道。”

炳章说:“明天确定航班后,立即打电话给我,我去机场接你。”

当时虽然危险已经迫到眉睫,但我除了感觉这些“朋友”突然改变行程有些不太对劲外,还没有进一步的危险意识。所以,在电话中,还在给炳章开玩笑:

“这次你老兄千万不要又放我一次鸽子哦!”

炳章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不会不会!我已经负荆请罪了,不会再让你饿肚子。”

炳章接着说:“因为这个手机是岳武的,他也要用。如果你一时打不通,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你带了电脑来吗?”

我告诉炳章:“没有。到这种不熟悉的国家,我一般不带电脑。”

炳章说:“那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到网巴发电邮。金边到处都有网巴,特别是湄公河畔的大街上的网巴,几乎是一家接着一家,而且很便宜。如果你感到不方便,或有紧急情况,你仍然可以打电话给陆杰,但要告诉他必须马上转给我。我已嘱咐陆杰与你全天候地保持联系,你知道,他是可以成为我的代表的。”

四、泾渭分明

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因为炳章无法进入泰国,两个多月前,陆杰就作为炳章的代表,在泰国的首都曼谷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

我到泰国会见陆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想厘清炳章与朱利锋等人的关系。我告诉陆杰,如要确保“重建中华民国”的行动得到成功,就要排除一些极端冒险的主张和行动。据我得到的情报,朱利锋等人的背景可疑,他们的那些暴力计划,即使真要实施,也必须绝对保密,怎能毫不忌讳地大肆宣传?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不应如此低能,鲁莽。这些反常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再说,据我们了解,朱利锋等人也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我们担心的是炳章会不会被朱利锋之流的豪言壮语所迷惑?如果炳章所说的“国内力量”,来源于朱利锋之流,那么,“重建中华民国”的行动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

陆杰说,炳章要他转告我,炳章与朱利锋没有任何关系。朱利锋是主动找上门来的。炳章到泰国后,和陆杰等几位朋友会见过朱利锋,大家都认为朱利锋狂妄自大,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炳章在陆杰等几个朋友面前,严厉地批评过朱利锋的暴力恐怖主张。

陆杰告诉我,当时炳章给朱利锋指出:革命和恐怖是两条路上的车,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革命不排除武力,但这个武力是对准暴政的,不是伤害无辜的。炳章非常气愤地指着朱利锋说:“小朱,你的主张和计划我坚决反对。你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我无关。我希望你立即停止你的一切轻举妄动,特别重要的是不许你打着我王炳章的旗号活动。不然,外界会把你的一切荒唐,全加在我王炳章头上。”王炳章还郑重宣布,断绝和朱利锋的来往。

我问陆杰:“你本人对朱利锋的看法如何?”

陆杰说:“我认为第一这个人脑筋有点问题。第二水平太低。我认为朱利锋那种不切实际的极端面貌后面,掩藏得有见不得人的东西。”

陆杰告诉我,炳章所指的力量,都是通过炳章多年的经营积累下来的。完全与朱利锋之流没有任何关系。我又访问过几个接触过朱利锋等人的当地华侨,又通过询问过几个朋友,其中包括希哲兄,他们对朱利锋的看法也不好,而且证实了炳章的确与朱利锋等没有什么实质关系。

当时,在泰国除了朱利锋外,还有刚刚从大陆出来的彭明,他老兄也有一些激烈的主张。我问陆杰,当时和炳章除了见过朱利锋而外,是否见过彭明?

陆杰说,他本人没有见过彭明。但炳章和彭明见过面。陆杰说,炳章一开始对彭明有很大期许,并为彭明赴美尽过力。但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和了解,大家在思想上、路线上有极大的距离。

我问陆杰,炳章与彭明“在思想上、路线上有极大的距离”是何指?

陆杰说,炳章与彭明在思想、路线的距离,主要反映在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如何去建立这个中国。炳章的主张是重建一个中华民国,彭明的主张是建立一个“中国联邦”。炳章认为,“中国联邦”的提法不通,难以接受。如果是建立一个“中华联邦”,是可以研究的,但也必须在重建中华民国的基础上予以考虑。炳章认为,彭明所搞的那个“联邦”,与炳章主张重建的中华民国,完全不搭界。

陆杰告诉我,炳章强调,他与彭明的最大分歧,还不在于国号的分歧,而在于如何重建一个新中国的手段和方法。炳章从不讳言,革命是建立新中国的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但炳章从来不主张使用诸如暗杀、绑票等流氓手段,更不同意彭明主张的“吸引走投无路者投靠,蒙哄不明真相者入伙,协迫身不由己者跟从。”炳章坚决反对把那些“极欲出人头地的野心家,几近穷途未路的亡命徒”作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

为了进一步了解炳章对彭明的确切看法,我请陆杰拨通了炳章的电话。炳章在电话中再一次肯定陆杰的转述。炳章对我说:

“我原来的确想和彭明合作做点事。奇怪的是彭明在国内时,极力主张体制内改良,不可越雷池一步。到国外后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激烈主张暴力斗争和恐怖活动。这种剧烈的急转弯缺乏思想轨迹,更缺乏思维逻辑。他的一些说法太大,太空,得不到人们的呼应,相反失去了人们的信任。道不同,不与为谋。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合作的事向包括彭明在内的任何人透露。”

我告诉炳章,我还没有与彭明见过面,没有可能将我们合作的事告诉彭明,也不会把“重建中华民国”的行动告诉其他人,请他放心。炳章问我:“你告诉过希哲吗?”

我回答炳章:“没有。希哲是否参加“重建中华民国”的行动?”

炳章说:“参与这次“重建中华民国”行动的,只有你,你那位泰北朋友,我在国内的一个老朋友,陆杰,连我自己一共五个人。至于希哲,不是我不信任他,我是担心他包不住话,一下说出去,大家全玩完。等我们这个大策划实施后,他是跑不掉的,一定请他老兄出马。”

通过与炳章的通话,通过陆杰对炳章的策划长达几天的阐述,特别是对细节的安排,方方面面的周详考虑,才使我放下心来,决定继续参与“重建中华民国”的行动。

我与陆杰第一次见面是因为出席“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会议”。在会议安排的旧金山奥克兰一家小旅店里,来自香港的陆杰、万宝、刘泰,和我同住一室。

陆杰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是“保钓运动”的早期发起人之一。他瘦高个子,戴一幅宽边眼镜,知识渊博,谈吐儒雅。休会时,同样来自香港的陈劲松、黄钟、张弛等朋友经常到我们的房间聊天。除张弛一人在一旁一言不发外,大家都聊得很热闹,可以说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奇闻异事,妖魔鬼怪,无所不谈,无所不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在会外的交谈,比会议本身更能增进彼此的了解。

会议结束后,炳章约我、陆杰、刘泰、孙云和来自新西兰的陈维健等等朋友到他在洛杉矶的住家再聊聊。陆杰等人搭乘朋友的便车先出发。我与炳章二人坐“灰狗”巴士晚一天才与他们会面。会面后,炳章给大家煮了一大锅“糊涂面”,佐料只有酱油、盐和一点白醋,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我是个没有辣椒难吃饭的角色,问炳章是否有辣椒?炳章说,有时看到他太太吃一点,不知道还剩得有没有,叫我打开他家的电冰箱和那个一米见方的小食品柜自己找。

打开电冰箱,除了几瓶饮料,半株白菜,几个鸡蛋而外,可以说找不到别的东西。我再打开那个小食品柜,里面空空荡荡,哪里有啥辣椒?看到的只是几包方便面而已。

炳章和他的太太杰希卡居住的是一套一室一厅的廉价公房,面积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平方米。厨房挤在客厅一角,小得连转身都很困难。客厅里除了一套陈旧的布沙发,最像样的家具就是一架堆满各类书籍的大书架。以后听希哲说,炳章和新任太太杰希卡分手后,唯一能带走也就是书架上的那些图书。这些书籍装在几个大纸箱里,连个堆放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寄放在黄奔的一个仓库角落里。

炳章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创建“中国之春”,在海外举起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面民运大旗,到八九民运前夕在民联“倒王风波”中,被迫离开这个他亲手创建的、浇铸了他心血与眼泪的组织,其间长达八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民联是海外唯一的民运组织,集中了海外、台湾、港澳的一切资源,炳章经手过的金钱应不少于五百万美元。如果那些攻击炳章“黑箱作业,贪污腐化”的谣言属实,那么,“大船烂了也有三千钉”,炳章的生活不至于如此困顿。

炳章首举海外民运大旗二十年来,除了头脑中的理想,胸怀中的人民,满身的累累伤痕,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过,所幸的是,炳章除了两袖清风而外,从来不会缺少红颜知己。炳章蒙难后,希哲和我谈及此,真是嘘唏不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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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第一章(2)

作者: 本坛编辑部, 发表于: 2013-03-01, 19:13 @ 本坛编辑部

五、重建民国(一)

一九九九年刚开年,“倒王风波”的主角胡平兄,第二次访问澳洲,在雪梨作了一次讲演。这次讲演引发了澳洲一场长达半年的笔战。有位雪梨朋友曾在他一篇网文中作了如下记载:

“胡平第二次来澳洲的时候是99年初,一是年月近,二是这次胡平从澳洲走后,留下了长长几个月的笔仗,记忆就深刻多了。胡平这一回悉尼的演讲,场面就远不如前一次那么大了,估计最多就是七八十人吧。前一次民运人多势众的,后一次民运人士已经是寥若晨星了。民运就像落在树上的那只乌鸦,树下狐狸说乌鸦歌唱的好听,其实是嘴馋乌鸦嘴里的那块肉,旅居澳洲中国学生的永久居留问题一旦解决,民运组织立刻缩水解体。演讲会即将结束前,一个人向胡平提了问题,关于台湾的问题。回答他了,他却去接电话了。第二天报纸上就出现了一篇文章,署名"悟空",对胡平演讲进行攻击。看上去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这样就出现了短兵相接,澳洲民运人士纷纷拿起笔做刀枪,用不同的笔名对对手干上了,如来、蒋则民、茅则洞、李自清等都是民运方面使用的笔名,对方也不断有人加盟,双方在悉尼的"东华时报"你来我往,一轮又一轮的笔仗,一直打到当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十周年的纪念,报社觉得再打下去意义不大了。共产党政治保守反动,经济贪污腐败,雇用的写手毕竟说话论事底气不足,讲民主自由讲中国的政治改革,更是水平和能耐有限,基本上不是对手。虽然胡平没有直接参与这场笔仗,但是战火却是由胡平而起,因此我记上一笔。”

在这场笔战中,“李自清”是我使用的笔名,取“理自清”之意。我用这个笔名在《东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 驳斥中共的那些无知浅薄线人对现代史的信口胡诌。没有想到,十年前在“倒王风波”中组织一帮人马驱逐炳章的这位胡平兄,十年后在炳章九八年回国组党被中共驱逐后,又组织一帮人马在美国“世界日报”刊登广告“谴责”炳章的这位胡平兄, 他的澳洲之行所引发的这篇《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倒成为他所驱逐和“谴责”的炳章“重建中华民国”行动的“第一推动力”。

在《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这篇文章中,我从共产国际与列宁派出苏俄远东情报局的华裔间谍杨明斋等人潜入中国创建中共开始,谈到国共分裂,谈到国共内战,一直谈到六四屠城。重点是谈小日本趁老蒋在江西对红军进行了一二三次围剿的中国内乱之机,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的七七四十九天,也就是中共在粉粹了老蒋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的“大好形势”下,更重要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令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苏俄的“国庆节”,建立了一个完全苏俄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在文章中我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内建立的第二个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从此,开始了“两个中国”长期的战争。这场内战,中共高喊反对老蒋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得到中国人民流血牺牲的支持,夺取了大陆政权,老蒋则败退台湾。从此,“两个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由隔海对抗转为隔海对峙,至今没有结束战争状态。

在文章中我提出,民运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推动民主宪政,重建亚洲的第一个民主中国,也就是重建孙中山先生创立之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我强调,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老毛建立了远比老蒋更独裁更专制的极权制度,因此,专制的中共政权绝不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所期盼建立的那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这次炳章的澳洲之旅在胡平访澳之后。他到达墨尔本的时候,正是论战正酣的时候。不知墨尔本哪一位朋友把《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送给炳章过目,据炳章说,他阅读此文后深有同感。因此交待到墨尔本接他赴雪梨的胡尧等朋友,先把他送到到堪培拉与我见面,要与我就“重建中华民国”的主题进行深谈。

炳章一行到达堪培拉时天色已晚。他告诉我,想到澳洲国会看看。我们赶到国会山时,因为开放的时间已过,国会已经关闭了,我们只得在国会广场的夕阳里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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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国会广场留影:右一胡尧,右二方圆,右三王炳章,右四秦晋

从国会回来,我太太在自己经营的“唐朝酒家”包间内,准备了一桌热腾腾的麻辣火锅招待大家。酒足饭饱,餐馆打烊后,炳章和他那二十岁出头的新任妻子杰希卡和其他随行者在我家留宿。到达我家后,炳章略作洗漱,告诉大家:“今天从墨尔本赶到堪培拉,大家都非常疲倦,早些休息吧。我要和方圆讨论一下他的这篇文章(指《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

我家当时住得不宽,虽然前后有两个小小的花园,但房子很小,一楼一底仅有三间卧室。由于客人多,女儿和儿子都挤到爸爸妈妈房间席地而眠。儿子的房间安排给炳章夫妻,女儿的房间安排给剩下的几位朋友。但一间小卧室哪里够这几位朋友住?他们互相谦让,最后决定让给年龄较长的胡尧。余下的几个朋友在楼下的客厅睡沙发,打地铺。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也为我们的交流更加方便,我与炳章的谈话只好在饭厅进行。这次深谈,一谈就谈了一夜一天,直到第二天晚饭前才结束。

我们这一天一夜谈话的内容,就是以我这篇《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文章为题,重点谈的是“重建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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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在南京(资料照片)

炳章说,他原来的设想,是建立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跟我的“重建中华民国”的主张虽然大方向相同,但仍然有很大差距。读了我这篇文章后,他感到很有重建中华民国的必要。但他担心,当年老蒋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从反面催迫人民接受共产党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痴迷于“五子登科” ,贪污腐败,各阶层人民恨之入骨,老蒋失去民心,所以丢掉大陆,败退台湾。“中华民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等同于老蒋的独裁政权。现在我们要重建中华民国,中国大陆的人民能接受“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吗?

我告诉他:“这需要我们向人民做广泛的宣传,向人民作耐心的解释,让人民了解中华民国不能和老蒋的独裁政权打上等号,让人民重温中华民国不是老蒋所建,而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建的历史,让人民认知中华民国是国父孙中山创建的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当年列宁也高呼过“中华民国万岁”,让人民明白中华民国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中国,是一个摆脱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新中国。胜利后的中共,做的最大一件蠢事,就是废除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一点,老毛以后也后悔不已。”

我对炳章说:“国号当然非常重要,但比国号更重要的是制度。中共胜利后建立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如果中共胜利后建立的是老毛在野时描绘的那个各党派都有平等参政地位的‘联合政府’,实施民主宪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那些为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而牺牲的英烈们的鲜血不会白流。遗憾的是中共胜利后建立的政权,是比老蒋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更专制更独裁的寡头政权。”

我告诉炳章:“中共的专制极权是对民主宪政的颠覆,是对民主自由新中国也就是对中华民国的颠覆。这是对二战后民主自由的历史主流的反动。大陆人民,包括开明的共产党人,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经过“文革”浩劫,经过“六四”屠城,面对中共权贵集团变国产为党产,变党产为私产,特别是面对中共权贵集团今天贪得无厌的“圈地运动”,对中共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而放眼台湾,虽然台湾的民主还在不断健全中,但再不成熟的民主也是民主,再成熟的独裁还是独裁。自从台湾“解严”以后和开放台湾老兵回乡探亲以来,大陆人民逐渐了解台湾的真相。虽然当时的大陆比毛时代有了很大进步,言论自由的程度放宽了,但在政治上仍然钳制得很紧,“莫谈国事,可谈房事”。 虽然当时的大陆物质生活明显提高,但相对于台湾,当时的大陆还很贫苦,普通工资仅为人民币壹佰元左右,约合美金十多元。大陆人民不但羡慕台湾的富裕,更崇尚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因此,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陆人民,就已经不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时候的大陆人民。进一步说,现在世纪末的大陆人民,是经历了‘六四’屠城后的大陆人民,是已经开始自己独立思考的大陆人民,他们对‘中华民国’的国号,不但不会再有当年蒋氏误国时的反感,相反有更多的反思。”

炳章思索良久后说:“‘再不成熟的民主也是民主,再成熟的专制还是专制’这句话说得很好,可以称为‘方圆金句’。但今天的台湾,民主是民主了,李登辉政府却利用民主手段推行一条自外于中华民族的台独路线。李登辉政府挂的是‘中华民国’的招牌,卖的是‘台湾共和国’的狗肉。他们沉溺于日本式的小国岛民的自私心态,关心的是如何蛊惑人心,掌控政权,如何利用政权来攫取财富。他们根本不关心大陆民主不民主。我上次被中共驱逐后到达台湾,呼吁台湾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我的一片赤诚得到的是什么?是台湾朝野的嘘声与反对。特别对我提出要求李登辉政府将国民党运到台湾的黄金美钞文物归还大陆人民,用于帮助民主运动时,李登辉政府把我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虽然当时没有如同中共一样把我驱逐出境,但限制我以后不得再进入台湾。对这样一个在美国人暗中支持下明目张胆走向独立的台湾政府,他们容许我们“重建中华民国”吗?”

我对炳章说:“不论是当年毛泽东在江西奉俄国人的命令使用暴力手段分裂中国,还是今天李登辉在台湾看美国人的眼色使用和平方法分裂中国,都是对中华民国的背叛,都不利于两岸的和平发展,更不利于两岸人民的福祉。所以,不论从历史的传承,还是现实的需要,我们更应当重建中华民国。我们决不能容许李登辉一伙盗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搞实质上的台湾独立。而根本没有必要在乎他们容许不容许我们‘重建中华民国’。难道他们不容许,我们就放弃‘重建中华民国’了?他们不容许,说明我们做对了。他们越不容许,我们越要努力。”

“一旦我重建中华民国成功,毫无疑问中共马上会出兵镇压,这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各民主国家的制裁。中共表面上不在乎这种谴责和制裁,但内心深处非常忧虑和恐惧。重要的是这一粒火种,一旦扔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怨声载道的遍地枯柴上,马上会变成‘扑不灭的火焰’,完全可以烧毁那左右摇摆的一党专政,这才是中共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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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在台湾(资料照片)

“面对被中共武力镇压大陆的‘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又怎么办?支持吗?担心战火延烧到台湾。袖手旁观吗?同样要受到国内外舆论和民主国家的谴责,严重影响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对外贸易。外贸是台湾的生命线。经济垮了,台湾人民会把选票投给他们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鸵鸟心态会使自己的法统受到挑战,动摇他们的统治根基,这也是李登辉一伙的软肋。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华民国的重建只会让两岸自私的当权派高度尴尬。”

炳章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连说:“对了对了,这一下对了,你这句“只会让两岸自私的当权派高度尴尬”,说到点子上啦!只有重建中华民国,不仅能挑战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撼动中共政权,也能使台湾那些盗用‘中华民国’的旗号分裂中国的台独政客无计可施,无地自容。也解了我一肚子窝囊气。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向大陆老百姓和台湾统派人士解释‘重建中华民国’容易,但我们如何向日益接受台独理念的台湾人民,特别是在李登辉台独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解说‘重建中华民国’呢?”

我告诉炳章:“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六四’屠城后的一九八九年七月初,台湾政府把我接到台湾的第二天清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悲歌阵阵,人流涌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独派统派,一致支持大陆民主运动。我站在广场上,不禁热泪滚滚。当时我真想马上就振臂一呼,号召大家和我一道打回大陆去,消灭法西斯啊!”

“这时,我无意中抬眼一望,只见广场上远离人群的另一端,几对年轻父母,带着几个小孩,小的大约一岁上下,正在妈妈搀扶下蹒跚学步。大的大约五、六岁左右,正在放飞一只只花花绿绿的风筝。看到蓝天上飘浮的白云,看到蓝天白云下的这些年轻家庭,和乐融融,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兀然感到,这是一个多么和平安宁的环境呵!我们有何权力要这些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台湾兄弟姐妹们为我们大陆的民主自由重新踏进战火与鲜血,献出闪光的青春甚至于献出年轻的生命呢?所以,那一瞬间我悟了,我悟出大陆的自由必须大陆人民自己争取,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和平环境中的台湾人民为我们的自由而牺牲。只要他们理解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的不幸流泪,呼吁,呐喊,我们也就知足了。”

“所以,对我们‘重建中华民国行动’,我们同样需要的是向台湾人民详尽解释,耐心说服,争取同情,争取帮助。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今天台湾在‘中华民国’的法统下,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我们同意他们独立出去争取民主自由。而今天,民主自由在台湾都有了,为何要放弃‘中华民国’的和平,点燃‘台湾独立’的战火呢?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在台湾,要珍惜来之不易,保卫更不易的‘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没有中华民国,哪有台湾今天的和平环境?就是有,那也是五星红旗下的另一个海南岛。大陆只有实现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台湾才能真正免去战争的威胁,两岸人民才能平心静气地商讨两岸的关系,两岸的未来,两岸才有真正的永续和平与双赢发展,才有两岸人民在蓝天白云下的无忧无虑。”

炳章听后频频点头,眼泪直流。

经过整整一夜的深谈,我与炳章的看法趋于一致,那就是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中华民国”。因为我们看到,在两极分化严重,民智已开的今天,“重建中华民国”在大陆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成功的可能。重要的一点,我们也要以此来整合民运的力量与资源。因为现在海外民运的力量和资源难以整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让大家整合的局面与形势,缺乏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整合核心。常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重建中华民国”就是英雄造时势。一旦时势造成,时势自然也会造出英雄。那时,我们还怕缺乏民运的领导核心吗?

第二天一早,我与炳章各煮了一碗面作早点。吃完早点我劝炳章去休息。但此时的炳章毫无倦意。他说:“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确立了‘重建中华民国’的目标,但如何去达成‘重建中华民国’的目标?我想我们今天白天应当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有时候,方法比目标更重要。”

说罢,炳章问我困不困?我笑着说:“不困不困,就是困了也要‘舍命陪君子’。”

炳章听后也哈哈一笑说道:“你刚才引用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成语,我也来引用一句成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英雄怎样去造时势?我们天南地北,见一次面很不容易。现在先讨论首当其冲的经费问题,如何?”

说到这里,炳章不待我回答,把眼镜往上一推,抬眼问我:

“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在台湾找到实际的帮助?我想李登辉政府那样冷待我,远离我,敌视我,一方面是自私,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自保,不想惹火烧身,故意做给中共看的一种姿态。他们不敢公开出面支持我们,能不能暗中给我们提供经费?”

我告诉炳章:“要李登辉政府暗中提供经费,完全是与虎谋皮,是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不要说‘重建中华民国’会使李登辉政府尴尬,就算对他们在台湾的存在,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这伙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官僚,既没有天下为公的胸怀,更没有舍身取义的胆量。在台湾许多国民党人心目中,中共仍然是当年打败他们的中共,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对手。他们只想在‘台湾关系法’的卵翼下偏安享乐,醉生梦死,哪里有胆量挑战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就算硬着头皮向他们提出帮忙的要求,他们会笑咪咪地‘忠告’你:‘为了帮你们帮到点子上,我们不能把鱼送给你们吃,这样会养成你们的依赖习惯。我们只能教你们钓鱼的方法。’炳章兄,你有兴趣去学习这个‘钓鱼的方法’吗?”

说到这里,炳章摘下眼镜,一面擦拭镜片一面强压愤怒地说:“钓鱼?这个说法我不陌生。我每次到台湾,只要一提到请求支持民运,他们都要提起这个‘钓鱼的方法’。我哪有兴致与耐心去‘钓鱼’?中国的民主运动靠‘钓鱼’能推动吗?”说罢,我们两人不禁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起来。

炳章说:“我以为你在台湾有直接的关系,不象我这样不受人家欢迎,可以搞到经费。听你这样一说,要得到李登辉这种短视贪婪又特别自私孤寒的台独政府帮助是根本不可能了。如果在台湾不能解决经费问题,那就麻烦了。我在美国有一些关系,美国方面也有人肯支持我们,但这种支持都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

我问炳章:“这些条件是什么?我们为何不能接受?”

炳章告诉我:“这些条件说起来也很简单,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以捐款人的意愿为转移,必须听从于捐款人的安排。这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说,核心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服从于捐款人的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服从美国人的利益。”

我对炳章说:“美国是一个很古怪的国家。她有民主自由的崇高国家理念,但也有非常现实的国家利益。当她的国家理念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时候,她出手大方,漂亮,令人佩服。当她的国家利益与国家理念相冲突的时候,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目前,美国处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年代。美国认为自己称霸世界的老大地位不容挑战。对于中国,美国很在意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市场。美国保守自私的那些战略家们的中国政策,是可以让中国富裕,但不可以让中国强大,他们不能让中国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对手,他们不相信我们中国人向来没有称霸世界的想法,我们愿意诚心诚意跟美国人交朋友,但必须是平等的朋友。如果我们去服从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中国的利益,也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重建中华民国’有何用?”

炳章听后长叹一声说:“我在美国呆了十多年,深知来自美国的嗟来之食是无法接受的。看来,台湾政府、美国政府都靠不住,能不能在民间想想办法?”

我认为炳章“在民间想办法”的设想很好,有一定的可行性。官方保守,民间进步。官方孤寒,民间热忱。民间不少有识之士手中也积累一定数量的财富。在官方走不通的路,在民间未必走不通。所以,我与炳章确定了经费来源基本依靠民间,不仅是台湾的民间,美国的民间,所有民主国家的民间,还包括了中国大陆的民间。

在决定了经费来源的方向后,我们接着讨论“重建中华民国”的具体方法。

炳章和我首先讨论了武装起义的可能性。

我们先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陆的国情:虽然国内经济发展得很快,人民生活虽有改善,但经济发展的利益被一小撮权贵资本集团吞噬,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远远落后于两极分化的速度。当今可以说是遍地枯柴烈火。在中共绝对控制了军队,军队又装备了先进武器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起义也不是不可能。发动起义并不难,问题难在发动起义后,难以取得成功。因为国民党的武昌起义,共产党的南昌起义,虽然也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发动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这两次起义的成功的关键,都是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武装力量就在敌方的军队里,也就是说敌方军队中有一批觉悟了的先进分子和自己的同仁。

我们接着分析民运队伍:民运朋友大多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书生,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那种只会空谈清谈自以为天下第一的“高手”。这些清谈误国,缺乏团队精神的“高手”,大多已经老朽,他们能打入中共军队,或联系军队中的先进分子,能拿起枪杆子,成为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吗?也就是说,我们既缺乏组成一支武装的基本力量,更缺乏在军队中的工作和力量。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的发展:就算我们以后设法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设法在军队中发展我们的同仁,我们不担心缺乏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也不担心缺乏人民的支持与国际的奥援,但担心的是政权的转移又陷入暴力的循环,担心的是又让中国人民在内战中流血牺牲,再次死伤几千万人,担心的是中国在内战中分裂分解,这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又有什么好处?所以,从历史的大角度,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中国人民的福祉出发,我们否决了发动武装起义的打算。

我们在否决了发动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后,重点讨论了和平选举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九十年代末叶中共已经开放了乡一级的民选,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中共把选举的范围死死限制在乡镇一级,不愿发展到县一级、省一级,更不要说全国的普选。这样遥遥无期地拖下去,民主宪政哪一天才能实现?面对如此局面,我们不能等待,不能等待中共哪一天发善心启动政治改革,实现全民普选。我们应当先从已经推行的乡镇选举打开突破口。从全国来看,中共的力量无疑占了绝对的全面优势。但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县城,如果把我们全国的力量集中在一处,中共就不一定占优势。也就是说,在某一特定的地区,特别在远离中共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在中共驻军相对薄弱的一些县城,我们可以占相对的局部优势。

在这种基本估计下,我们打算在我们有一定力量的地区,在已经开放的乡级选举中,鼓励我们的同仁在民主选举中当选。一旦我们的当选人占了这个地区当选人的多数,立即集中目前能调动的力量秘密集中到这个县城,在准备好的情况下举行一场全县的民主选举,把我们的同仁推选为政府首脑。然后公布民主政纲,平反冤狱,打击贪渎。从全县民主选举开始的时候,我们通过卫星向全国全世界进行同步现场直播,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的民主进程,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如果中共出兵镇压,我们应当如“六四”时期一样,向解放军喊话,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不能伤害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动员解放军倒转枪口。如果能争取一部分解放军与我们一起,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抵抗,让民主政权多存在一天好一天。在抵抗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应撤出境外,在境外建立民主流亡政府,既保存了力量,也可以此为契机,将海外的民主力量与资源整合起来。

在这个策划中,最重要的是卫星转播器。在上世纪末,卫星通讯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要准备几套卫星转播器是一个难点。这个难点,炳章和我商议后,决定由我来解决。炳章的分工则是联系与动员国内的力量。

六、重建民国(二)

我与炳章讨论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吃完晚餐后,为了赶时间,炳章一行不得不向我们一家告别。临行前,炳章紧紧握住我的手,要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他的盛情邀请——今年秋天到旧金山参加中国民主党第一次海外工作会议。炳章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朋友不少,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平常很难聚在一块,这次会议是大家见面共商国是的一个好机会。等这次会议结束后,还可以邀上几位铁哥们,到洛杉矶他家里再进一步讨论“重建中华民国” 的行动。

一九九九年秋,我应炳章之邀到达旧金山,出席了“中国民主党第一次海外工作会议。”并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炳章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领导小组”顾问,王希哲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会议结束后,炳章邀请了我、陈维健、陆杰、刘泰、岳武、孙云等朋友到洛杉矶他家。当时炳章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没有直接把“重建中华民国”这几个字说出来,炳章只是对朋友们说去他家“继续聊聊”。我们分成两批,一批是我与炳章,我们两人乘灰狗巴到洛杉矶。另一批则是其他朋友,分乘炳章的小车及搭乘回洛杉矶朋友的便车到洛杉矶,约好次日中午在炳章家集中。

到了洛杉矶炳章家后,炳章请大家吃了上面提到的那餐缺盐少味的糊涂面。大家一边吃面,一边七嘴八舌地问炳章,这次到洛杉矶讨论的的主题是什么?只见这时炳章放下碗,擦擦嘴,站起来,举起右手握紧的拳头,向前一挥,很郑重地告诉大家:“建立民主政权”!大家一听“建立民主政权”几个字,立即放下碗一阵热烈鼓掌。然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进入热烈的讨论,声音越来越高。炳章一面打招呼要大家声音小些,因为这是公房,左邻右舍不喜欢大音量打扰,一面激动地参加大家的讨论。

大家在讨论中吃完“糊涂面”,清洁了这小小的厨房后,炳章把大家邀到客厅。几位朋友坐在客厅中那张唯一的长沙发上,更多人是在地毯上席地而坐。等大家坐定后,炳章作了开场白:

“这次邀请大家到寒舍来,就是邀请大家来研究建立民主政权的问题,就是邀请大家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高见。下面先请方圆兄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发言:“炳章建立民主政权的主张我完全赞同。检讨一下民运,从一九七八年民主墙时期算起,到现在已近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来,以‘倒王风波’ 为发端,到九三年华盛顿大会,‘一加一等于三’, 可以说每况愈下。原因何在?除了中共的破坏,最重要的原因来源于我们内部。”

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环视大家说:“民运人士都有自己主见,大多是一些共产党所称的‘头上长角’的“刺头”人物。这些人中也有不少‘天生的反对派’。老子天不怕地不怕,武装到牙齿的共产党不怕,会怕你吗?所以山头太多,主张太多,理论太多,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这是在海外自由的环境里,大家学习民主,形成了未来中国多元社会的雏形,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由于互不服气,互相内斗,不但虚耗自己的力量,给人们的观感特别差。人们感觉中国人不论台上台下,红的蓝的,都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长于窝里斗。严重的是海外民运刚兴起的阶段,由于初学民主,往往把政权混淆于政党,比如说‘三权分立’是民主政治必需采用的政权形式,但并非民主政党必须采用的政党形式。当年的倒王,就是倒在深搬硬套的‘三权分立’上。从此民运走上一条曲解民主,使用民主的方法来伤害民主的诡吊歧路,形成了今天这种一盘散沙,难以整合,缺乏核心的局面,这是坏的一面”

由于人们习惯于中共的一元化统治,将中共的一元化认为是常态,自然把民运的多元化当成非常态。没有看到这是这种多元化的积极面。出于历史惯性,批评很多。也有不少朋友出于‘恨铁不成钢’的期盼,批评也不少。这些批评促使不少民运朋友自省。大家都认识的薛伟兄,也就是胡平兄的老板,曾经很真诚地对我说,经过多年的反省,已经认识到‘倒王风波’对民运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倒王风波’对民运重大的伤害,就是倒掉了民运的领导核心。取王炳章而代之的胡平是个好人,但只能当一个‘甩手掌柜’,缺乏具体的操作能力,更缺乏一个领袖的魅力,”

说到这里,有人打断我的话:“胡平缺乏的何止是领袖魅力!他小肚鸡肠,缺乏的是一个领袖人物的宽宏大量,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领袖人物的道德力量,他根本无法取代炳章成为海外民运的领导核心。”

我说:“重点不是去评价具体的个人,重点是倒掉了王核心,又不能形成胡核心,实际上变成了无核心。这个问题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被人们发现,发现时已经晚了,伤害已经形成了,就像薛伟兄所说那样。薛伟兄表示,一定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向大家认错 (以后薛伟兄曾为此公开认错,公开道歉)。所以,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就是要汲取过去惨痛的教训,把过去的错误改正过来,在一盘散沙的民运中,将失去的领导核心重新建立起来。”

有朋友提出:“现在不是有些朋友也在建立一些形形色色的‘流亡政府’吗?这些‘流亡政府’为何不能成为领导核心?”

我回答这位朋友:“‘流亡政府’不是想建立就能建立的。流亡政府必须有根,也就是这个政府在流亡前必须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存在过。如果‘流亡政府’仅是某些人在海外的组合,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过权力,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发挥过影响力,不论这个‘流亡政府’有甚么样动听的名称,国际上是不会承认你的。没有国际上的承认的所谓“流亡政府”,基本上没有生存的余地,也没有生存的价值。这种“流亡政府”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看看二战时期的戴高乐流亡政府,今天的西藏流亡政府,都是历史的客观产物,而不是几个聪明人异想天开的作品。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民主政权,行使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主要目的是点燃火种,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次要的目的是藉此建立起核心。一个能够得到取国际承认的流亡政府,才是可以整合民运的力量和资源的核心。”

我的发言激起朋友们的一阵热烈讨论。在讨论中,朋友都同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的设想。

紧接着,大家对这个民主政权的名称开始了讨论。刘泰提出,炳章原来的设想是建立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如果我们要建立民主政权,国名应当就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

陆杰提出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要考虑中国多民族的现实,更要考虑历史的发展。未来的中国,不能搞中央集权制,这样容易形成极权体制。为了避免复辟独裁,为了两岸的统一,为了摆平各民族之间和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未来的中国,应当实行民主联邦体制,所以,他建议国号为“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

陈维健提出,国号应当洗练、简洁、明朗、易读。国号也要实在,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国”中的“人民”两字,就很不实在,具有欺骗性。“人民”在哪里?在中共体制里,哪有“人民”的地位?“人民”二字,变成中共自欺欺人的装饰。未来中国的国号,就要把这些虚饰扫掉。根据国际上习惯性的称谓,他建议,直接称“中国”就好。

炳章起来向大家解释,他原来的计划的确是想建立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但经过与我讨论,考虑到历史的传承,考虑到中国在联合国创始时使用的名称,考虑到未来中国的统一,他更改了过去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建议民主政权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接着,炳章把我们二人在堪培拉的讨论大致向大家表述了一番。

炳章话音刚落,孙云,陈维健等表示赞同,刘泰和陆杰和其他朋友也表示可以接受。

国名决定后,大家又开始讨论民主政权的政体。

我认为政体的决定取决于共产党对民主政权的态度。民主政治的真谛是让每一个人民,每一种政治团体,都有平等的参政权力而非取缔某一政党,包括共产党。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权要尽量避免流血,应当给共产党留一条出路。所以,我提议采用三权分立的两院制。上院议员由达到选举人数下限的各政党,按政党比例人数产生,主要是给共产党留历史地位,可以参照英国、泰国等的上议院设置,表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实的承认。下院议员由民主选举产生,由在下院议员占多数的政党组阁。

孙云不赞同这个提议。他认为中华民国被中共所颠覆,中共只能接受历史的惩罚,不应在国会有位置。中华民国早就已有固有法统,那就是国民代表大会和五院制。既然我们的国号是中华民国,就应当按中华民国的宪法办事,不必花太多时间去重新制宪和改变国家体制。

炳章对我与孙云的提议采取折衷态度。他赞同孙云提出的以中华民国的宪法为宪法,不必重新制宪的意见,但炳章提出必须修宪,因为台湾根据台湾的政治现实也多次修宪,我们也应面对今天大陆与台湾各自的政治现实进行修宪,不能固守旧制。炳章也赞同我提出的“三权分立的两院制”和给共产党留位置的设想。他说,五院制的核心是三权分立,监察权在三权分立中已存在,不必再架房叠屋。而共产党不论是主动进行民主改革,还是被迫接受民主改革,只要不捣乱,不造反,只要不通过战争方式实现民主宪政,我们都应包容之。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后,大家基本趋向于炳章的折衷办法,即“三权分立的两院制”和给共产党留位置的设想及在修宪基础上保留中华民国宪法。

这时,天色已晚。大家已经饥腹滚滚。我因为几天没有吃辣椒,非常想找一家川菜馆解解馋。炳章也好此道,朋友中也有不少好吃辣的,所以炳章带我们到了一家叫“丁胖子”的川菜馆,这家餐馆规模不大,价廉物美,特别是四川泡菜很地道,大家美美吃了一顿又香又辣的川菜。

饭后炳章将大家安排到莫逢杰家安身。莫逢杰的房子比我家的住房大多了,不仅前后空地很大,还有一个大大的游泳池,其中水已经发绿,喂养了一些鱼和几只乌龟。我们在莫逢杰这所房子的一间空房里和客厅里搭上地铺,倒地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早炳章又把大家接到他家,除了岳武等几人有其它事情要办,不能和我们一起行动外,炳章、陈维健、陆杰、刘泰、孙云与我等六人合租一辆小车,计划离开洛杉矶后经拉斯维加斯前去纽约。炳章带我们办好租车手续正准备登车时,他那位年轻妻子杰希卡大发雌威,不许炳章东行,态度非常坚决。炳章悄悄告诉我们五个人,这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妻子年龄小,脾气可不小,个性相当强。为避免家庭纠纷,要我们先行一步,他随后赶来。

大家分手前余兴未尽,又站在炳章家所在那个公房大院矮墙外,开始了热烈的讨论。这次的讨论主题是民主政权的建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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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山陵(资料照片)

刘泰是南京人,他首先发表意见,主张还都于南京,就像当年八年抗战胜利后,由陪都重庆还都于首都南京一样。刘泰说:“南京本来就是法定首都,我们建立的民主政府,理所当然应当以法定首都南京为首都。而且孙中山先生也葬于南京的钟山。南京在历史上多次建都,秦淮河畔,六朝金粉,何等昌盛,何等繁华,何等气派。而且城市大气,当年蒋介石在南京搞“新生活运动”,提倡植树造林,绿化搞得很好,不像北京遍天遍地四处风沙。”

提到“六朝金粉”,陆杰就不赞同这个计划了。陆杰说,“六朝金粉”的‘六朝’,是中国南北朝分裂时代的南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加上东吴和南唐,固然繁荣昌盛,笙歌燕舞,但都是一些分裂政权,”

刘泰打断陆杰的话:“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都是全国性政权,也在南京建都,怎么说是‘分裂政权’呢?”

陆杰对刘泰的打断甚为不快地说:“刘泰你的毛病就是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固然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不算分裂政权,但明朝迁都北京,垮台也在北京,南京不能算明朝的正式首都。而太平天国与中华民国存在时间都不长,中华民国以南京为首都也不过二十二年时间,不算分裂政权也要算短命政权。所以,南京为首都不吉利,我不赞同以南京为我们民主政权的首都。”

有人提出建都于北京,也受到反对。反对者认为,建都在北京的政权除去战国时期的燕国燕太子的故事不说,以后有辽、金、元、明、清、北洋政府及中共。其中辽金两朝,都非全国政权。撇开是否为全国政权这一点不说,这些政权大多有两个特点:文化落后和政治保守。辽金两朝、元朝、清朝、北洋政府如此,现今的中共政权更是如此。而且北京气候恶劣,风沙太大,靠近苏俄,临近天津海港,很容易被外国侵略者攻占。

有人提出建都于西安。理由是西安不仅是中国四大古都,还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之一。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更始帝、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四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001年之久,又曾为赤眉、绿林、大齐(黄巢)、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其中以西周、秦汉两朝、唐朝最为重要。特别是唐朝,中国的国势达到鼎盛,也成为全世界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唐朝是中国人的骄傲。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权要成为当今的太平盛世,应当首选西安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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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钟楼(资料照片)

但也有人反对。理由是由于西安建都时间太长,对渭河平原的开发过度,土地贫瘠,水源枯竭。加上唐代以后,南方不断繁荣,对外开放口岸,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现代西安沙漠化很严重,气候干燥恶劣,不宜作民主政权的首都。

提到西安, 大家又讲起武则天贬牡丹盛开洛阳的传说。有人提出,洛阳曾为帝喾、夏、商、西周、东周、西汉、更始帝、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郑、大燕、后梁、后晋、后唐的首都,中华民国也一度迁都于此,是我国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大概建都时间为1300年以上。西汉、 新、北周、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八朝又以洛阳为陪都。司马光说过:“欲闻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所以建议民主政权以洛阳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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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资料照片)

提到洛阳,有人建议不妨也考虑开封。他们说,开封早就在夏朝就建都,称“老丘”,是夏朝历时最长的都城,计二百二十五年。战国时期,魏国建都于此,称“大梁”,冶铁业发达,十分繁荣。后梁、后晋、后汉及后周也以开封为都。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仍然以开封为首都。宋以后,大齐、金朝定为国都。王龙凤政权也以开封为都,建都史长达五百九十二年。开封处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交通四通八达,气候不错,可以作为一统天下的基础。

但很多人都反对将洛阳开封定为首都。反对的理由与反对以西安为都的理由接近,都是开发过度,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生态不良,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下,不宜作首都。

提到“地处中国中心”的说法,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洛阳开封位于河南,以目前中国的版图来看,的确处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但历史是发展的。美国建国之初西部也相对落后,但美国开发西部后,经济蒸蒸日上,国力日益强大。中国不可能不开发西南部(当时还没有提出“西部大开发”),一旦西南部开发成功,随着中国国势强大,中南半岛国家长期受中国影响,自然会与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甚至于更紧密的关系。中国要强大,必须要在印度洋有出海口。昆明总面积约2147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约330平方公里。北距北京2100公里,南距中越边境最近250公里,最远515公里。西距中缅边境最近395公里,最远876公里,西南距老挝300公里。在此情况下,中国版图上的地理中心必然移向西南,我认昆明将会成为西部大开发后的全国地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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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大观楼(资料照片)

我说,从政治上看,1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九日,蔡锷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宣布云南独立,呼应武昌首义。1915年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昆明发动起义,率领护国军出师讨伐,导致袁世凯死亡,瓦解了颠覆中华民国的复辟。抗战时期成为大后方,西南联大在此留下民主自由的火种。何应钦在此训练中国新陆军,中国的伞兵等现代兵种也在此诞生。从地理位置上看,昆明又是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联系最为紧密的重要门户。

我说,昆明地处云岭之南,夏季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控制,有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带来大量的蒸气,经常下雨,云雨减弱了太阳辐射,雨水的蒸发也带走了不少热量,所以地面温度不高。到了冬季,由于昆明所处的纬度较低(北纬25度),有比较强烈的太阳辐射,也减弱了西伯利亚寒流对它的作用。而且有来自亚洲大陆西南部的西南暖湿流,向昆明输送暖气。它在干燥的西南暖流影响下,形成干季,天气晴朗,少阴雨,因此阳光充足,气候温和。

昆明在云贵高原上,高出海平面近2000米,虽然它靠近热带,但它的高度的作用抵消了它的纬度较低的影响,这是它夏季比较凉爽的主要原因。

昆明是地处我国三大台阶中的第二级的高原小盆地,夏季太平洋东南气流因地势逐渐抬高,影响力度不明显。由于滇池等湖泊的温差调节,植被良好,冬季有西部青藏高原的屏障,北面有横断山脉及梁王山、乌蒙山完全挡住阻挡着北方南下北方寒流的入侵,而印度洋的暖流,却从南面缓缓贲临。昆明处于西南暖湿气流与季风气流交界,从南方来的风与从北方来的风在昆明相遇,势均力敌,形成了动态均衡。使得这高原之城,既无寒冻,也无酷暑,四季如春,腊月也群芳竞艳,绿草如茵。综合移行因素,我提议未来的民主政权以昆明为首都。

也有人反对我的提议。他们认为首都当然最好地处中国版图中央。但昆明还是偏了一些。他们提出应以武汉为首都。他们认为,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洛阳开封太开阔,昆明太偏远,上海太市俗,武汉却有睥睨天下的气势。龟盘蛇息,有“玄武之象”。一九二六年,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抗战期间,如果不失守,武汉又成为战时首都。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加上武汉话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也听得懂;北方人容易学,南方人也容易学,所以,武汉具备了首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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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广场(资料照片)

此论也受到一些朋友的反对,反对的原因,首当其冲的是夏天太闷热,有“火炉”之称,为中国“四大火炉”之首。这些朋友说,更重要是武汉那样三镇鼎立,暗示着“分裂”,今天中国力避分裂,有此大不吉利之兆,不利于建都。

有的朋友提出,中国应当一国数制,同样可以一国数都,武汉可以为冬都,昆明可以为夏都。也有朋友提出西安为政治中心,上海为经济中心,昆明为全国法律中心,以滇人之实,治上海人之滑,等等,等等。

讨论中,天色已晚。炳章说,太阳都下坡了,今天的讨论无法一时结束,留待以后再继续。还是让方圆兄们几位先出发吧。大家在意犹未尽中分手。

在途中,孙云很郑重地告诉我,说辛灏年兄将于双十节在纽约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八周年大会上发行他的新书《谁是新中国》并作长篇讲演,邀请我出席会议。到了纽约后,我如期出席了辛灏年兄的新书发行会,也应邀作了简短发言。

这个大会是炳章与我就“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一文在我家探讨了一天一夜,并已经作出“重建中华民国”的明确决策之后的好几个月才召开的,这个会议召开前,炳章和我在洛杉矶与刘泰陆杰陈维健诸友商讨过重建中华民国的政体、修宪、建都等具体事项。当然,“英雄所见略同”,辛灏年兄的《谁是新中国》一书中也有“重建中华民国”的想法,与我早在十来个月前发表的“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一文中的“重建中华民国”的提法接近。以后有人称炳章“重建中华民国”的主张是阅读了《谁是新中国》一书后作出的,明显与事实和历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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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者为王炳章,
王炳章右一为王希哲,右二为方圆,右三谢万军,右四为王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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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第二章(1)

作者: 本坛编辑部, 发表于: 2013-03-01, 19:15 @ 本坛编辑部

第二章 拂晓凶铃


一、巧笑倩兮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钟,我按时到那家旅行社取机票和赴越签证。一进门,这位徐小姐哭丧着脸连忙给我道歉。她说,由于她的老板所带的旅行团,要求在吴哥多玩一天,明天(六月二十六日)才能回到金边。所以,我的赴越签证和机票要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才能给我,飞机票也改成二十七日的了。徐小姐说,为了赔礼,她请我吃晚饭。看到徐小姐那张苦瓜脸,我不禁心想,到了柬埔寨不到短短三天,就被放了两次鸽子。第一次是炳章兄所放,第二次竟是这位曾经满面春风的徐小姐所放。

无可奈何之下,我告诉徐小姐,吃晚饭就不必了,只是希望她明天一定要准时给我办好签证,免得误了商机。

“误了商机”这四个字不谈也就罢了,一谈,引起徐小姐极大的兴趣,向下撇的嘴角顷刻向上翘,笑容像雨过天晴的艳阳般明亮照人。

她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我的护照,一面留意端详,一面问我:“误了商机?……先生是到柬埔寨经商的?”

我点点头。她接着问:“先生做哪方面的生意?”

我只得找一个理由:“做些土特产方面的生意。”

“那些土特产?”看来,这位小姐要刨根问底。

怎么办?我最熟悉的柬埔寨的土特产只有辣椒了。所以,我告诉徐小姐:“想进些辣椒。”

“你们澳洲也吃辣椒?”

“澳洲本地人中有不少人吃辣椒。旅澳的中国人中吃辣椒的也不少。”我答。

“澳洲的中国人多吗?你到澳洲多久了?什么时候入的澳洲籍?……”徐小姐指着我的护照问我。看来,这位小姐不是对澳洲有多少人吃辣椒感兴趣,而是对我的澳洲护照感兴趣。

我看看手表,已过三点半了。还要与炳章通话,没有时间陪徐小姐聊天了。我打断这位小姐的话头:

“对不起,我还有点事要办。明天我下午三点来拿签证和机票不会有问题吧?”

徐小姐头一扭撒娇地说:“哎呀!你这人真坏!谁说明天会有问题呀?多说两句话会耽误你多少时间啦?”

这下该我赔罪了:“实在对不起,我真有事……”

不等我说完,这位徐小姐好像是与我多年交往的亲密朋友一般,走过来朝我肩头一拍,推着我说:“去去去,不耽误你发财。明天下午三点来拿签证和机票。”

我乐于得逃之夭夭。

回到房间,还好,不到四点,没有耽误我和炳章约好的通话时间。拨通炳章的电话后,我告诉炳章,到金边那天被你老兄放了鸽子,今天又被旅行社的小姐放了鸽子,无法按时取得签证,明天(六月二十六日)我无法抵达河内。如果明天能准时拿到签证的话,我二十七日将抵达河内。

炳章在电话中告诉我,今天他接到这批朋友新的通知,把会面的地点又从河内改到中越边境的芒街。炳章说,他原以为我二十六日能到河内,所以他把到芒街的车票都买好了,也通知了那批朋友。因此,明天(六月二十六日)他和岳武等将先到芒街。炳章要我明天办好赴越签证后,一定要在二十七日赶到河内,再打电话给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到芒街的办法和会面的地点。

我听后第一是感到不解,第二是感到很反常。我感到不解的是炳章为何不能马上而要等到了芒街,才能把从河内到芒街的路线告诉我?我问炳章:

“到芒街的路线和方法现在你就可以告诉我,为何要等到明天才能告诉我?”

炳章回答:“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从河内到芒街的路线和方法。听岳武说,从河内到芒街要经过下龙湾换车,我买的车票也只是从河内到下龙湾的。到了下龙湾如何转车我一无所知,只有明天到了芒街才能告诉你。”

我问炳章:“你是第一次到芒街吗?”

炳章答:“是的,我是第一次到芒街。这边我不熟,所以带岳武作向导。岳武现在还不知道你来了。”

我问炳章:“你没有将这次的行动内容告诉岳武吗?”

炳章说:“没有。因为我担心岳武的嘴不牢靠,他的圈内朋友太多,一旦他兴趣来了,在电话中向朋友们透露一二,那不糟了?所以我只是告诉他来会会朋友,了解一下国内的工运情况,没有给他详谈我们的计划和你也到了柬埔寨的消息,等我们这次顺利完成计划再告诉他不迟。”

听了炳章的解释,我放心不少。

我对这些朋友一改再改行程还是非常存疑。我问炳章:

“这次行动,是我们几个月前商定的。是一件可以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临时把会面地点从金边改到河内,就已经不妥,但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又突然从河内改到芒街,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到了越南,从边境到达河内有火车,有长途客车,非常方便。反过来,我们从河内到芒街,虽然交通上没有问题,但首都的治安应当远比边境好得多。再说,这样一改再改,实际上是把我们越来越拉近边境。也就是把我们越来越拉近危险。为了安全起见,能不能把会面地点改回河内?”

炳章说:“朋友们已确定了新的会面地点,不好再更改了,委屈委屈吧。不管怎样,我们都比国内的朋友方便。至于安全方面,因为我们有合法的旅行证件,又有合法的越南签证,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告诉炳章:“我预感特别不好,此行要小心谨慎,因为情况不正常。你们明天一到边境,立即给我打电话报平安。”

炳章要我放心,他说到了边境后,会立即给我打电话。

二、四姨太太

第二天,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我又准时到了为我办签证的那家旅行社。这次,徐小姐不再哭丧着脸给我道歉了。她给我倒了一杯茶说:“好了好了,你的签证和机票都办好了。”

我一听,很高兴,请她把我的护照和订好的机票给我。徐小姐把嘴一翘说:“忙什么?陪我讲两句话不行吗?”

没法,只能从命。我问:“明天的机票是几点钟的?”

徐小姐答:“大概是上午九点钟左右的吧……”

怎么徐小姐不知道机票的准确时间?有问题。我问:“上午九点左右?确切时间是多少?看看机票好吗?”

谁知徐小姐手一摊,耸耸肩说:“机票目前不在我这里。”

我有些急了。又怕像昨天一样被再放一次鸽子,连忙问“那机票在谁那里?”

徐小姐笑着说:“看你急成这样,一定发大财。我们老板告诉我,他吃完午饭就到到航空公司给你出票,出完票后立即到越南驻柬埔寨大使馆给你办理莶证,等一会就回来。”

我问:“需要等多久?”

徐小姐说:“不会等很久。我们五点下班,现在三点多,最多再等上一个小时,等到到下班吧。”

听徐小姐如此说,怎么办呢?只好等了。

徐小姐看我颇为不悦的样子,干脆离开柜台,紧靠我身边坐下,又拿出那套撒娇的办法,摇着我的胳膊说:“怎么?生气了?”

我只好说:“没有没有,等一等就等一等,怎么会生气?”

“不生气就好。反正现在要等,没事儿,讲点澳洲的情况听听。”看来,徐小姐真会办事。

我只好问:“想听澳洲那方面的情况?”

“澳洲气候好吗?”

“很好。澳洲不但气候好,空气好,环保和生态环境更好,城乡都很干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后的一块净土。蓝天白云,碧浪黄沙,绿树成荫,真像传说中的世外桃源一样。”

“哟!这样好呀?你看,金边又热又脏又臭,烦死人。澳洲移民条件苛刻不苛刻?”

“澳洲移民的门槛很高。自由党执政后,更收紧了移民的口子。”

徐小姐听了似乎有些失望。她问:“看来,移民到澳洲希望不大喽?”

我回答:“澳洲是一个移民国家,现在仍在吸收移民。根据澳洲的需要,规定了不同的类别,每种类别规定了不同的移民数额。目前,澳洲政府对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给了很多优惠条件。”

徐小姐问:“给了那些优惠条件?”

我看看表,三点半不到。就将澳洲政府最近出台的一些优惠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政策和方法,粗略地给徐小姐讲解。

摆谈中,时间很快接近五点,是徐小姐下班的时候了,仍然不见老板回来。徐小姐也有些着急了。她自我解嘲似地对我说:“呀,真见鬼!我们老板失踪呐?我打个电话给他。”说着,就拨通了老板的手机:

“老板,客人等着你嘞!几点能回来?”不知老板在电话中给徐小姐说了些什么,只见徐小姐越听,眉头越皱。电话结束后,太阳下坡了,徐小姐脸上的笑容也随着西沉的落日消失了。我的心中也“格登”一下:

“是不是签证有了问题?”

听到我的问话,徐小姐才回过神来。她连忙摇着头向我解释:

“没有没有!签证没有问题。是我们这位老板有了问题……”

“你们老板有了什么问题?”我甚为不解。

“哎呀,我们这位老板是个老风流。这次他去吴哥又带了一个四姨太回来。这个四姨太比他大女儿还小三岁,今年才十七岁。今天去给你办机票和签证时,我们老板也带上了这位小姨太。谁知他老人家运气不好,在航空公司门口下车时正巧被他的三姨太在计程车上看见。这位三姨太马上回家把他的大太太和二姨太叫来,那两位和三姨太一下车就大发雌威,一起如狼似虎扑向我们老板。三姨太原来最得宠,现在看到有人夺了她的位置,就脱下高跟鞋,抓住那位夺了她位置的四姨太的披肩长发,一阵猛抽。现在他们一家五口正在航空公司大堂里打得一塌糊涂,害你等这样久,实在对不起……”

徐小姐一面对我表示遗憾,一面有些幸灾乐祸。我听了是有些好奇和感到好笑,但更担心我的签证和机票:

“哦,原来如此。我的签证和机票怎么样?什么时间能拿到拿到?”

徐小姐说:“我们老板说他先把四姨太送过来,现在正在路上,马上就到。然后他会立即给你办。”

正说话间,一辆老旧肮脏的银色丰田小车在门口停下,车上急急忙忙下来一男一女。男的大约六十多岁,花白头发,矮胖个子,上身着一件粉红底的大花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倒长不短,又肥又大的咖啡色方格短裤,想必就是那位享尽齐人之福的老板了。女的披头散发,赤着双脚,个子比男的高出半个头,连衣裙也是老板那种粉红大花。只见她一只手紧紧把连衣裙前胸撕破的口子艰难地拉掩,另一只手的手腕上挂着一个冒牌货的肉色方格小包,一看便知应当是那位引起世界大战的四姨太。虽说只有十七岁,但厚厚一层脂粉把青春的光华遮盖,看面容像是二十好几的光景。

那位老板慌慌张张进了店门,将这个女人交给徐小姐,叫徐小姐立刻带着这位女人到隔壁的酒店开房间。

徐小姐一面把我介绍给这位矮胖老板,一面在老板后面偷偷扮个鬼脸跟我眨眨眼说:“五分钟就来!”,一面挽着这位狼狈不堪的四姨太匆匆而去。

这位老板一面目送徐小姐与这位四姨太小跑似的出门,一面对我很歉意地鞠躬行礼,一面行礼一面说:

“事发突然,事发突然……先生您请等一会,随便带个眼看顾一下小店,徐小姐回来招呼您,我现在赶去给你拿机票……”说罢,三步并成两步钻进小车里,一溜烟开走了。

车刚开走,徐小姐哈哈哈笑着回来了。我问她为何如此好笑?她边笑边对我说:

“金屋藏娇嘛,金屋藏娇嘛……先生您先见习见习……”说着傍我而坐,两手一摊:

“对不起哦,再等一下啰……”

这一等,足足等了近一个小时,仍然不见那位矮胖老板的身影。我非常着急,催身边一边大谈她老板的风流趣事,一边笑得前俯后仰的徐小姐给她的老板打电话。

这位徐小姐勉强止住笑后,拨了好几次,才打通她们老板的电话。老板在电话中告诉她,等他赶到航空公司,人家已经下班。机票没有到手。如果赶到越南大使馆,就算越南大使馆尚未下班,因为没有机票,也不能办理签证了。因此,他已经回到家中,现在正在家里安抚那三位太太。这位老板对徐小姐说,他明天一早九点半以前,保证把机票出好,十点拿到越南大使馆去办理签证,保证半小时内把签证办好。矮胖老板要许小姐向我再次郑重道歉,请我明天一早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到旅行社来拿签证和机票。

徐小姐把老板的话转达完,又紧紧挽住我的胳膊说:“今天的确事发突然,怪不得我们老板。耽误了你一天时间,我们老板叫我退还您的加急费,再把机票和手续费打九折,不要生气哦……”

她一面说,一面拿起她的手提包,拉着我就走。

我不知这位小姐拉我干啥,连忙问:“哎,徐小姐,你拉我去哪儿?”

徐小姐笑着说:“请你吃饭啦!今天你不会又有事了吧?”

她哪里知道,我不但有事,而且有天大的事——我还要和炳章通话呀!我不能不再一次扫徐小姐的雅兴:

“不行不行,今天我与朋友有约会。明天签证和机票办好后我请客,好吗?”

徐小姐又翘嘴了。她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问:“约会?与女朋友的约会吧。好好好,不搅你的好事。”

我不愿,也不必去给她解释。我只得说:“对不起了,我得立刻就走。明天早上十点半我准时到,我们再聊吧。”

给徐小姐道别后,我匆匆赶回酒店。

三、 陷阱深藏

晚上七时,刚吃完晚饭,就接到炳章的电话。炳章说,他们已到达芒街,当地的边贸很繁荣,治安也很好,城市不大,小巧玲珑,不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乱。

炳章告诉我,到达河内后,可以直接从飞机场叫一辆计程车到长途巴士站,那里每天有无数趟巴士直发下龙湾。在下龙湾下车后别出站,车站内有很多车子到芒街,有大巴,有面包车,也有小车。他建议我单独包或与人合包一辆小车,因为大巴和面包车要等人坐满了才发车,很浪费时间。小车上车就可以马上出发,而且速度快,人也舒服得多。炳章说:

“从下龙湾到芒街都是傍海而行,一边是奇峰兀起,一边是碧波荡漾,沿途风景很美,但道路崎岖,车子颠簸,两三百公里的路,却走了四五个小时。不过很值,特别是下龙湾的山水很美,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在下龙湾还未开发出来可以说这句话。你到下龙湾可以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下龙湾的山水远远胜过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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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龙湾(资料照片)

我告诉炳章,明天(六月二十七日)中午如果我能够飞河内,到达后会按照他教的方法赶到芒街与他们会合,经过下龙湾时,我会大大“谋杀菲林”。我问炳章:

“我到达芒街应当是晚上。与你的朋友们见面最快也是六月二十八日了。在芒街要呆多久?我的机票是七月三日飞回澳洲,如果在芒街呆的时间长,要提前通知我,好在金边通知航空公司更改时间,那样会方便一些。”

炳章说:“我也不太清楚。和你结束通话后,我马上与朋友们联系,才能确定会面时间和在芒街停留的时间。如果时间推后较长,还要请老兄在金边也为我和岳武通知航空公司更改日程。我们和你老兄一样,都是订的七月三日从金边飞回美国和法国的机票。今天岳武要请客,改善生活,晚上十一点左右给你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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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芒街口岸(资料照片)

晚上十一时许,炳章按约定的时间再次来电。他告诉我,他和那位国内朋友见了面。这位朋友说,不知是什么原因,现在边境管理突然变得很紧。那位重要人物,因为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当局注意,所以不能冒险到越南这边来,只能在中国的边境小镇东兴等待炳章和我一行。所以,我们见面的时间,因为要等我到达,改到六月二十八日,会面的地点改到与芒街一河之隔的东兴。明天(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炳章那位老朋友会到达芒街来与炳章见面,商量大家到东兴的方法。”

炳章问:“你多年没有回国了吧?这次回去看看,有机会可以到处走走。我建议你把返程时间往后推两周,你看如何?”

我一听要越境进入中国,立即有一种不可言状的不祥预感——这不是一个活络络的陷阱吗?我问炳章:

“我们如何进入中国?是办理正规的手续还是偷越国境?”

“我也不知道。要明天跟这位朋友见了面才能了解他们的安排。”

“如果是偷渡,一旦是陷阱,凭偷渡这一条就可以拘捕我们,不用制造借口了。如果是办理正规手续过境,那不等于我们自己把自己交给中共了?”

“你不要把偷渡看得这样太严重。当然,我们在偷渡时可能会落入中共手中,他们是可以用偷渡的罪名拘押我们。但为什么我们在偷渡时一定会落入中共魔掌呢?国境线这样长,中共的边防警察数量有限,哪里顾得过来。今天我和岳武到达芒街后,就到达边界勘察。在这里中越是以北伦河为界的。北伦河是一条小河,十多米宽,浅的地方可以趟过去,就是游泳也不过几分钟。只要时机拿捏得准,应当不会有问题。”

“就算我们偷渡成功,但在国内碰到中共检查怎么办?如同上次你与中共遭遇那样,我们不是乖乖把自己送到中共手上?我认为你不要把事情考虑得太简单,更不能只往好的方面去想。所以我认为偷渡太过于冒险。”

“你也说得对,偷渡是自己给自己加罪名。两害相较取其轻,我会尽量要求他们安排我们办正规手续过境。交给中共就交给中共吧,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朋友都在闯关,我们无非闯一次关吧。他们同意入境我们就进去,真是求之不得。不同意入境我们就打道回金边,哈哈……难道你害怕了?”炳章看来很轻松,没有把危险看在眼里。

“这不是我害怕不害怕的问题。闯关是做秀。当然做秀也是必要的,有其宣传价值。炳章,你要注意,这次我们来是做事的,不是来做秀的!”

“你应当相信朋友们的安排,不会出什么事的。”

“这些朋友的安排安全吗?”

“他们熟门熟路的,我想应当问题不大。”

“他们如果安排得很好,为何多次更改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从金边改到河内,从河内又改到芒街,最后从芒街改到东兴。他们连自己都安排不好,有把握给我们安排好吗?”

“老兄,我看你是不是太多疑了?人家还没有替我们做安排,你没有理由认为别人的安排有问题。”

“办事要谨慎一些才好。我不是没有根据地去乱怀疑。从这几天多次改变行程的事实来看,想好一些,是这些朋友的能力有问题。但我担心的不是能力问题,而担心是有比能力问题更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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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兴口岸(资料照片)

听得出来,炳章在电话那头也很有些犹豫地说:“我也感到有些不妥,但干革命哪有不冒风险的?我觉得你考虑得太多了。明天跟我会面的这位朋友与我认识十多年,是我亲自发展的第一批民联的国内秘密成员。经过多年考察,不应有什么问题。”

“风险当然需要冒,但不是这样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去冒。这样说来,今天和你见面的这位朋友与你明天即将见面的老民联朋友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今天见面的这位新朋友比那位年轻多了,我从未见过面。”

炳章的回答使我更感蹊跷。我问炳章:

“既然你那位老朋友,人都来到边境,为何要等到明天见面,今天不直接过境来与你见面?”

“我想人家有人家的安排,你不要神经过敏。”

我告诉炳章:“你老兄不能想当然。这次我们的计划是会面,是商议,不是立即进入国内行动。回国我当然很想,但不能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贸然从事。任何事情在准备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人都保不住,怎样去实现计划?”

炳章说:“这次会见这个重要人士,对我们的计划非常重要。可以说,对我们的计划而言,他相当于现代的蔡锷。为此冒点险值,很值。”

“这位重要人士你是否熟悉?谁给你介绍的?”

“这位重要人士,是这位老民联朋友介绍的。”

“你和这位重要人士通过电话吗?”

“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没有通过电话。”

“你老兄连电话都没有通过一次,就这样盲目相信?这位人物如果真正如此重要,地位如此显赫,办事一定会周密思考和缜密安排。对这次如此重要的会面,怎么能这样轻而易举地把会面地点从柬埔寨变成越南,再从越南变成中国,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我也有些吃不准。但是我想大不了这是一个陷阱吧。”

“如果是陷阱你老兄也要往里面跳?”

“往里面跳又怎么啦?上次我落到中共手中,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好吃好喝招待一番,天天请我吃饺子,比我在美国十几年吃过的饺子都好吃。最后客客气气送我出境。”

“你老兄要注意,这次与上次不同。上次你落入虎口不是对方设陷,而是遭遇战。对方没有抓捕你的计划,只是把你当成来找麻烦的闯关者,一块烫手山芋,早早抛出去为好。这次不同了,这次如果对方设置陷阱,那就不是上次那样的遭遇战,而是策划已久的埋伏战,挖好陷阱就等君入瓮去吃饺子。中共近来都是把异议人士驱逐了事,相反设陷诱捕,就非同小可,很不寻常。如果中共如此做,绝不会像上次那样善罢干休,轻描淡写。”

“你为何认为这次与上次有这样根本的不同呢?”

“第一个原因,上次你回去是组党,是文斗。这次是去建立一个政权,尽管我们的计划是民主选举,是文斗,但中共哪里会知道?他们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如果把我们的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民主政权的文斗,误解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中共的武斗,那问题就大了。第二个原因,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在这个江下胡上交接权利的紧要关头,维稳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他们不可能允许任何不稳定的因素来影响交班。而我们建立政权的计划,是此时此刻的大忌。”

“不管怎样,我认为不能用分析代替现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共签署了两个人权公约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上次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

“我也相信中国在进步。但你要注意,就是在自由民主的美国,能允许用暴力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一个政权吗?如果中共把我们建立政权的手段误解为使用暴力,对我们是不会手软的。”

“就算我们掉到中共的陷阱内,他们也要审问,我们可以解释嘛。不是暴力就不是暴力,事实将胜于雄辩。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再吃上几餐甚至几年不要钱的饺子嘛……如果真是一个陷阱,了不起判个三年五年的,我正好缺乏监狱生活的经验。上次他们没有判我几年,我还相当遗憾。”

说罢,炳章在电话中哈哈大笑起来。看见炳章如此估计形势和如此轻敌,我却笑不出来:

“我蹲过十二年的大牢,深知牢狱生活的滋味。我是不想唱二进宫。积我十二年的经验,我劝老兄最好不要去体验监狱生活。共产党的监狱不是那样好蹲的。”

“我并不想去蹲监狱,但不怕去蹲监狱。这次的机会是千载难逢。如果不是陷阱,我们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我们‘重建中华民国’的理想,缩短实现民主宪政的时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要去闯一闯,搏一搏。如果是陷阱,就当凭高分考上监狱大学吧。”

“我郑重劝告老兄,你是一支队伍的首脑,是这次行动的先锋,这样去冒险犯不着。现在危险越来越明显,为了保存实力,规避危险,所以,我建议取消这次行动。不是我神经过敏,而是凭我多年与中共打交道的经验,危险就在眼前。请老兄长话短说,放下电话立即和岳武(当时我不知道还有张琦与炳章等同行)离开芒街,包车到河内,刻不容缓回金边,一分钟都不要耽搁!”

“老方,不要太紧张。你的顾虑也是正确的,这次行动的确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但危险由我来担,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以防万一,我同意取消这次行动,你明天就不要来芒街了,在金边给我们作后援。我必须告诉老兄,虽然正式行动取消,但明天我还是要以个人身份,去看看情况再说。如果情况正常,我会到东兴去会见这位现代蔡锷。老兄,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大半辈子了。如果情况不妙,我们马上会包车到河内,返回金边与你见面。”

“老兄,你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呵!我再劝你不要等到明天,现在就马上放下电话拿上行李,刻不容缓地包车回河内,马不停蹄地飞回金边。”

“老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是我不听你的劝告,你的好心我领了。但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一定要去看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管明天情况如何,我都会给你打电话。你明天接不到电话先别急,如果最长在六月二十九日前还接不到我的电话,那就可能真有什么事情了。如果我们出事,营救的事,就要靠老兄费心了”

“老兄,我最后再劝你一次,马上放下电话回来好吗?我的感觉非常不好。”

“老兄,你不要再劝了,我也最后再次谢谢你的关心了。我意已决,不再改变。老兄在金边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你实在一定要去,也要千万注意小心行事。记得把手机上的一键拨号设好,有任何突然情况发生,立即按键通知我。希望你们几位明天平平安安,我在金边等你们。但愿神与我们同在!”

那边传来炳章的轻松的笑声:

“没事。再见!”

随即炳章挂断了电话。我看炳章决心已无法动摇,无法劝解,也只好遗憾地放下电话,为他们沉重地默默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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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街街景(资料照片)

四、铃声凄厉

与炳章通话后,心里一直揣揣不安,辗转难以入睡。直到三点来钟,才迷迷糊糊进入梦乡。

突然,一阵凄厉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一看腕表,七点差一分。一看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是炳章借用岳武的那个手机号码。上几次的电话,炳章都是打到我房间座机的,这次怎么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了?我在纳闷中拿起电话:

“早上好!”

但电话马上切断。不到一分钟,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我又拿起电话:

“炳章,刚才的电话是你打的吗?起得这样早呀?你现在什么地方?”

电话中没有回音。仔细听,电话中传来的是些汽车鸣笛和街道上嘈杂的背景声。听到背景声,知道电话仍然是通畅的,但为何炳章不回答?我感到有些奇怪,但以为是地处边境,讯号有问题,提高了音量:

“喂!喂!喂……炳章,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干吗不说话呀?”

电话中传来的还是背景声。

“炳章,我是方圆,你说话呀!”这一次,音量大到大声吼叫的程度。而电话的背景声中,车声,叫卖声,远处的说话声,已经清晰可辨,但是就是没有炳章的声音。我仍然大声喊叫:

“喂!喂!喂!炳章,炳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如此重复了几次,不管我怎样喊叫,电话中还是没有炳章的回音,约两三分钟后,电话断掉。

担心是电话出了毛病,我按刚才来电显示中的岳武手机的储值卡号码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是是电话公司用越文和英文的通知:“对不起,对方电话已经关机,请过些时间再拨。”不正常的状况立即使我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出事了!

我挂断电话后想,希望我感觉错误,仅是炳章所说那样“神经过敏”,也许是他们已经平安进入国境,为了安全故意不答话?但再一想又觉不对,如果他们平安进入中国,岳武在越南买的电话卡不应当在中国也能打通吧?是不是越南的储值卡可以在中国一侧漫游?我又自己安慰自己,想等等看,如果没有事情发生,炳章一定会再打电话过来。

这样在焦虑中不停地打电话,每次都能打通,但每次都是电话公司“对方已经关机”的通知。这次反反复复打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我一看腕表,已经快到九点了。从这种诡异现象上判断,最好的情况就是炳章一行已经进入国内,故意隐匿的一种安全措施,也可能是深入中国境内,他们买的越南预付卡失效。但如果往坏的方面想,失去通讯,情况非常不妙。事情只能往坏的方面考虑。此时,我感到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尽快赶到旅行社取回我的护照。在忐忑不安中,我略作洗漱,匆匆赶去旅行社。

到达旅行社时正九点,应当是他们开门的时间,但大门紧闭。一直等到九点二十分,那位徐小姐才慢慢走过来。她打开大门后忙问我:

“昨天约好今天十点半来,你怎么这样早就来了?”

“对不起,因有急事要办,我想取消签证和机票。”

她“哦”的一声,立刻闪出一种怪异的眼光。压低声音对我说:“快进去!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进了旅行社大门后,我装成一幅没有事的样子,故作镇定地对这位已经有些惊慌失措的徐小姐说:

“什么事情也没出。请你帮忙办的签证和订的机票只是暂时取消,推迟几天罢了,签证费和机票钱都不用退我,先把护照暂时还给我,几个朋友说到了柬埔寨不去吴哥等于没来,他们要带我去吴哥玩玩就回来。”我不想引起她太多的怀疑,准备用牺牲一点费用的方法,给她一颗定心丸,目的是快快拿回护照走路。

她定睛看了我好几分钟,把声音压得更低,语速更快地告诉我:

“昨天晚上快十二点的时候我们老板打电话找我,说他接到‘和统会’秘书长的电话,大使馆要‘和统会’秘书长通知各旅行社查一个华人,持澳洲护照,姓跟你一样,就是名字不同,我好担心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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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资料照片)

这位女孩子,虽然风尘味很浓,但看来是一个很富同情心的人。想到她这几天“巧笑倩兮”的模样,心中立即升起对她的感激。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我只得这样回答她:

“我不是大使馆查的那个人,名字都不同嘛。你放心好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内心感谢你。”

“不是就好,不是就好!但如果真有什么事情,我劝你还是快快远走高飞吧……”

我告诉这位小姐,因为我们到吴哥住酒店需要护照登记,兼之到吴哥的长途巴士票是今天中午十二点的,所以请徐小姐打个电话给她的老板,请老板尽快把我的护照送到旅行社。

她听后虽然显得有几分怀疑,但还是急急忙忙打电话给老板,告诉老板不要急着赶去航空公司出机票和赶到越南大使馆办签证了,因为客人去吴哥旅游要推延到河内的时间,现在请老板快到公司来,客人忙着赶中午的班车,急着要护照。

半个多小时以后,那辆破旧丰田车在旅行社门口停下,矮胖老板下车后,吸着香烟慢慢走进旅行社,把我的登记卡看了看,大概看到我不曾退钱,放下心来,很恭敬地双手将我的护照递给我,一面为昨天的耽搁不停地道歉。

我接过护照,打开看看没有异样,暗中长长松了一口气,我装成不经意的样子,把护照放进衬衣口袋后,也很客气地感谢那位老板几句,装成一幅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给这位老板和那位徐小姐点点头,走向旅行社的大门。这时,老板叫徐小姐送送客人。

徐小姐把我送出大门,仍然压低声音告诉我:

“快走吧。金边是个复杂的地方。如果以后没事,不要忘记回来看看我。”

看到徐小姐很紧张的样子,我想她已经猜到我不会马上回来办理签证和订飞机票了。出于感激和好奇心,我问她:

“小姐,你为啥要这样做呢?”

她笑了笑,这次是笑得与以往不同,没有以往的媚态,非常清纯自然: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看你不像坏人,也不像一个普通人。出门在外,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另一个原因是我不喜欢共产党。‘六四’杀了这样多学生,已经把我吓怕了。我出国就是想活得自由一点,轻松一点。”说完,她看看钟,已经近十点了,急着催我:

“快走吧,不管你是不是大使馆查的那个人。好在老板现在还没醒过来。如果过一会他把你和大使馆追查的人联想到一起,那就麻烦了,他可不是一只好鸟。快走,我不耽误你的时间。”

我起身再次谢过她,转过街角一溜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我回到酒店,拉开窗帘一看,还好,没有什么动静。本想马上收拾行李退房而去,但考虑到炳章与我约好的最后通讯和会面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日,如果真没有什么事情,我一走,炳章到时联络不上我岂不麻烦?再一想,就是中共大使馆查我,也只能先在华人圈中追寻。就算他们与柬埔寨合作,偌大的一个金边市,几百家大小旅店,不是一两天就可以查到我住的这间酒店的,短时间内不应当有危险。况且我的澳洲公民身份有相当的保护力,所以决定暂时留下看看情况,如果情况许可,等到六月二十九日以后再走。

作了暂时以不变应万变的决定后,拉上窗帘,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分析目前的局面:

从这位旅行社的徐小姐传达的讯息来看,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与我有关。一个是持澳洲护照,另一个是相同的姓氏。这说明中共要查的人应当就是自己。但好在我这次使用的是刚改过名的新护照,除我太太外,连我的一对儿女都不知道我改的这新名字是什么。所以,要查我,会有些困难。

问题在于中共为何要查我?从对方一再更改行程,把我们从金边诱到河内,再从河内诱到芒街,从芒街诱到东兴的情况来判断,从早上那两个不出声的电话和随后不正常的情况来判断,炳章和岳武很可能已经掉入对方的陷阱。因此,中共可能进一步顺藤摸瓜,一网打尽,把目标转向我。这应当是中共查我的原因。

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仍然没有炳章的电话。我到街上用公共电话几次打通岳武那个号码,结果都是一样关机。我也打电话问远在美国的炳章女儿青燕是否接到爸爸的电话,她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打电话问香港的陆杰,他也说没有接到炳章的电邮和电话。

第三天,六月二十九日,一大早我起床,拉开窗帘一看,平常清静的游泳池忽然热闹起来,几个人在泳池中游泳,游泳畔的遮阳伞下三三两两坐了七八个人。细看这些人,都是非常年轻的男性,他们有的人两眼紧紧盯住酒店的大门和旁门,有的盯紧走道和餐厅。凭我的经验,这些人来者不善,不是来休闲的普通游客。

观察后我心中一惊,立即拉上窗纱。不管这些人来头如何,酒店的气氛已经非同寻常。因为二十九日是我与炳章约定通话和见面的最后一天,非常关键。我不想让他们在这一天看清我的面貌,旁生枝节,所以早餐、中餐、晚餐都是点好菜后,叫服务台送到房间。时不时,我透过窗纱看看游泳池那些人的动向如何,只见这些人换来换去,都是同一批人,直到深夜,都没有离开游泳池而去,应当负有特别使命。

一整天我呆在房间不动,好盼望这次是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又是炳章开的一个玩笑,什么时候会听到他哈哈哈的笑声?什么时候能看见他苍茫的身影?等呵等呵,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一直等到深夜十二点,都没有任何音讯。这一下,我心想,完了,也许被我不幸言中,炳章一行出了问题了。按照中共的习惯,抓捕了炳章,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了。难怪有这些不速之客出现在朱莉安娜酒店。

面对这样危险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明天立即就走!我盘算着怎样摆脱这些人的盯梢。我考虑,明天不管如何走,都是在这些不速之客的眼皮下走,要躲过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还未动手,可能是放长线钓大鱼。我要乘此机会摆脱他们,赶在他们动手前溜走。我想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办法,就是直接大摇大摆的走过他们面前往饭厅吃饭,到饭厅后就有机会从饭厅的后门溜到街上。只要到了街上,就有办法栏计程车,这步棋就活了。走的时候,不能退房,不能带行李,而且要放弃乘飞机走的计划,改为从陆路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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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第二章(2)

作者: 本坛编辑部, 发表于: 2013-03-01, 19:18 @ 本坛编辑部

五、金边脱险

六月三十日,不仅在游泳池畔,在酒店大堂,在楼层的过道上,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窜来窜去。由于六月二十九日没有如约接到炳章的电话,也没看到炳章一行来到酒店,局面越来越紧张,危险越来越明显。

一大早,我洗漱完毕,把重要的东西尽量塞入我那个随身的小公文箱里。一些塞不进公文箱的大衣、毛衣(因为澳洲是冬季,我带了很厚的冬装)和那口大旅行箱等等,不能带了,担心我一带行李,会惊动那些鬼鬼祟祟的三老四少,让他们提前动手。因此就忍痛扔在衣柜,照原样不动。

收拾结束后,我反而定下心来。与昨天不同,我没有叫餐到房间,而是提着我那个小小不起眼的公文箱,大大方方到酒店餐厅吃早餐。只见背后有几个人如影相随,跟着我进餐厅,也吃起了早餐。那顿早餐,我故意放慢速度,麻痹他们。他们看我“老神在在”的样子,也放松警惕。

我瞅准他们到餐台加餐的机会,突然站起来,从餐厅的后门快步而出,从小巷拐一个弯,在大街上拦了一辆计程车。只见后面几个青年人急急跟了上来。他们看我上了计程车,也急忙跳进应当早就准备好在大街边停放着的一辆白色面包车,尾随我的计程车而行。我看一时摆不脱他们,叫司机把车开到中央市场,下车后立即钻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之所以选择中央市场下车,是因为容易在这里甩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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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中央市场(资料照片)

这座建于1935-1937年的中央市场,是法国殖民时代留下的一座地标式的著名建筑物。有着一座黄色的圆顶,以这个巨大的圆顶大厅为中心,向四方散射出四条长廊。中央市场的圆柱形大厅和向四方散射出四条长廊,各有若干进出口。我在的市场内拥挤的人群和林林总总的摊位之间,时快时慢,穿来插去,直到确认甩掉了那几位跟踪的“尾巴”,我立刻从离我最近的一道门大步而出,到街上拦下一部计程车,登车而去。

在车上,我告诉司机,要他带我绕行金边的主要景点和主要街道四处参观。司机按我的吩咐开着车在金边绕了好几圈,我则装成好奇的样子东张西望,实际上是观察后边有没有“尾巴”。当车子开到皇宫门口时,我看见后面不像有“尾巴”的样子,请司机停车,结了账后下车朝皇宫走去。

金边皇宫与金边中央市场一样,是金边的必游的热门景点。皇宫外不少小孩和一些残废人在门口乞讨。那些残废人大多是在战争中被地雷炸断手脚,举着一块块纸牌上都是控诉暴力的标语,十分令人同情。从外观上看,皇宫建筑规模不是很大,但建筑风格古色古香,柬埔寨传统的民族风情特别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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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皇宫(资料照片)

进入皇宫后,只见里面人来人往。其中外国旅客比柬埔寨本地客人更多。我看到哪里人多就往那里钻。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一面装成参观的样子四处游荡,一面注意“尾巴”是否又跟上来了。我在皇宫内的宫殿间进进出出,东拐西拐,确定没有“尾巴”后,快快出了皇宫,在皇宫外的计程车站找了一辆看来很新,车况不错的计程车,我问司机,到柬泰边境的赌城波贝要多少价钱?

司机的回答出乎意料之外。他开价二十五美元。看样子还可以讲价钱。我原以为从金边到波贝,起码要一百美元以上。所以也没有与这位司机讲价钱,点点头就钻入车内出发了。

司机看我没有还价,而且未带行李,只是拎一个小小公文箱,以为我是去赌场豪赌的赌客。车子开行不久,就用生硬的英文和我攀谈起来。他先问我去过波贝赌城没有?我告诉是第一次去玩玩。他说,波贝赌城是柬埔寨的一大特色,那里的税收是政府的重要来源。赌城有十几家赌场,比金边的那条赌船规模大得多。他经常拉客人到赌城去。

他告诉我,去波贝赌城要经过暹粒。他说,今天赶到吴哥已经晚了,我们必需在暹粒过夜。我告诉他,我没有在暹粒订酒店,能否直接开夜车到波贝?

司机笑着回答我,今天晚上不可能赶到波贝了,只能赶到暹粒。因为金边到暹粒虽然只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但是路不好走,车速不能很快,现在已经临近中午,晚上平平安安赶到暹粒就不错啦。暹粒到波贝的路程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这一段路况比金边到暹粒一段的路况更加糟糕,根本无法开夜车。他又说柬埔寨的骄傲,大小吴哥窟就位于暹粒,他建议我到暹粒一定要去参观吴哥窟,没有参观吴哥窟等于没到过柬埔寨。他可以义务当我的导游。

我当时也是半信半疑,以为这位司机是想多增加一些旅游项目,从而多增加一些收入,也没有与他多说,心想到了暹粒再说。

谁知还没有走到司机所说那段暹粒到波贝的糟糕路程,刚出金边不久,单向行车宽大的水泥路面变成双向行车比较狭窄的柏油路面。大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柏油路面如发了天花,遍地都是大大小小如麻子一般的小坑小洞。再往前,大大小小如麻子一般的柏油路面变成更为狭小、坑坑洼洼的泥泞路面。车子像喝醉酒一样,颠颠簸簸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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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路面

由于洗“尾巴”用去不少时间,离开金边时已是接近中午的十二点。本来金边到暹粒只有三百一十四公里,应当用四个小时就能到达。但由于路况太差,车速特慢,而且时开时停,结果花去六个多小时,直到傍晚,我们才到达暹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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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车泥染

进入暹粒后,路况又好了起来,宽大平整的水泥路又出现在眼前。不巧的是下起大雨。司机进入一家加油站加油。他一面加油一面告诉我,加油站离小吴哥窟不到五公里,车子五分钟可以开到。他问我是不是明天再去参观?因为现在天色渐暗,不是参观的好时间。

吴哥窟是我多年向往的世界七大古迹之一,尽管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想到吴哥窟寻古探幽,但此时我哪有心情去参观?我想的是,现在情况不明,逃命要紧,但吴哥近在眼前,不如叫司机在雨中顺道去看看,也了却多年来的心愿,所以顺水推舟地说:

“你说得对,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我们再去慢慢参观吧。但我很想看看雨中的吴哥,趁现在天未黑尽,你加完油后顺道带我去看看。”

司机一面回答“好的好的”,一面给我介绍吴哥的历史,加完油后,把车子开到小吴哥窟前的广场停下。由于雨太大,我没有下车,请司机把车子开到几个方向,在车中拍摄了好几张雨中吴哥窟的照片。

淅淅的雨声,静静的吴哥,黑沉沉的天空,空空荡荡的广场,广场前面水池中无声的荷花随风摇拽,正是当时沉重的心情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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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吴哥

拍照后,我请司机带我去找旅店。好在司机专跑这条路的旅游,跟暹粒的旅店很熟,东绕西绕,找了一家比较干净的酒店住下。登记后已经是饥腹滚滚,我与司机走进酒店二楼的餐厅,点了好几味色香味都不错的菜肴,要了一大盘炸得金黄发亮的馒头和四瓶啤酒,每人两瓶。这位司机狼吞虎咽很就快把一桌美味扫掉一大半,他那两瓶啤酒也已经下肚,尽管很饿,但仍然没有口味。因为一路上,都是在想炳章一行现在如何啦?现在面对着窗外的大雨,更没有心思吃饭。我喝了几口啤酒,请司机尽量把剩余的啤酒、菜肴和馒头解决。

饭后进房休息。从早上在金边四处“洗尾巴”开始,加上金边到吴哥颠簸了六个多小时,总共有近八小时在车上度过。从金边到暹粒途中,尽管车窗紧闭,但仍然是一身尘土。洗过澡后,已经相当疲乏,但躺在床上,仍然是辗转难以入眠。在迷迷糊糊中,炳章那哈哈哈的笑声,六月二十七日拂晓那凄厉的铃声,交相在耳边鸣响。

七月一日上午八点钟,司机把迷迷糊糊中的我叫醒,梳洗后共进早餐。好在这是一家华人开的酒店,早餐有白粥和咸菜,能提起胃口。早餐中,我告诉司机,今天就不去吴哥窟了,因为昨晚接到朋友的来电,说他手气不错,在赌场赢了不少钱,要我尽快赶到赌场,分享他的鸿运,大小吴哥窟等回来时再参观,今天直接把车开到赌城波贝。

行前,司机告诉我,从吴哥到波贝的路程是一百五十二公里,但路况比金边到吴哥这一段更糟糕,要我作好心理准备,最好买一瓶晕车药备用。我平时不晕车,也没有把从暹粒到波贝的路况设想得比金边到暹粒的路况更艰难多少,所以没买晕车药,只是买了几个芒果和几瓶矿泉水,以备途中我与司机解渴。

等我们车子开出吴哥,我才真正见识了司机所说的艰难路况。由于昨天下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满是积水。积水掩饰了路面的深浅不一,大小不一的坑洞,所以车子此时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全凭司机对道路的记忆,如同扭迪斯科一样,跳动着行驶,而且要避让对面同样是跳动着行驶的车辆。幸好我们是可以关闭车窗的小车,不担心路上的积水和泥浆飞溅而来。只叹那些无法封闭的敞篷车,摩托车,车上的人虽然都裹紧雨衣或塑料布,但一脸一身已经是一沓糊涂,除了双眼中滚动的眼珠,根本无法辨认面目。

车子走走停停,蹦蹦跳跳,艰苦挣扎,一百五十二公里,足足走了六个多小时,才进入波贝的地界。

波贝城外这一段路离波贝城约有一公里,由于属于“三不管”地段。比起刚才行驶过的那段从吴哥到波贝的“水泥路”,可以说是更胜一筹。看来这里昨天也下过雨,可能雨势不大,积水较少,一个个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水坑露出狰狞面孔,让我真是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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狰狞水坑

车子行驶到这里,基本不能正常通行。在一些大的坑洞前,两面都排有长长的车队。多则等上十来分钟,少则等上几分钟,车子才这边过一辆,那面才能过一辆,互相轮着避让,一步三点头,如同乌龟爬行,缓慢前进。这约一公里路的车程,竟然花去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车子到了波贝城外就不能再前进了。穿过波贝小城,就是泰国的边境小城亚兰。我与司机到此必须分手。因为柬埔寨边境规定,柬埔寨的车辆,如果没有特别通行证,是不能进入波贝城内的。

司机临行前告诉我,波贝十几家赌场的周围是花园一般的街道,酒吧、卡拉OK店、按摩店和各种大小商店充斥其间。到了晚上,灯红酒绿,笙歌燕舞,非常热闹。他祝福我在这里玩得高兴,多赢钞票。

我和司机按在金边讲好的价钱美金二十五元结完帐后,多加五美元的小费,司机千谢万谢,又是鞠躬又是握手。看到他那渐渐远去的微驼背影,不禁叹道,对于金边经吴哥到波贝这段四百多公里的艰难泥泞路程,单独包车,相当便宜。

和司机分手后,看见前面的道路两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商店和旅店,其中有不少挂着中文招牌,看来应当是华人经营。我一面走一面观望,突然一只手大力把我的左臂拉住,把如惊弓之鸟般的我吓了一大跳。转身一看,不禁笑出声来。原来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阻街女郎。这位女郎脸上的胭脂擦得太红,眉毛画得太黑,笑着大张的嘴中露出的牙齿又太黄,真像半空中掉下的一位“蝴蝶迷”,用含糊的英文像叫卖贱价商品一样大喊“五块五块,干净干净!”。

我好不容易摆脱了“蝴蝶迷”的纠缠,不敢留连,快步向波贝城走去。进入波贝城前,要经过一个大圆环。经过这个大圆环后,只见一条不宽但整洁的水泥道,水泥道的两边是两条铁皮顶、围着铁栏杆,约二十米的长廊,通向柬埔寨的口岸。根据长廊入口柬英两种文字的标志,左边的长廊是出境通道,右边的长廊是入境通道。因为我到达的时候已经傍晚六点过钟,离海关八点钟关闭的时间只剩一个多小时,没有多少人出入境,两边的长廊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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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波贝签证服务处

左边的出境长廊入口处,有一栋很小的房子,这就是柬埔寨的海关了。我进入其中办理出境手续。一进门,两个傲慢的口岸官员立即迎上,很客气地帮忙为我填写出境登记表,我正要感谢他们,只见他们向我伸出五指分开的手掌,也如刚才那位“蝴蝶迷”一样,一点都不避讳,用含糊的英文大声说“五块,五块!”不用猜,就知道他们帮忙填写这张简单的表格,要收五块美金的小费。我也只好打发他们每人五块美金,希望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想不到这区区“五块”真有如此大的魅力。只见这两位收了“五快”的官员,先前那种趾高气扬的面孔一下变得十分谦恭,带着我走到出境柜台前,尽管只有十多个人排队,这两位“五块”官员,好像没有看见这短短的队伍,大刺刺地插到排头,直接将我的护照递给签证官,那位签证官连看都不看一眼“噹、噹”两声盖上两个章,签上字后递给那位官员转交给我,就算办完离境手续。

离开柬埔寨的海关后,就要经过一座模仿小吴哥窟模样的门楼,这就是柬埔寨的国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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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贝柬埔寨国门

迈出这个高高的门楼,就算正式离开了柬埔寨的国土。我从这个高高的门楼下边穿过,回身给它照了几张照片,心中轻轻地喊道:“告别了,柬埔寨!”

离开柬埔寨国境进入波贝小城后,只见道路两旁全是高楼大厦。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两条横在空中的走道。这两条走道布满各色花朵和红红绿绿的彩旗,连接着道路两侧一边一栋规模宏伟的建筑物。这两栋建筑物的英文标志告诉我们,这就是号称波贝赌场之首的“大钻石赌场”和“波贝度假村赌场”。据说这两间赌场是同一位老板投资,这位老板是泰国的一位著名大臣。

我在“波贝度假村赌场”入住。房间设备齐全,面积不小,甚为豪华,应为四星级以上酒店,但租金不高,一晚仅四十美金。如果这种酒店在香港,没有一百美元以上不要想住进去。

房间楼下是人声鼎沸的大大小小各种赌场,老虎机、轮盘、牌九、二十一点、百家乐等各种赌台边挤满各色人等,大呼小叫,喧声震耳,其中以亚洲人为多。

赌场中有免费和收费的两种自助餐。免费的自助餐大约有七八种菜色,远远可以闻到扑面而来的香气。收费的自助餐大约有二十多道菜,比免费的自助餐丰盛许多,但吃的人不如免费那面多。虽说收费,也很便宜,才一百元泰铢出头,约合三块多美元一位。我不好意思去吃免费的自助餐,就进入了收费自助餐的大厅。

由于脱离了危险,也因为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连接几天都没有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我饱饱吃了一顿自助餐后,睡意越来越浓。饭后洗了一个很舒服的热水澡,昏昏沉沉倒下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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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贝泰国口岸

七月二日早上,我退掉房间,开始了泰国之行。

离开赌场步行约两百米左右,有一个大大的广场。广场上泊有大大小小不少车辆,广场的两侧也有两条铁皮顶、围着铁栏杆的左右两条长廊,上面标志着英、泰两国文字,右面的长廊是出境通道,左边的长廊是入境通道。这两条走道比起柬埔寨那边的两条走道要宽得多,长得多。这两条走道结束的地方,才是泰国的口岸。

我走进左边的入境通道,前面有二十来位稀稀落落的各国旅客在排队通关。跟随前面的旅客排队而行,不到十分钟,通关手续完毕。与柬埔寨的口岸相比,泰国的口岸官员没有柬埔寨的口岸官员那样热情。这些官员虽然板着面孔,但是行规蹈距,绝没有像柬埔寨官员那样伸出五个手指,大叫“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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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贝泰国国门(资料照片)

出了泰国关口,同样有一座充满泰国文化气息的高高门楼,与柬埔寨这边的那座高高门楼很相似。只不过泰国一方的门楼更加高大宏伟,前面有两个金色的怪兽塑像,据说这两个金色怪兽是泰国民间传说中的守护神,非常威严。

穿过这个泰国的国门,就是泰国的边境小城亚兰。关口前宽大的空地周围是形形色色的商店,空地上停放了很多车辆。


据那位从金边送我来的司机分手前的指点,我叫了一辆“嘟嘟”车,价钱很低,仅仅八十泰铢,不到二十分钟,就把我送到亚兰城中心的长途巴士站。刚好赶上停在车站门口十点正的班车。不到四个小时,巴士到达曼谷。

在曼谷住下酒店后,我试着打岳武那只手机。真奇怪,这次与前些日子关机不同,一拨就通,电话中传来的是“都——都——都——”无人接听的讯号声。一两分钟后,电话挂断。莫明奇妙的变化,使那忐忑不安的心情,又笼罩了浓浓的阴霾。

六、回到澳洲

七月四日,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脱险后的疲乏,我回到澳洲。一下飞机,吸进一口清新芬芳的空气,才清醒过来,就像一条从脏水里游回清水里的鱼儿,哦,回家了。

下了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试拨岳武手机的那个预付卡号码。电话与昨天一样(七月三日),一拨就通,但无人接听,一两分钟后挂断。这种电话接通后一直鸣铃无人接听的情状从七月三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七月十二日。但电话也不是每次都能接通,而是时断时通。我曾记录过一次时间,鸣铃长达八分钟之久都无人接听,如我不切断电话,铃鸣还会继续下去。七月十二日后,任你怎么拨打,再也无法打通这个号码,这是后话。

紧接着,我拨通了炳章长女青燕的手机,青燕告诉我,这几天仍然没有接到爸爸的电邮和电话。

和青燕通完话,我打电话给岳武的太太岳爱玲。岳武太太在电话中显得很着急,她也是好几天没有接到岳武的电话。她多次给岳武的那个手机打电话,在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三日这一段时间,电话关机。七月三日后也是每次都能打通,但无人答话。岳武太太说:

“我觉得很不正常。岳武是个不安分的人,在家里的时间少,在外面的时间多。我们夫妻间有一个约定:在巴黎,如岳武外出,超过预计回家时间一小时以上,必须打电话回家。岳武知道,如果超过预计回家时间一小时以上接不到他的电话,我会急得满屋子团团转。如岳武离开巴黎外出旅行,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岳武上次陪王策闯关回国,一进入国内,立即打电话回家。这次如果他能成功回到国内,国内的电讯比当时送王策回国时进步很大,街边有很多公共电话,也可随时买到手机的预付卡,一定会有办法通知我。过去他偶尔有一两次有事误了通话,也一定会在第二天来电话说明。这样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超过两天不给我通话的。这次从上个月(指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周,没有来一次电话,非常不正常,我真担心他会出事。”

“岳太太你这次可别着急。我估计岳武陪炳章回国去了,不方便通电话,我们再等上几天如何?”

“如果这样,我们等几天再说吧。但方先生你一定要随时给我来电话,不管情况好坏,都要对我说真话。”

“你放心,只要我有他们的消息,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和岳武太太通完电话后,我又拨通了中国工党广西党部的一位同仁,用暗语请他尽快设法打听一下,中越边境东兴一带,是否有人被捕,特别是从境外进入中国的人士。

当天晚上,这位广西党部的同仁来电用暗语告诉我,听防城港公安局内部传出的消息,昨天深夜(七月三日深夜,实际上为七月四日凌晨)有来自海外的两男一女在防城港市被捕。但这三人的姓名、年龄、国籍、背景尚不不清楚。我请这位同仁,抓紧时间继续探听,最重要的是先弄清楚这三个人的姓名。

七月五日清晨,我打电话给岳武太太告知这个消息。我问岳武太太,这次是否有一位女士与炳章和岳武同行?岳武太太听后也很纳闷。她说,她只知道岳武这次是给炳章当向导,其他有哪些人随行,包括我在内,她全都不知道。我和岳武太太都在猜,如果这三人确系炳章岳武一行,其中这位女士是何方神圣?

我告诉岳武太太,这个消息中说有三人被捕,特别是说其中有一位女士,看来不太像炳章和岳武他们,因为他们应当只有二人,不是三人,更不应当有一位女人。我劝岳武太太不要着急,再等等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在结束与岳武太太的通话后,我也打电话给炳章的女儿青燕,问她是否知道她父亲的小妻子杰希卡这次与她父亲一起去越南了?青燕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杰希卡并未离开洛杉矶,前一两天还和青燕一起去超级市场买东西,肯定没有随行。

我再问青燕,他是否知道还有别的女士与她父亲一起去越南?青燕告诉我,她只知道她父亲去越南,至于谁同行,她并不了解详情。

与岳武太太和炳章长女青燕通完电话后,我到了澳洲国会人权委员会和外交部,向他们通报炳章一行可能失踪的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国会人权委员会和外交部的官员告诉我,他们目前没有任何有关炳章一行的消息。他们建议我和美国国务院中国科联系一下,也许在中国科那里会得到有关的资讯。外交部的官员将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我打通了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电话后,向中国科的官员通报了炳章一行可能失踪的情况,同时询问他们是否掌握关于炳章一行的消息,并请他们帮助寻查炳章一行的下落。

美国国务院中国科接电话的是一位姓鲍的官员。他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他告诉我,他们也是刚才与我通话时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在此之前并不了解王炳章先生的动向。他说,因为事关重大,国务院一定尽可能去把情况弄清楚。他安慰我不要着急,尽管情况很不正常,但这样大的两个人(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张琦随行)在越南活动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何况现在是人造卫星时代。这位鲍先生要我们等待他们的查询的结果,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七月六日,中国工党广西党部来电话告知,有人看见过这三个人被扣押的人,两位男士从外表上看有五十多岁,那位女士从外貌上看四十出头。名字尚未搞清楚,但姓和国籍已经查实,两位男士分别姓王和姓岳,女士姓张。王和张是一对恋人,来自美国,岳来自法国。这个消息中的二位男士的外貌、年龄与姓氏,与王炳章与岳武对得上号。但那位姓张的女士是谁?

我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鲍先生。鲍先生感谢我们将这样重要的资讯通知他们。他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国国务院经过调查,已经肯定王炳章一行失踪。但是失踪的时间、地点和原因正在核实中。鲍先生问我,能否在美国找一位靠得住的朋友?以便有紧急情况时候比较容易与他们联系。

我当时连考虑都没考虑,就请他们联系旧金山的王希哲先生,因为我认为希哲兄是值得信任的朋友,也是一个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义气汉子。鲍先生告诉我,他知道王希哲先生这个人,他会与王希哲先生联系。

与鲍先生通完话,我立即拨通了王希哲兄的电话,将炳章可能已经遇险的情况详细告诉他,请他直接与美国国务院的鲍先生联系,并在美国组织营救事宜。我在电话中对希哲说:

“炳章与你有许多观点不合,彼此间也常发生一些小冲突,这次情况紧急,希望老兄以大局为重,不管你认为炳章有多少缺点,但他这次是为推动民主宪政而遇险,请老兄千万一定要对炳章伸出援手。广西传来的消息中,有一位姓张的女士随行,且说这位女士是炳章的恋人,炳章风流多情,最近是否有了新欢?”

电话那边传来希哲的笑声。我甚为不解地问希哲:

“人都出事了,你怎么还感到好笑?”

希哲回答:

“呵,我刚才笑的是你最后问的那个问题,就是炳章是否有了新欢。你所问的那位姓张的女士,名叫张琦,是中功的骨干,也是中功第二号人物阎庆新的七妹。张琦的名字,就是以母亲的姓,排行的七,组合而成“张琦”。前不久由张宏堡作的媒,把他们拉到一起了,据说是政治婚姻,第一天见面就已经同居,现在确实是炳章的恋人。不过方圆你请放心,我不会在意炳章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会在意和岳武的过节。只要他们做正经事,我一定支持他们。炳章长期在外面跑,最近没有注意他的行踪。今天听到你的电话,才知道他遇到这样大的危险,我一定会尽力去营救他。”

随着,希哲通过电话介绍我与张琦的二姐阎庆新女士认识,阎庆新女士也正式参加了营救炳章一行的队伍。

与希哲和阎庆新通完话后,我马上打电话给岳武太太与炳章长女青燕,分别告诉他们刚才来自国内的消息和王希哲谈到的张琦的情况,并告诉她们,这个消息不一定绝对准确,但也要充分做好心理准备。根据这个消息,我们原来曾讨论过炳章一行失踪的五种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原来我们估计的五种可能性是:

(一)成功回到国内,由于安全上原因,暂时停止与国外的通讯。
(二)被中共秘密扣押,无法通讯。
(三)被越南关押,不许通讯。
(四)被匪徒绑架,手机被抢。
(五)交通事故、严重疾病、食物中毒等导致他们三人一起伤亡的重大意外。

鉴于这个消息中的两位男士与炳章与岳武极为相近,张琦的背景及与炳章的关系也已经澄清,(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二)的可能性增大。(三)、(四)、(五)三种可能性不再存在。因此,我们应当从正面着手营救。我与岳武太太及炳章长女商议后,先由她们二人以家属的身份,向美国政府、法国政府和越南驻法大使馆正式提出请求,希望他们查询炳章一行的下落,而我则与王希哲、连盛德、梯姆以中国工党、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和自由中国运动联名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秘密协查炳章一行的下落。当时,因为情况还在混沌中,他们三人的被捕的详况还没有彻底了解,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七月十一日,中国工党的广西党部和中国民主党联总的北京党部,分别从广西和北京两个方面传来不同的消息。广西方面传来的消息是搞清了这三位被拘押的海外来客中的两位男士,就是炳章和岳武,女士确实是张琦。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是炳章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方,生活待遇不错,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虽然这两个消息内容不同,但都证实了炳章一行确实被捕。

我把这一消息分别通知了岳武太太、阎庆新女士和炳章长女。我们商量,炳章一行被证实已经落入中共手中,我们应当直接打电话给中共当局,查证炳章一行的下落,更重要的是让中共知道,他们想一手遮天是不可能的,避免他们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对炳章一行暗中下毒手。

七月十一当天,我与岳武太太等通完电话后,分别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安部、公安部,广西国安厅、公安厅、防城港市、东兴口岸、边防武警等四五十个大小单位打电话询问炳章被捕一事。虽然他们在电话中都统一口径,以“不知道”三个字来搪塞我们,但从其中有些人的口气中,明显感到他们因撒谎而非常心虚。

七月十九日,美国方面告知两个重要消息。一是越南对美国称,越南政府没有关押炳章一行,也没有任何关于他们被匪徒绑架、交通事故、严重疾病、食物中毒等意外的消息。二是美国方面通过有关渠道已经证实炳章一行三人确实被中共扣押。越南驻法大使馆也对岳武太太说,他们没有任何炳章一行的消息。对越南政府的说法,我们进行了分析:

如果王炳章一行被越南政府关押,如按正常程序对他们审讯,不论暂时能否作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必会通知家属。如有贪官污吏,那么,也一定会通知家属索贿。如果王炳章一行被土匪绑架,人活着,土匪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通知家属勒赎。如不幸被杀害,越南政府在中越边境这块不算太大的地区,仍然进行着有效的管理。不可能找不到一点线索。如果王炳章一行因交通事故、严重疾病、食物中毒等导致死亡,越南政府不必太费力就可查清。以上情况,我们去打听,越南政府不一定会买账,但美国政府出面,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不会随便给美国一个完全否定的答复。

因此,炳章一行并未在越南政府手中,美国政府关于王炳章一行被中共秘密扣押的消息应当非常准确,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在此情况下,也就是肯定炳章一行已经被中共拘押的情况下,大家都感到必须将此事公诸于光天化日之下,向整个进步人类,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另一方面,警告扣押王炳章一行的主事者,不可乱来,才能保障王炳章一行的生命安全和有效地营救炳章一行。所以,由中国工党拟定了 《中国工党关于王炳章博士、岳武副主席及张琦女士遇险的紧急通告》,全文如下:

“为推动国内民运和工潮的发展,本党主席方圆先生、副主席岳武先生,应王炳章先生之约,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到金边会晤。

六月十四日,岳武副主席和王炳章博士、张琦女士,先期到达金边。方圆主席如约于六月二十三日到达金边后,王炳章博士电告,因有突发情事,六月十六日,岳武副主席、王炳章博士和张琪女士已赶至河内。

六月二十六日晚七时,王炳章博士电告方圆先生,他们已到达中越边界。同日晚十一时,王炳章博士再次电告方圆先生,确定最后联络时间为六月二十九日。

六月二十七日清晨七时许,方圆先生接到一不发声的电话,来电显示为岳武副主席之手机。约一分钟后,方圆先生再次接到此不发声的电话,来电显示仍为岳武副主席之手机。方圆先生当即多次拨打岳武副主席的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在双方约定的最后联络时间--六月二十九日,方圆先生没有接到王炳章博士、岳武副主席一行的电话和电邮,也无法拨通王炳章博士、岳武副主席一行的电话。

王炳章博士的女儿王青燕小姐及岳武副主席的夫人岳爱玲女士告知方圆先生,六月二十七日后,她们也和自己的亲人失去联系。王青燕小姐和岳爱玲女士曾分别请求美国政府、法国政府、越南驻法大使馆协助询查王炳章博士、岳武副主席一行的下落,但一直没有结果。

七月初,有消息称,王炳章博士一行,因闯关回国被捕。方圆先生和岳武夫人多次致电中共公安部门查询,但一直得到否认的回答。

考虑到王炳章博士曾经闯关回国号召组党,岳武副主席也曾与王策先生闯关回国从事民运活动。特别是最近在纽约声援杨建利博士的会议上,王炳章博士表示要带头闯关回国。因此,中国工党主席方圆先生、中国民主党联总主席王希哲先生、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连胜德先生和中国民主党联总无所任大使梯姆库柏先生,经过多次商议后,认为情况反常,事态危急,联名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协助查询营救王炳章博士一行。并紧急请求各国民主政府,关注这一严重事态。

一个杨建利被捕了,千百个志士仁人站出来。王炳章博士、岳武副主席一行,为了祖国的民主大业,为了中国工人的切身利益,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敢于用道义的力量,挑战中共的一党专政。勇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中国工党、中国民主党联总向王炳章博士、岳武副主席一行,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中国工党,中国民主党请求全体民运同仁,团结起来,尽力营救王炳章博士、杨建利博士、岳武副主席、张琦女士及一切被关押的民运志士和工运领袖。

中国工党,中国民主党要求中共政府,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立即将王炳章博士、杨建利博士、岳武副主席及张琦女士的关押地点通知他们的亲属。

中国工党,中国民主党要求中共政府,履行自己的人权承诺,尽快释放王炳章博士、杨建利博士、岳武副主席、张琦女士及一切被关押的民运志士和工运领袖,打开和解与对话的大门。

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九日”

这个《紧急通告》中,对炳章一行被捕的方式,与以后确证的方式有一些出入,那就是把中共越境绑架,误以为是闯关失手。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那是当时广西方面传来的消息是闯关被捕,再加上炳章出事前一天晚上与我的通话,也有闯关的设想。

《紧急通告》拟定后,分别传送给王希哲、连胜德、炳章长女青燕、岳武太太和张琦的二姐阎庆新审阅,并请他们审阅后的两小时内传回,如有修改意见或重大问题请告知以便商量,争取当天公布。其他朋友都来电表示没有意见,只有张琦的二姐阎庆新提出,希望暂缓到下周一(七月二十二日)才公布。她说,她曾通过某些国内的朋友,请求当局释放炳章一行。这几天是周末,大家都在休息。在中共没有对这个要求作出答复前,要给中共当局留些余地,也是做最后的努力。

时间到了七月二十二日,一个新的星期开始了。在炳章亲属和岳武太太的严词催促下,在所有参与营救炳章一行人员的坚决要求下,阎庆新同意公布《紧急通报》。当即,也就是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我们将王炳章一行遇险的消息,正式通知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澳洲广播电台、法国国家广播电台和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等世界各大媒体和民运圈中的大参考与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并在在网上公开张贴。营救炳章一行的行动,从七月二十二日起,从秘密转为公开,并得到了美国、法国等民主国家和所有关心炳章一行命运的同仁和朋友的密切关注和真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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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家问好!

作者: 雷诺, 发表于: 2013-03-01, 19:23 @ 本坛编辑部

我是中国工党的党员雷诺。我向大家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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