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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痛哭朱奤子——正琳兄一路走好

作者: 方圆, 发表于: 2019-10-29, 06:59 @ 方圆
编辑: 方圆, 时间: 2019-10-31, 17:56

朱奤子,是朱正琳兄小时候的绰号。正琳兄的父亲朱家善,94军篮球运动健将,正琳兄的母亲是河南京剧名角。朱正琳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大哥朱正元,二哥朱正龙,朱正琳行三,朱正琳的弟弟小名小面包,跟随母亲远赴河南。朱正琳的妹妹朱莉莉。“朱奤子”这个绰号,是正琳兄自小在家中就有的,来源于正琳兄小时候胖嘟嘟的长相,可以说是小名,也可以说是绰号。这个绰号,对于那些与正琳君推崇宏大叙事,建构宏大叙事的大理论家们,大公知们,可能知之甚少。但知之甚少不等于一概不知,因为几年前徐友渔君访澳,在摆谈中提到正琳兄,适逢我喝了几杯小酒,微醺,把正琳兄儿时的趣事,包括把正琳君的这个可爱绰号,拿出来当下酒菜。

2019年10月27日,在微信“海外黔人贵友群”中,读到正琳兄逝世的噩耗,不敢相信,马上给正琳君的长兄朱正元大哥发信询问,正在等待回音的疑虑中,在网络上读到徐友渔兄为正琳兄写的讣告,才知道正琳兄确实离我们远去了。呜呼!正琳兄一路走好。

正琳兄生于1947年,属猪。我生于1948年,属鼠,正琳兄比我大一岁不到。他和我在1955年一起进入贵阳市陕西路小学一年级6班,然后一直同学到六年级4班。在连续六年的同班同学中,我与朱正琳兄、叶东山兄和李士珩兄四个小男生的学习成绩很好,关系也很好,走得很近,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我们四个是一伙死党。因为朱正琳兄的大哥朱正元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关押在贵州省第一监狱,我的父亲郑仲坚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也关押在贵州省第一监狱,每隔两周的周六,我和正琳兄大都相约一起去贵阳太慈桥的省一监探望亲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加上我们两个又有共同的爱好——读书,也爱评论读过的书,是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痴迷围棋的知心发小,两个“打游击”、“藏猫猫”、“斗独脚鸡”的玩伴,是两个“文学青年”也算不上的早熟的文学小朋友。多年后正琳兄在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担任策划和主持人,大概也是自小种下的根苗。

1961年小学毕业后,正琳兄考上贵阳师院附中,我考上贵阳十七中,叶东山考上贵阳七中,李士珩考上贵阳五中,虽然不同校,但仍然往来密切。回忆起在那个喝大锅清水汤的年代,在小学升初中的升学考试头一天晚上,我们四个小鬼头在我家准备功课,直到深夜,大家肚子都很饿了,我母亲把家中所剩不多、霉味极浓的玉米棒子面用水调一调,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四两糖早已吃完,只得加了少许盐,煮成一锅滚烫的面糊糊,给我们“宵夜”。我们四个狼吞虎咽几分钟就吃个精光,看到锅底还有一层锅巴,大家争着去铲,三铲两铲,你铲我铲,把锅底也铲通了,我母亲真是哭笑不得。

1962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中央推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先是开放了“高级糖果”、“高级点心”的供应,紧接着部分开放了“自由市场”,小干部们的一个月工资勉强能买得起一只鸡或一只兔子,“兔子干部”、“鸡干部”应运而生。此时,各级政协开起了“神仙会”,让政协委员们可以自由发言,褒贬时政,宣泄一些怨气,也开放了民间办学。

趁此机会,贵阳师范学院(现在的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王梦渊(王佩芬)教授和他的儿子王希龄(贵阳八中高中部语文教师)共同创办了贵州省的第一所民间夜大学——“贵阳黔灵中文速成大专班”。这个夜大学通过公开招考,在应考的近千名考生中录取了五十名学生。这五十名学生中的主要部分,是平常学习成绩很好,但因参加特殊工作无缘考大学的艺术家们,如贵州省的第一部歌舞剧电影《曼萝花》的女主角罗星芳、第一部花灯剧电影《七妹与蛇郎》的男主角张孝先、第一部黔剧电影《秦娘美》的女主角刘玉珍、贵州歌舞团的台柱罗大舜、贵阳越剧团的团长邵文艳、贵阳川剧团的团长廖蓉花等等知名人士。

年轻的学生仅有叶文竹、杨克定、朱正琳和我(郑天赐)四人。其中叶文竹、杨克定二人都是高考落第,已参加工作的前届高中毕业生,而朱正琳和我则是两个异类,我们都远未达到上大学的年龄,也没有高中毕业的学历。我们当时都是初中二年级学生,因为感到初中的课程不够我们学,通过自修,我和正琳兄在初一下级时,早就把高中全部课程预习完毕。在这次考试中,我们的成绩优异,一个是第一名,一个是第二名。王梦渊教授是著名的音韵学家,非常爱才。在判卷结束公布成绩后,特别对我和朱正琳进行面试,好在我们两个小鬼读的书较多且杂,对答如流,得到王教授的嘉许,得以顺利进入这个“贵阳黔灵中文速成大专班”。用一年的时间,“速成”了大学中文系四年的课程。

王教授教到格律诗时,常举《红楼梦》中的格律诗为例。朱正琳、叶文竹、杨克定与我等四人,模仿秋爽斋中那几位无病呻吟、自命不凡、闲得蛋痛的少爷小姐,也组成一个“海棠诗社”。只不过这个“诗社”之所以用“海棠”命名,并非来源于贾府穷亲戚芸哥儿孝敬宝玉爷的两盆白海棠,而在于中国地图本是一片美丽的海棠叶,被苏俄帝国主义啃去一大块,看着那只鸡的模样,我们几个小鬼非常不爽。那时正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虽然比正琳兄在《老家伙与三剑客》一文中所说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早十来年,但如正琳兄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我们这代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调门虽高,很有点‘指点江山’的气概,但骨子里表达的其实是怀疑与困惑。”

1966年6月,“四清”尚未收场,“文革”爆发。贵州省委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把原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等等“死老虎”抓出来狠批狠斗,我父亲也因此被批斗后关押收监。当时,我已知道我父亲是潜伏在何应钦身边的中共特别党员,9月底准备启程到北京去寻找我父亲唯一的单线联系人周恩来。行前,我到了河南街正琳兄住宅向他告别。他当时已经被贵阳工校打成“反动学生”,我对他说:“你现在被学校监视,行动不便,多读书,搞些形而上的东西,为国珍惜。我的父亲是共产党,他虽现在被冤枉,但终有一天会澄清,我应当危险比你小,我此次去,一方面为父亲翻案,另一方面也去了解一下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一些形而下的努力。”

1967年2月底,我被诬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风源”,从北京回到贵阳的第二天,到河南街去看望正琳兄。他当时和我紧紧拥抱后对我说:“现在我是悲喜交集,百感丛生。悲的是你为中国劳工谋利益被当头一棒,不知是否爬得起来。喜的是我现在已经平反,摘去“反动学生”的帽子。”果然被正琳兄不幸言中,不到几天,我不但爬不起来,反而被重重踩上一只脚,逮捕关押,判以重刑,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释放。

1973年在贵州省第一监狱的病监中,我再次见到正琳。我因绝食死亡送病监抢救,正琳兄此时因参加“马列小组”被关押,他也因绝食多天送病监抢救。我们当时没有关押在一个病房,因为我是已决犯,他是未决犯。我们隔窗相望,无法说话也不准说话,只能以目致意和以目示意。

1978年底,我被释放后,早我几年被“教育释放”的正琳兄到我家探望我。我们如同十一年前一样紧紧拥抱,泣不成声。他送来一大摞复习资料,要我稍事休息后,抓紧时间温习功课,作好投考研究生的准备。

1980年,正琳兄约我与他一起报考北大哲学研究生,他得以报名,我则被拒门外。原因是正琳已经平反,我在复查后,从20年刑期减为10年,人虽离开监狱,但反革命帽子还牢牢扣在头上。正琳这次考试成绩是全国第一,但也名落深山。如丁东先生在悼念正琳的文章中所说:“他决心背水一战,去北京申诉。在雷祯孝等朋友的帮助下,《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永丽为他发了内参,并找北大交涉。北大党委同意重新考虑。《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4日头版发表报道《正确看待从困境中自学出来的青年——北大撤销原决定重新录取朱正琳为研究生》,并配发社论《打破形而上学的框框——三论青年人才问题》,同时将朱正琳的申述以《考分第一,榜上无名,道理不公》为标题发表。一时间朱正琳名满全国,鼓舞了许多有志青年为改变命运而奋斗。”

1983年初冬,我彻底平反后,在《经济日报》贵州版报社担任记者,后在全民经商大潮中兼任《经济日报》神州公司贵州省总公司副总经理,因到北京参加神州公司总部会议,便到《法制日报》编辑部找正琳兄聊天。那时,正琳兄刚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不久,开口马克思,闭口斯宾格勒,时不时还要把老黑格尔的尸骨搬出来拨弄拨弄。我对他的宏大叙事,尽管不很感兴趣,但也只能洗耳恭听。看到自己儿时的玩伴和发小,今天已登庙堂,高谈阔论,当然十分高兴。如正琳兄在《老家伙与三剑客》一文中所描绘的赵仕仁:“但我看得出来,他听我讲话时和自己讲话时一样兴奋。正是他的那种兴奋鼓励了我,让我那多少有些空疏的宏大叙事得以滔滔不绝,我知道我遇到了最好的倾听者。好的倾听者往往也是好的谈话对手。”

这是我和正琳见的最后一面。因为在1989年我离开了祖国。在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我访问长达六年,此间也常常在网上读到正琳兄的作品。在正琳兄晚期的作品中,他对宏大叙事的推崇逐渐转变为调侃。

我和正琳兄都是生在家父长制的文化中,长在家父长制的文化中,他先我而去,死在家父长制的文化中。家父长制文化是带着亲情和专制的文化,梁祝的父母何尝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美满,但结局是梁祝化蝶。今天的父母又有几人想自己成为梁祝的父母?为儿女时总是反叛家父长制,为父母时总是维护家父长制。唾骂梁祝的父母比理解梁祝的父母容易,但只有理解梁祝的父母,父母也要尊重梁祝,才能使家父长制文化与时俱进,逐渐开明。

正琳兄在《让思想冲破牢笼》一文中说:“就我所知,被定为我们这一案总头目的人所在的“村落”好像比我们的“村落”要大一些。他是中心人物,受人崇敬,有些人竟称他为“中国的马克思”。今天看来,这个称谓可能会显得很可笑,表现出“村里人”坐井观天和夜郎自大的闭塞和狭隘。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这种称谓的“村落”恐怕不是一个两个。

这个称谓表明:第一,“村落”里的人都是胸怀天下的,想要解决的是(如前所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村里人”都认为“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必须达到马克思的那种理论高度,才有可能解答这一问题。第三,“村里人”因此自觉和不自觉地期盼中国能出一个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家。第四,说到思想家,“村里人”首先想起的总是马克思。”

正琳兄是思想家,而且是体制内的思想家,他当然想成为当代的马克思。很多朋友也是思想家,他们或想成为马克思,或想成为孙中山,或想成为华盛顿。但不论他们想成为谁,或想成为他自己,他们都是一些宏大叙事的推崇者,建构者。今天,看到正琳兄开始调侃宏大叙事了,我深深感到,正琳兄,这位我自小的玩伴和发小,他成熟了,梁祝化蝶,凤凰涅槃了。

祝愿正琳兄安息!

文末,有七绝三首 步朱正琳悼骆一禾七绝韵,恸哭发小正琳兄:

其一

恢宏叙事两三篇,云散天青兄睡眠。发小乘风先我去,撕肝裂胆哭英年。(注1)

其二

恢宏叙事两三篇,石缝小苗欲补天。千唤百呼始下楼,船停彼岸进乐园。(注2)

其三

恢宏叙事两三篇,梵净山峰飘紫烟。只爱幽兰山谷中,河南街上小神仙。(注3)

注1:恢宏叙事,又称宏大叙事,此处为尊七绝格律,使用为“恢宏叙事”。该术语首次使用于20世纪早期,但于1979年由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带入公众视野,他声称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恰恰是对形成了现代性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宏大叙事(进步、启蒙解放、马克思主义)的怀疑 。

注2:朱正琳兄为体制内学者,早期推崇“宏大叙事”,晚期调侃“宏大叙事”,后被朋辈推为“公知”。

注3:河南街是贵阳的一条小街,朱正琳兄青少年时代居于此,有“小神仙”美誉。

朱正琳悼骆一禾七绝原诗:

终是诗人爱占先,
广庭笃定好长眠。
我惟坐等头飞白,
未敢吞声哭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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