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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纪念“全红总”成立五十年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 *, 发表于: 2016-11-24, 19:32 @ *
编辑: *, 时间: 2016-11-24, 19:34

朋友们:

五十年前的今天,“全红总”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西章胡同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二四三号房间诞生了。

真是岁月如水,转瞬之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当年的红小兵也年逾花甲,我们在这里举行的已经是纪念“全红总”成立五十年周年座谈会了。五十年前,“全红总”带领全国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外包工、家属工,求生存,求温饱,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争取自己的劳动权,争取与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争取参加文革的权利,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维权。在毛泽东的夺权斗争中维权。毛泽东要夺取的是对中国人民生死予夺的大权,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全红总”带领全国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外包工、家属工,维护的是吃饱穿暖的生存权,是不可剥夺的劳动权,是能够尊严生存,社会地位平等的基本人权。熟读水浒的毛泽东当然知道几千万饿着肚子的饥民的超强爆发力,所以他要利用“全红总”的维权斗争为他的夺权斗争服务,才有了毛夫人代表伟大领袖对“全红总”的支持,才有了“敬爱的江青同志”并非做戏的真情的眼泪。

“全红总”这些年轻的领袖,这群十八九岁到二十多岁的娃娃们,在被“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热泪感动的时候,没有忘记“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历史”。 从“遵义会议”开始, “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斗争。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共的历史就进入一个怪圈——军队的统率权与指挥权分离亦即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怪圈。现在搞的什么企业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已不是什么新鲜货了。

周恩来最大的优点也就是他最大的缺点。周恩来最大的优点是顾全大局,力求完美,知人善任,面面俱到。他最大的缺点是务求考虑问题全面周到,下不了战略决心,往往丧失战机。在“遵义会议”上,当时的军委主席周恩来,这位解放军的真正缔造者和实际指挥者,因为在李德的压力下输掉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形势逼迫下交出了军队的指挥权。至于军队的统率权,则紧紧掌握在三人小组亦即党中央手中。

在军阀割据,群雄争霸的二十年代,谁创造了军队谁就拥有军队,就拥有军队的统率权即所有权。这倒不是中共的发明。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是封建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军阀军队的一惯传统。在那个年代创建的中共不可能例外。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在“长征”途中大搞串连,串连了二十八个半中举足轻重的王稼祥,张闻天,串连了几乎全部对输掉了“反围剿”战争有怨言的红军将领——可见红卫兵的“大串连”的发明权的确应该属于他们的红统帅。

毛串连的结果是“遵义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三人小组”亦即党中央与毛分权的体制。毛成了红军第一位只有指挥权即使用权的统帅。而统率权由“三人小组”即党中央拥有。这就是党中央与毛主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源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七十三寿辰的晚上七点五十八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为止,在长达四小时三十六分的时间里,江青率领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东会议二厅接见了包括我在内的十五名“全红总”代表。在会见中,江青非常感慨地谈道:“现在有两个主席,一个是他们的刘主席,一个是我们的毛主席。他们拥护他们的刘主席,我们拥护我们的毛主席。他们的刘主席有实权,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毛主席有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掌握了一部分解放军,这一部分解放军拥护我们的毛主席。如果这一部分解放军不拥护我们的毛主席了,所有的都不拥护我们的毛主席了,毛主席就带领我们重上井冈山。”

说到这里,江青把眼镜往上一推,威武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大声问:“同志们,你们有胆量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吗?” 当时,所有在场者“唰!”的一下跟着江青站立起来,高声回答:“紧跟着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江青高声命令:“发枪!给这些勇敢的同志们发枪!”

这时我们才明白,蒯大富为何要把自己的组织起名“清华井冈山”。这时我们才知道,伟大领袖的手中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军队。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如果軍隊真正掌握在毛手裏,就不會有什麽“ 文化大革命”了。当时,毛是准备把我们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娃娃当成自己的“第二武装”的。如果当时我们死心塌地跟着伟大领袖“重上井冈山”,也不会有以后王洪文的“第二武装”了,如果如此,我们的下场也绝不会比王洪文更好,也不会有今天的纪念“全红总”成立五十年周年座谈会了。

在文革中,毛知道与周结盟是相当痛苦的。但与其让周刘结盟除掉自己,还不如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而这个“次要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当毛看见心目中真正的敌人在他老人家身旁,毕恭毕敬又意气风发地穿上那令他刺目痛心的绿军装的时候,怎么能不深感恐惧和痛苦呢?

“全红总”的领袖们大多认为,周是中国大工业的代表,他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步方向。大工业势必战胜小农经济。因此,作为大工业的产物的“全红总”,不愿协助代表小农经济的毛泽东去炮打代表大工业的周恩来。我们这群“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仲维光先生语),并未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周本来想把毛利用的这股祸水,用团结教育的善意予以化解。但是周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去“全红总”召开的万人大会途中遇剌,不说对“全红总”恨之如骨,也是非常不喜欢了。特别是全国性组织本身就有夺中央当权派大权之嫌。但因毛一直纵容“全红总”而不好下手。在毛认为“全红总”失控的时候,周果断地把一切全国性组织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来个一锅端。于是就有了“二月镇反”,有了我的二十年徒刑。

判刑下监后,犯人和管教对都“全红总”一案的几个人很不错,特别是对我很好。打菜的时候,我的油水比别人往往要多得多。犯人对我好的原因,是贵阳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给我无中生有捏造了一条罪状,那就是“妄图冲击监狱,劫夺犯人。”这张布告贴在监狱各大厂区的墙壁上,因此犯人们暗中尽量给我特殊的照顾。管教对我好的原因,是他们的妻子儿女多在监狱厂矿做家属工,“全红总”一闹,大都得到转正,所以心存感激,暗中尽量给我们方便和宽待。

提到“转正”,不能不谈谈“全红总”的奋斗目标。转正当然是“全红总”的奋斗的重要目标,转正就有了铁饭碗。在我们的心目中,铁饭碗是保障劳动权的象征。

五十年时间过去了,中国今天已经没有了铁饭碗。改革开放砸碎了这个铁饭碗。代之而起的是二零零八年元月一日开始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八章九十八条。全中国工人都变成了合同工。这看起来是对“全红总”要求转正的斗争的反动。但这恰恰是“全红总”要求转正斗争的一种正面成果。

“全红总”要求转正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在于自己的劳动权得到确实的保障。如果自己的劳动权得到确实的保障,那个铁饭碗,要它干吗?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我们完全可以端上银饭碗,金饭碗,钻石饭碗。

“劳动合同法“八章九十八条,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个保障工人劳动权的法律,是一种进步,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中国工人追求的并不是干与不干—样,干多干少—样的铁饭碗,这样的铁饭碗—端,端出的是大锅清水汤,生产效率大受伤害。

毛时代过份强调公正,伤害了效率。邓小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聪明而有气魄的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甘冒天下之大不讳,宁愿马列主义破产,也不愿中共破产。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对民间兴起的“包产到户”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让步政策,尝到解放生产力的甜头后,进而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果断扔掉了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加一党领导的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的朋友批评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是倒退。我们认为,在一个贫困而缺乏效率的社会里,主张一部人先富起来也就是主张提高社会效率,不是复辟倒退,相反是进步。邓时代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时代的闭关锁国的重大进步。邓小平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这种举措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管它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社会主义追求公正。这两种追求都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基本追求。

马克思穷其一生研究资本主义,写了几大本《资本论》论述“剩余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动机是良好的,马克思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推导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的研究有三个盲点:

第一个盲点是他仅发现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负面,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追求效率的正面。

第二个盲点是他没有认识什么是市场规律及市场规律是不可违抗的。

第三个盲点是他没有认识到效率与公正相互作用的钟摆规律,没有搞清楚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由于马克思不懂得市场规律,尽管出于发展生产力的良好动机,错误地作出资本主义对利润过度追求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推论和资本社会必然因此灭亡的预言。据此导引出来的计划经济,更是一套闭门造车的荒唐谬论。计划经济的实践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给生产力戴上政府强暴干预的镣铐。

由于马克思不懂得钟摆规律,用社会主义去对抗、消灭乃至于替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公正去对抗、消灭乃至于替代效率,并由此导引出用消灭私有制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公正,进一步导引出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私有制的错误结论,这种错误结论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科学。

中共前辈当年的“大跃进”,历史动机也是好的,希望中国早日富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这是一种基于马克思的错误结论基础上,揉合了列宁和斯大林错误思想。毛时代用平均代替平等,更是不科学中的不科学。

邓时代的改革开放就是矫正毛时代对公正的错误理解和片面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核心就是追求效率,这种追求在当时和在今天以及在未来都没有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没有错,错的是对效率的追求,经过三十多年的强调,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端化,物极必反,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这是当今中国的根本问题。

习时代的铁腕肃贪,强调公平正义,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既然效率已经伤害了公正,把效率降低一点,把发展的速度降低一点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是一种更错误的认识。降低效率和降低发展的速度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恶化,因为均贫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均富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问题不在于高效率和高速度创造的经济利益,问题在于如何让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的利益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这样,才能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全红总”在文革中展露头角的,是不是就因此应当对文革大加肯定,大加赞扬呢?相反,本人对文革彻底否定,坚决反对。这里谈谈本人的文革观:

(一)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大工业必然要扫清自己前进的障碍,这是文革的深层动因。统治者中代表大工业的利益集团和代表小农经济的利益集团必然发生冲突,这场冲突必然引发十七年中利益受到损害的被统治者和既得利益的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的互动,影响着中国大陆社会的变革模式和前进方向。

(二)代表小农经济的毛泽东潜意识中的对小农经济的临终恐惧和他不甘寂寞的个性,残酷地驱使他进行一场夺权的垂死挣扎,毛美其名曰成“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摧残文化的文化反革命,反文化革命。中共上层的这场权力斗争斗了十年,造成了中国大陆社会的十年动乱。

(三)毛在他垂死挣扎之初,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发动了一场破坏现存秩序和政治结构的造反运动。这场造反运动随着“九大”的召开——上层斗争暂告一段落而结束。有学者称之为“三年文革”,笔者称为“三年造反”。

(四)“三年造反”时期,有人是奉旨造反,有人是乘机造反。有人是跪着造反,有人是站着造反。有人是被上层权力斗争所利用,有人则是利用上层权力斗争。有一场紧跟毛的战略部署的奉旨造反运动,也有一场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

(五)独立于毛的战略部署的自发造反运动,是一场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的群众运动。它与运动中(特别是运动早期)的反压迫、反剥削、反特权的群众运动合成一股滚滚洪流。这股滚滚洪流无情地冲击了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这股滚滚洪流,郑义,希哲,国凯诸兄及本人将它称为“人民文革”,就是将“毛左文革”与“人民文革”加以区分。

(六)本人作为一个“毛左文革”的受害者,作为一个“人民文革”的参与者,对给群众带来痛苦与伤害的“毛左文革”,持否定贬斥的立场。对给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带来羞辱与损失的“人民文革”,持肯定褒扬的立场。“毛左文革”造成“十年动乱”,“人民文革”始于“三年造反”。也就是说,毛左集团必须为它所造成的十年动乱负责。“三年造反”中的“人民文革”,没有任何理由去分担十年动乱的责任。

所以,笔者的文革观是“十年动乱,三年造反。十年动乱必须否定,三年造反引发的人民文革不可否定。” 

结语

十年动乱终于在毛的彻底失败中结束。如果没有代表小农经济的毛垂死前特别顽固和极为残忍的反抗,中国大陆社会的工业化会顺利得多,不至于付出十年动乱的惨重代价。

在十年动乱中,不论是统治者或是被统治者,利益都受到很大的损害。十年动乱后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大陆社会工业化的步伐。如果人民群众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现自己得到的利益,大大小于统治者集团得到的利益,不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总会找到应对的办法。五十年前的“全红总”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例证。

因此,研究五十年前的这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中国大陆社会的各利益集团能在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互相尊重彼此的利益,理性地化解彼此的冲突,中国大陆社会的变革必将大大降低成本,那就没有必要再来一次“文革”了,不论是“毛左文革”,还是“人民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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