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署，還是中共安全局？

作者：郭慶海（流亡泰國的中國獨立評論人）

請原諒我寫下這樣一個題目，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甚至要罵娘！因為我有了確鑿的證據，證明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這個人權保護機構嚴重背離了其保護難民的宗旨，說他們已經成為中共安全局的幫凶，絕不為過！

請大家注意這樣一個現象，2009年5月赴美的天安門三勇士中的餘志堅、喻東嶽兩位，以及新近赴美的上海民主黨人黃小勤先生，他們在泰國滯留，向聯合國難民署申請政治避難期間，都格外的低調。2009年4月間，自由亞洲電臺的何山先生、美國之音廣播電臺的海濤先生，曾先後委托我聯系據傳當時正滯留泰國的餘志堅和喻東嶽兩位，我為此曾兩次致電據圈內人士稱負責照顧餘、喻兩位在泰生活的一位泰國梁姓華人朋友，都遭那位朋友拒絕。他不僅不讓我與餘、喻兩位見面，甚至連轉一個有記者要采訪他們的口信都不接受。當然，他也給我一個解釋，他聲稱，美國方面委托他照料餘、喻兩位的人有專門囑托，即必須保證餘、喻兩位在泰國期間絕對低調，不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不與其他任何在泰的中國異議人士會面，不參與任何在泰中國異議人士組織的活動。而黃小勤先生在泰國期間也是同樣，不參與在泰中國異議人士舉行的任何活動，不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

是他們三位根本不喜歡政治活動嗎？是他們根本不喜歡接受采訪嗎？是他們根本不想與其他中國異議人士接觸嗎？恐怕不是。有關這一點，只看他們為什麼會在中國遭受政治迫害，及他們到達美國後的一些行為就知道了。事實是，他們都是因為喜歡從事政治活動，才在中國受到政治迫害；而他們到達美國後的表現，也絕不再低調。

怎麼來解釋他們的這種反常呢？一直以來有一種說法，是說中共在泰國的活動非常猖獗，他們的安全沒有保障。這種說法哄哄外人還是可以的，但千萬不要說給我來聽。這裏有一個簡單的道理，即如果中共要對逃離中國到泰國的人進行報複，那一定是那個人在逃離中國後可能對中共的利益形成極大的傷害。而餘志堅、喻東嶽、黃小勤先生是這樣的情況嗎？未必。又可以完全不必謙遜的說，論到逃離中國後可能對中共利益的傷害，作為獨立評論人的我，恐怕遠比他們三位要嚴重。而事實上的情況是，我本人除在接應廣西民主黨人李志友先生一家人到達泰國後遭遇到一些令我不安的現象外，在泰國一直公開活動的我，從未遇到過什麼真正的危險。

而既然“害怕安全沒有保障”的說法不能服人，最合理的解釋又是什麼呢？

請來聽聽最近我剛剛聽說的兩件事：黃小勤先生滯留泰國期間，有一位林姓華人朋友曾經與他很接近。他前天在談到黃小勤先生時說，黃小勤先生曾經表示：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要求他在泰國期間絕對低調，如此，難民署會批准他的難民申請、並爭取在一年內安置他去第三國；而一位最近剛剛在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注冊申請難民資格的中國異議人士在與我私下溝通時聲稱，難民署官員在和他面談時要求他：在泰國期間要絕對低調，不要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不要與其他中國異議人士接觸，不要接受記者采訪！

哦，我想請問所有看到這段文字的朋友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我想請問你們是否會想到“中共安全局”這麼一個機構？我要跟朋友們講，我在聽說上面兩件事後只想到了那個機構，我把我的腦袋晃了一千次後，都無法讓我自己相信那是“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這個機構說出來的！因為我一直天真的把它當做一個人權保護機構，我一直把它當成我這個在中國受到嚴重政治迫害的人的救星，而它怎麼能對政治避難申請者說出那樣的話來呢？

但是，也許有人會說，無論難民署對他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樣的要求，最後還不是把他們安置到第三國了嗎？既然如此，還說什麼？

乍看起來，的確是這麼個道理。但是，要知道到泰國來申請政治避難的絕不僅僅他們三個人，還有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其他許多曾坐過牢的中國異議人士。而與餘志堅、喻東嶽、黃小勤三位順利拿到難民資格並被安置到第三國相反，這些人的政治避難申請受到百般刁難！自從2008年12月30日到達泰國，我本人至今滯留泰國已經14個月，其他人滯留泰國的時間有的已長達10年。而不要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被安置到第三國，我們甚至對於我們的政治避難申請能否得到批准都已經感到灰心了！

是我們與餘志堅、喻東嶽、黃小勤三位相比在中國所受到的政治迫害要輕嗎？但是，無論如何這似乎並不能成為我們的政治避難申請被拒絕的合理理由吧？何況，我們在中國受到的政治迫害也未必比他們三位要輕。那麼，為什麼我們遭遇到與餘志堅、喻東嶽、黃小勤三位先生完全不同的對待呢？恐怕只是因為我們在來到泰國後未能低調！

我本人注定無法實現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的那種“要求”！因為我在逃離中國的過程中曾在泰國北部被困，我被迫通過網絡委托朋友向北美、澳洲的中國異議人士求援，從那一刻起，我外逃泰國的消息事實上就已經公開了；此外，我在到達曼穀後不過半個小時，就接到自由亞洲電臺心語女士的電話采訪要求，而我有什麼理由不接受采訪呢？尤其我還是一個評論人，我的天職即是就公共事件發表意見，天生與低調無緣。而奇怪地是，難民署在與我會面時，也並沒有向我提出諸如“在泰國期間不要參與政治活動，不要與其他中國異議人士接觸，不要接受記者采訪”之類的要求！

至於其他政治避難申請被拒絕的中國異議人士，我不知道他們來泰國後為什麼沒有保持低調。不過，我知道他們如果要在泰國期間參與政治活動、與其他中國異議人士接觸、接受記者采訪，那都應該是他們的權利；此外，就我所詢問過的所有政治避難申請被拒絕的中國異議人士，他們都與我一樣，沒有從聯合國難民署那裏得到“要低調”的要求！

而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為什麼要刁難我們這些到泰國後未能保持低調的政治避難申請者呢？這件事也未必多麼玄奧，4個字可以直指核心：人的罪性！

首先，如果他們讓我們這些來泰後高調的人順利拿到難民資格，勢必會有更多的中國異議人士起而效尤，想辦法逃到泰國來申請政治避難。如此一來，他們的業務一定會更加繁忙，那真是任何人本性上都不喜歡的事。

其次，如果他們讓我們這些來泰後高調的人順利拿到難民資格，恐怕也將面臨來自中國政府的更大壓力。要知道，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來自它的對聯合國難民署的壓力，是難民署可能要選擇顧忌的；何況，難民署的官員也是人，他們也會自然的選擇趨利避害。

此外，我想我們又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種問題，即當順利獲得難民資格的人們都非常低調，這恐怕也非常有利於掩蓋有可能存在的舞弊行為吧！

但是，如此一來，聯合國難民署的“人權保護機構”這一光環無疑大幅度消褪，甚至被顛覆。因為他們的這種作法事實上導致我們這些在中國已經飽受磨難的人，在這裏再次接受不應有的磨難，這種磨難甚至讓我們感覺比在中國坐牢還痛苦！此外，當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刻意要求那些他們立意要批准的中國政治避難申請者必須“低調”，我要質疑，這是否在粗暴侵犯公眾的知情權？

或者，我還有一個極大的擔憂：必須注意到，泰國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異議人士、尤其是那些無法從中國政府那裏領到護照的異議人士，出逃的唯一暫時目的地。而當象我一樣在異議人士圈子裏有一定知名度，來泰國申請政治避難後又比較高調的人，無法從聯合國難民署那裏順利拿到難民資格，當我要在泰國承受無盡的煎熬，那些曾經准備出逃泰國的中國異議人士，或者不得不選擇留下來，被動且無奈的承受來自中國政府的迫害；或者可能選擇向中國政府投降！

而且，這或許已經不能說是“擔憂”。因為，自我於2009年4月底向外界公布我的政治避難申請被拒絕的消息後，已經先後有四川、北京、廣東之三位一直飽受打壓的中國異議人士向我表示暫緩考慮出逃泰國；而要令人落淚的是，其中一位不久即再次被勞教！

所以，我期待國際社會關注這一發生在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的荒唐現象！我和多位目前正在泰國申請政治避難的中國異議人士也將展開行動，抗議聯合國難民署泰國辦事處上述嚴重違背人類最起碼之良知的行為，以期我們本人的權益能夠得到維護，並使未來到泰國申請政治避難的中國異議人士有一個得到改善了的環境！

最後，有必要再寫下這樣一段文字，以應對可能的這樣一種詰難：某某、某某等中國人在泰國相當高調啊，為什麼他們的政治避難申請得到通過了呢？

如果是媒體或普通朋友這樣問，我要告訴他們：我知道那些人為什麼通過了政治避難的審批，但是，我不好說，不能說！

如果是聯合國難民署這樣來問我，我要告訴他們：他們自己的回答最權威；而且，他們最有責任回答相關的問題。

2010年2月14日於泰國曼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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