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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章芒街蒙难纪实》第一章(2)

作者: 本坛编辑部, 发表于: 2013-03-01, 19:13 @ 本坛编辑部

五、重建民国(一)

一九九九年刚开年,“倒王风波”的主角胡平兄,第二次访问澳洲,在雪梨作了一次讲演。这次讲演引发了澳洲一场长达半年的笔战。有位雪梨朋友曾在他一篇网文中作了如下记载:

“胡平第二次来澳洲的时候是99年初,一是年月近,二是这次胡平从澳洲走后,留下了长长几个月的笔仗,记忆就深刻多了。胡平这一回悉尼的演讲,场面就远不如前一次那么大了,估计最多就是七八十人吧。前一次民运人多势众的,后一次民运人士已经是寥若晨星了。民运就像落在树上的那只乌鸦,树下狐狸说乌鸦歌唱的好听,其实是嘴馋乌鸦嘴里的那块肉,旅居澳洲中国学生的永久居留问题一旦解决,民运组织立刻缩水解体。演讲会即将结束前,一个人向胡平提了问题,关于台湾的问题。回答他了,他却去接电话了。第二天报纸上就出现了一篇文章,署名"悟空",对胡平演讲进行攻击。看上去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这样就出现了短兵相接,澳洲民运人士纷纷拿起笔做刀枪,用不同的笔名对对手干上了,如来、蒋则民、茅则洞、李自清等都是民运方面使用的笔名,对方也不断有人加盟,双方在悉尼的"东华时报"你来我往,一轮又一轮的笔仗,一直打到当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十周年的纪念,报社觉得再打下去意义不大了。共产党政治保守反动,经济贪污腐败,雇用的写手毕竟说话论事底气不足,讲民主自由讲中国的政治改革,更是水平和能耐有限,基本上不是对手。虽然胡平没有直接参与这场笔仗,但是战火却是由胡平而起,因此我记上一笔。”

在这场笔战中,“李自清”是我使用的笔名,取“理自清”之意。我用这个笔名在《东华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 驳斥中共的那些无知浅薄线人对现代史的信口胡诌。没有想到,十年前在“倒王风波”中组织一帮人马驱逐炳章的这位胡平兄,十年后在炳章九八年回国组党被中共驱逐后,又组织一帮人马在美国“世界日报”刊登广告“谴责”炳章的这位胡平兄, 他的澳洲之行所引发的这篇《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倒成为他所驱逐和“谴责”的炳章“重建中华民国”行动的“第一推动力”。

在《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这篇文章中,我从共产国际与列宁派出苏俄远东情报局的华裔间谍杨明斋等人潜入中国创建中共开始,谈到国共分裂,谈到国共内战,一直谈到六四屠城。重点是谈小日本趁老蒋在江西对红军进行了一二三次围剿的中国内乱之机,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的七七四十九天,也就是中共在粉粹了老蒋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范围扩展到二十八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的“大好形势”下,更重要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令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苏俄的“国庆节”,建立了一个完全苏俄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在文章中我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内建立的第二个中国。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从此,开始了“两个中国”长期的战争。这场内战,中共高喊反对老蒋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得到中国人民流血牺牲的支持,夺取了大陆政权,老蒋则败退台湾。从此,“两个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由隔海对抗转为隔海对峙,至今没有结束战争状态。

在文章中我提出,民运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推动民主宪政,重建亚洲的第一个民主中国,也就是重建孙中山先生创立之民主自由的中华民国。我强调,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老毛建立了远比老蒋更独裁更专制的极权制度,因此,专制的中共政权绝不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所期盼建立的那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这次炳章的澳洲之旅在胡平访澳之后。他到达墨尔本的时候,正是论战正酣的时候。不知墨尔本哪一位朋友把《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送给炳章过目,据炳章说,他阅读此文后深有同感。因此交待到墨尔本接他赴雪梨的胡尧等朋友,先把他送到到堪培拉与我见面,要与我就“重建中华民国”的主题进行深谈。

炳章一行到达堪培拉时天色已晚。他告诉我,想到澳洲国会看看。我们赶到国会山时,因为开放的时间已过,国会已经关闭了,我们只得在国会广场的夕阳里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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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国会广场留影:右一胡尧,右二方圆,右三王炳章,右四秦晋

从国会回来,我太太在自己经营的“唐朝酒家”包间内,准备了一桌热腾腾的麻辣火锅招待大家。酒足饭饱,餐馆打烊后,炳章和他那二十岁出头的新任妻子杰希卡和其他随行者在我家留宿。到达我家后,炳章略作洗漱,告诉大家:“今天从墨尔本赶到堪培拉,大家都非常疲倦,早些休息吧。我要和方圆讨论一下他的这篇文章(指《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

我家当时住得不宽,虽然前后有两个小小的花园,但房子很小,一楼一底仅有三间卧室。由于客人多,女儿和儿子都挤到爸爸妈妈房间席地而眠。儿子的房间安排给炳章夫妻,女儿的房间安排给剩下的几位朋友。但一间小卧室哪里够这几位朋友住?他们互相谦让,最后决定让给年龄较长的胡尧。余下的几个朋友在楼下的客厅睡沙发,打地铺。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也为我们的交流更加方便,我与炳章的谈话只好在饭厅进行。这次深谈,一谈就谈了一夜一天,直到第二天晚饭前才结束。

我们这一天一夜谈话的内容,就是以我这篇《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文章为题,重点谈的是“重建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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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在南京(资料照片)

炳章说,他原来的设想,是建立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跟我的“重建中华民国”的主张虽然大方向相同,但仍然有很大差距。读了我这篇文章后,他感到很有重建中华民国的必要。但他担心,当年老蒋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从反面催迫人民接受共产党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痴迷于“五子登科” ,贪污腐败,各阶层人民恨之入骨,老蒋失去民心,所以丢掉大陆,败退台湾。“中华民国”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等同于老蒋的独裁政权。现在我们要重建中华民国,中国大陆的人民能接受“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吗?

我告诉他:“这需要我们向人民做广泛的宣传,向人民作耐心的解释,让人民了解中华民国不能和老蒋的独裁政权打上等号,让人民重温中华民国不是老蒋所建,而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建的历史,让人民认知中华民国是国父孙中山创建的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当年列宁也高呼过“中华民国万岁”,让人民明白中华民国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新中国,是一个摆脱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新中国。胜利后的中共,做的最大一件蠢事,就是废除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一点,老毛以后也后悔不已。”

我对炳章说:“国号当然非常重要,但比国号更重要的是制度。中共胜利后建立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制度。如果中共胜利后建立的是老毛在野时描绘的那个各党派都有平等参政地位的‘联合政府’,实施民主宪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那些为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而牺牲的英烈们的鲜血不会白流。遗憾的是中共胜利后建立的政权,是比老蒋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更专制更独裁的寡头政权。”

我告诉炳章:“中共的专制极权是对民主宪政的颠覆,是对民主自由新中国也就是对中华民国的颠覆。这是对二战后民主自由的历史主流的反动。大陆人民,包括开明的共产党人,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经过“文革”浩劫,经过“六四”屠城,面对中共权贵集团变国产为党产,变党产为私产,特别是面对中共权贵集团今天贪得无厌的“圈地运动”,对中共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而放眼台湾,虽然台湾的民主还在不断健全中,但再不成熟的民主也是民主,再成熟的独裁还是独裁。自从台湾“解严”以后和开放台湾老兵回乡探亲以来,大陆人民逐渐了解台湾的真相。虽然当时的大陆比毛时代有了很大进步,言论自由的程度放宽了,但在政治上仍然钳制得很紧,“莫谈国事,可谈房事”。 虽然当时的大陆物质生活明显提高,但相对于台湾,当时的大陆还很贫苦,普通工资仅为人民币壹佰元左右,约合美金十多元。大陆人民不但羡慕台湾的富裕,更崇尚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因此,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陆人民,就已经不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时候的大陆人民。进一步说,现在世纪末的大陆人民,是经历了‘六四’屠城后的大陆人民,是已经开始自己独立思考的大陆人民,他们对‘中华民国’的国号,不但不会再有当年蒋氏误国时的反感,相反有更多的反思。”

炳章思索良久后说:“‘再不成熟的民主也是民主,再成熟的专制还是专制’这句话说得很好,可以称为‘方圆金句’。但今天的台湾,民主是民主了,李登辉政府却利用民主手段推行一条自外于中华民族的台独路线。李登辉政府挂的是‘中华民国’的招牌,卖的是‘台湾共和国’的狗肉。他们沉溺于日本式的小国岛民的自私心态,关心的是如何蛊惑人心,掌控政权,如何利用政权来攫取财富。他们根本不关心大陆民主不民主。我上次被中共驱逐后到达台湾,呼吁台湾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我的一片赤诚得到的是什么?是台湾朝野的嘘声与反对。特别对我提出要求李登辉政府将国民党运到台湾的黄金美钞文物归还大陆人民,用于帮助民主运动时,李登辉政府把我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虽然当时没有如同中共一样把我驱逐出境,但限制我以后不得再进入台湾。对这样一个在美国人暗中支持下明目张胆走向独立的台湾政府,他们容许我们“重建中华民国”吗?”

我对炳章说:“不论是当年毛泽东在江西奉俄国人的命令使用暴力手段分裂中国,还是今天李登辉在台湾看美国人的眼色使用和平方法分裂中国,都是对中华民国的背叛,都不利于两岸的和平发展,更不利于两岸人民的福祉。所以,不论从历史的传承,还是现实的需要,我们更应当重建中华民国。我们决不能容许李登辉一伙盗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搞实质上的台湾独立。而根本没有必要在乎他们容许不容许我们‘重建中华民国’。难道他们不容许,我们就放弃‘重建中华民国’了?他们不容许,说明我们做对了。他们越不容许,我们越要努力。”

“一旦我重建中华民国成功,毫无疑问中共马上会出兵镇压,这会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各民主国家的制裁。中共表面上不在乎这种谴责和制裁,但内心深处非常忧虑和恐惧。重要的是这一粒火种,一旦扔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怨声载道的遍地枯柴上,马上会变成‘扑不灭的火焰’,完全可以烧毁那左右摇摆的一党专政,这才是中共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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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在台湾(资料照片)

“面对被中共武力镇压大陆的‘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又怎么办?支持吗?担心战火延烧到台湾。袖手旁观吗?同样要受到国内外舆论和民主国家的谴责,严重影响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对外贸易。外贸是台湾的生命线。经济垮了,台湾人民会把选票投给他们吗?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这种鸵鸟心态会使自己的法统受到挑战,动摇他们的统治根基,这也是李登辉一伙的软肋。所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华民国的重建只会让两岸自私的当权派高度尴尬。”

炳章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连说:“对了对了,这一下对了,你这句“只会让两岸自私的当权派高度尴尬”,说到点子上啦!只有重建中华民国,不仅能挑战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撼动中共政权,也能使台湾那些盗用‘中华民国’的旗号分裂中国的台独政客无计可施,无地自容。也解了我一肚子窝囊气。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向大陆老百姓和台湾统派人士解释‘重建中华民国’容易,但我们如何向日益接受台独理念的台湾人民,特别是在李登辉台独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解说‘重建中华民国’呢?”

我告诉炳章:“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六四’屠城后的一九八九年七月初,台湾政府把我接到台湾的第二天清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悲歌阵阵,人流涌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独派统派,一致支持大陆民主运动。我站在广场上,不禁热泪滚滚。当时我真想马上就振臂一呼,号召大家和我一道打回大陆去,消灭法西斯啊!”

“这时,我无意中抬眼一望,只见广场上远离人群的另一端,几对年轻父母,带着几个小孩,小的大约一岁上下,正在妈妈搀扶下蹒跚学步。大的大约五、六岁左右,正在放飞一只只花花绿绿的风筝。看到蓝天上飘浮的白云,看到蓝天白云下的这些年轻家庭,和乐融融,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兀然感到,这是一个多么和平安宁的环境呵!我们有何权力要这些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台湾兄弟姐妹们为我们大陆的民主自由重新踏进战火与鲜血,献出闪光的青春甚至于献出年轻的生命呢?所以,那一瞬间我悟了,我悟出大陆的自由必须大陆人民自己争取,我们没有权力要求和平环境中的台湾人民为我们的自由而牺牲。只要他们理解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的不幸流泪,呼吁,呐喊,我们也就知足了。”

“所以,对我们‘重建中华民国行动’,我们同样需要的是向台湾人民详尽解释,耐心说服,争取同情,争取帮助。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今天台湾在‘中华民国’的法统下,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我们同意他们独立出去争取民主自由。而今天,民主自由在台湾都有了,为何要放弃‘中华民国’的和平,点燃‘台湾独立’的战火呢?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在台湾,要珍惜来之不易,保卫更不易的‘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没有中华民国,哪有台湾今天的和平环境?就是有,那也是五星红旗下的另一个海南岛。大陆只有实现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台湾才能真正免去战争的威胁,两岸人民才能平心静气地商讨两岸的关系,两岸的未来,两岸才有真正的永续和平与双赢发展,才有两岸人民在蓝天白云下的无忧无虑。”

炳章听后频频点头,眼泪直流。

经过整整一夜的深谈,我与炳章的看法趋于一致,那就是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中华民国”。因为我们看到,在两极分化严重,民智已开的今天,“重建中华民国”在大陆已经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成功的可能。重要的一点,我们也要以此来整合民运的力量与资源。因为现在海外民运的力量和资源难以整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让大家整合的局面与形势,缺乏能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整合核心。常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重建中华民国”就是英雄造时势。一旦时势造成,时势自然也会造出英雄。那时,我们还怕缺乏民运的领导核心吗?

第二天一早,我与炳章各煮了一碗面作早点。吃完早点我劝炳章去休息。但此时的炳章毫无倦意。他说:“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确立了‘重建中华民国’的目标,但如何去达成‘重建中华民国’的目标?我想我们今天白天应当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有时候,方法比目标更重要。”

说罢,炳章问我困不困?我笑着说:“不困不困,就是困了也要‘舍命陪君子’。”

炳章听后也哈哈一笑说道:“你刚才引用了“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成语,我也来引用一句成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草,英雄怎样去造时势?我们天南地北,见一次面很不容易。现在先讨论首当其冲的经费问题,如何?”

说到这里,炳章不待我回答,把眼镜往上一推,抬眼问我:

“能不能通过你的关系,在台湾找到实际的帮助?我想李登辉政府那样冷待我,远离我,敌视我,一方面是自私,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自保,不想惹火烧身,故意做给中共看的一种姿态。他们不敢公开出面支持我们,能不能暗中给我们提供经费?”

我告诉炳章:“要李登辉政府暗中提供经费,完全是与虎谋皮,是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不要说‘重建中华民国’会使李登辉政府尴尬,就算对他们在台湾的存在,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这伙养尊处优脑满肠肥的官僚,既没有天下为公的胸怀,更没有舍身取义的胆量。在台湾许多国民党人心目中,中共仍然是当年打败他们的中共,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对手。他们只想在‘台湾关系法’的卵翼下偏安享乐,醉生梦死,哪里有胆量挑战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就算硬着头皮向他们提出帮忙的要求,他们会笑咪咪地‘忠告’你:‘为了帮你们帮到点子上,我们不能把鱼送给你们吃,这样会养成你们的依赖习惯。我们只能教你们钓鱼的方法。’炳章兄,你有兴趣去学习这个‘钓鱼的方法’吗?”

说到这里,炳章摘下眼镜,一面擦拭镜片一面强压愤怒地说:“钓鱼?这个说法我不陌生。我每次到台湾,只要一提到请求支持民运,他们都要提起这个‘钓鱼的方法’。我哪有兴致与耐心去‘钓鱼’?中国的民主运动靠‘钓鱼’能推动吗?”说罢,我们两人不禁无可奈何地相视苦笑起来。

炳章说:“我以为你在台湾有直接的关系,不象我这样不受人家欢迎,可以搞到经费。听你这样一说,要得到李登辉这种短视贪婪又特别自私孤寒的台独政府帮助是根本不可能了。如果在台湾不能解决经费问题,那就麻烦了。我在美国有一些关系,美国方面也有人肯支持我们,但这种支持都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

我问炳章:“这些条件是什么?我们为何不能接受?”

炳章告诉我:“这些条件说起来也很简单,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以捐款人的意愿为转移,必须听从于捐款人的安排。这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不管怎样说,核心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服从于捐款人的利益,说白了,就是必须服从美国人的利益。”

我对炳章说:“美国是一个很古怪的国家。她有民主自由的崇高国家理念,但也有非常现实的国家利益。当她的国家理念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时候,她出手大方,漂亮,令人佩服。当她的国家利益与国家理念相冲突的时候,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目前,美国处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年代。美国认为自己称霸世界的老大地位不容挑战。对于中国,美国很在意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市场。美国保守自私的那些战略家们的中国政策,是可以让中国富裕,但不可以让中国强大,他们不能让中国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对手,他们不相信我们中国人向来没有称霸世界的想法,我们愿意诚心诚意跟美国人交朋友,但必须是平等的朋友。如果我们去服从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中国的利益,也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重建中华民国’有何用?”

炳章听后长叹一声说:“我在美国呆了十多年,深知来自美国的嗟来之食是无法接受的。看来,台湾政府、美国政府都靠不住,能不能在民间想想办法?”

我认为炳章“在民间想办法”的设想很好,有一定的可行性。官方保守,民间进步。官方孤寒,民间热忱。民间不少有识之士手中也积累一定数量的财富。在官方走不通的路,在民间未必走不通。所以,我与炳章确定了经费来源基本依靠民间,不仅是台湾的民间,美国的民间,所有民主国家的民间,还包括了中国大陆的民间。

在决定了经费来源的方向后,我们接着讨论“重建中华民国”的具体方法。

炳章和我首先讨论了武装起义的可能性。

我们先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陆的国情:虽然国内经济发展得很快,人民生活虽有改善,但经济发展的利益被一小撮权贵资本集团吞噬,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远远落后于两极分化的速度。当今可以说是遍地枯柴烈火。在中共绝对控制了军队,军队又装备了先进武器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起义也不是不可能。发动起义并不难,问题难在发动起义后,难以取得成功。因为国民党的武昌起义,共产党的南昌起义,虽然也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发动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这两次起义的成功的关键,都是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而这个武装力量就在敌方的军队里,也就是说敌方军队中有一批觉悟了的先进分子和自己的同仁。

我们接着分析民运队伍:民运朋友大多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书生,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那种只会空谈清谈自以为天下第一的“高手”。这些清谈误国,缺乏团队精神的“高手”,大多已经老朽,他们能打入中共军队,或联系军队中的先进分子,能拿起枪杆子,成为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吗?也就是说,我们既缺乏组成一支武装的基本力量,更缺乏在军队中的工作和力量。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的发展:就算我们以后设法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设法在军队中发展我们的同仁,我们不担心缺乏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也不担心缺乏人民的支持与国际的奥援,但担心的是政权的转移又陷入暴力的循环,担心的是又让中国人民在内战中流血牺牲,再次死伤几千万人,担心的是中国在内战中分裂分解,这对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又有什么好处?所以,从历史的大角度,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中国人民的福祉出发,我们否决了发动武装起义的打算。

我们在否决了发动武装起义的可能性后,重点讨论了和平选举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九十年代末叶中共已经开放了乡一级的民选,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中共把选举的范围死死限制在乡镇一级,不愿发展到县一级、省一级,更不要说全国的普选。这样遥遥无期地拖下去,民主宪政哪一天才能实现?面对如此局面,我们不能等待,不能等待中共哪一天发善心启动政治改革,实现全民普选。我们应当先从已经推行的乡镇选举打开突破口。从全国来看,中共的力量无疑占了绝对的全面优势。但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县城,如果把我们全国的力量集中在一处,中共就不一定占优势。也就是说,在某一特定的地区,特别在远离中共统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在中共驻军相对薄弱的一些县城,我们可以占相对的局部优势。

在这种基本估计下,我们打算在我们有一定力量的地区,在已经开放的乡级选举中,鼓励我们的同仁在民主选举中当选。一旦我们的当选人占了这个地区当选人的多数,立即集中目前能调动的力量秘密集中到这个县城,在准备好的情况下举行一场全县的民主选举,把我们的同仁推选为政府首脑。然后公布民主政纲,平反冤狱,打击贪渎。从全县民主选举开始的时候,我们通过卫星向全国全世界进行同步现场直播,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了解我们的民主进程,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

如果中共出兵镇压,我们应当如“六四”时期一样,向解放军喊话,你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不能伤害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动员解放军倒转枪口。如果能争取一部分解放军与我们一起,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抵抗,让民主政权多存在一天好一天。在抵抗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应撤出境外,在境外建立民主流亡政府,既保存了力量,也可以此为契机,将海外的民主力量与资源整合起来。

在这个策划中,最重要的是卫星转播器。在上世纪末,卫星通讯远没有今天发达,所以,要准备几套卫星转播器是一个难点。这个难点,炳章和我商议后,决定由我来解决。炳章的分工则是联系与动员国内的力量。

六、重建民国(二)

我与炳章讨论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吃完晚餐后,为了赶时间,炳章一行不得不向我们一家告别。临行前,炳章紧紧握住我的手,要我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他的盛情邀请——今年秋天到旧金山参加中国民主党第一次海外工作会议。炳章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朋友不少,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平常很难聚在一块,这次会议是大家见面共商国是的一个好机会。等这次会议结束后,还可以邀上几位铁哥们,到洛杉矶他家里再进一步讨论“重建中华民国” 的行动。

一九九九年秋,我应炳章之邀到达旧金山,出席了“中国民主党第一次海外工作会议。”并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炳章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领导小组”顾问,王希哲被推选为“中国民主党海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会议结束后,炳章邀请了我、陈维健、陆杰、刘泰、岳武、孙云等朋友到洛杉矶他家。当时炳章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没有直接把“重建中华民国”这几个字说出来,炳章只是对朋友们说去他家“继续聊聊”。我们分成两批,一批是我与炳章,我们两人乘灰狗巴到洛杉矶。另一批则是其他朋友,分乘炳章的小车及搭乘回洛杉矶朋友的便车到洛杉矶,约好次日中午在炳章家集中。

到了洛杉矶炳章家后,炳章请大家吃了上面提到的那餐缺盐少味的糊涂面。大家一边吃面,一边七嘴八舌地问炳章,这次到洛杉矶讨论的的主题是什么?只见这时炳章放下碗,擦擦嘴,站起来,举起右手握紧的拳头,向前一挥,很郑重地告诉大家:“建立民主政权”!大家一听“建立民主政权”几个字,立即放下碗一阵热烈鼓掌。然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进入热烈的讨论,声音越来越高。炳章一面打招呼要大家声音小些,因为这是公房,左邻右舍不喜欢大音量打扰,一面激动地参加大家的讨论。

大家在讨论中吃完“糊涂面”,清洁了这小小的厨房后,炳章把大家邀到客厅。几位朋友坐在客厅中那张唯一的长沙发上,更多人是在地毯上席地而坐。等大家坐定后,炳章作了开场白:

“这次邀请大家到寒舍来,就是邀请大家来研究建立民主政权的问题,就是邀请大家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高见。下面先请方圆兄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发言:“炳章建立民主政权的主张我完全赞同。检讨一下民运,从一九七八年民主墙时期算起,到现在已近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来,以‘倒王风波’ 为发端,到九三年华盛顿大会,‘一加一等于三’, 可以说每况愈下。原因何在?除了中共的破坏,最重要的原因来源于我们内部。”

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环视大家说:“民运人士都有自己主见,大多是一些共产党所称的‘头上长角’的“刺头”人物。这些人中也有不少‘天生的反对派’。老子天不怕地不怕,武装到牙齿的共产党不怕,会怕你吗?所以山头太多,主张太多,理论太多,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这是在海外自由的环境里,大家学习民主,形成了未来中国多元社会的雏形,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由于互不服气,互相内斗,不但虚耗自己的力量,给人们的观感特别差。人们感觉中国人不论台上台下,红的蓝的,都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长于窝里斗。严重的是海外民运刚兴起的阶段,由于初学民主,往往把政权混淆于政党,比如说‘三权分立’是民主政治必需采用的政权形式,但并非民主政党必须采用的政党形式。当年的倒王,就是倒在深搬硬套的‘三权分立’上。从此民运走上一条曲解民主,使用民主的方法来伤害民主的诡吊歧路,形成了今天这种一盘散沙,难以整合,缺乏核心的局面,这是坏的一面”

由于人们习惯于中共的一元化统治,将中共的一元化认为是常态,自然把民运的多元化当成非常态。没有看到这是这种多元化的积极面。出于历史惯性,批评很多。也有不少朋友出于‘恨铁不成钢’的期盼,批评也不少。这些批评促使不少民运朋友自省。大家都认识的薛伟兄,也就是胡平兄的老板,曾经很真诚地对我说,经过多年的反省,已经认识到‘倒王风波’对民运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倒王风波’对民运重大的伤害,就是倒掉了民运的领导核心。取王炳章而代之的胡平是个好人,但只能当一个‘甩手掌柜’,缺乏具体的操作能力,更缺乏一个领袖的魅力,”

说到这里,有人打断我的话:“胡平缺乏的何止是领袖魅力!他小肚鸡肠,缺乏的是一个领袖人物的宽宏大量,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领袖人物的道德力量,他根本无法取代炳章成为海外民运的领导核心。”

我说:“重点不是去评价具体的个人,重点是倒掉了王核心,又不能形成胡核心,实际上变成了无核心。这个问题过了好多年以后才被人们发现,发现时已经晚了,伤害已经形成了,就像薛伟兄所说那样。薛伟兄表示,一定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向大家认错 (以后薛伟兄曾为此公开认错,公开道歉)。所以,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就是要汲取过去惨痛的教训,把过去的错误改正过来,在一盘散沙的民运中,将失去的领导核心重新建立起来。”

有朋友提出:“现在不是有些朋友也在建立一些形形色色的‘流亡政府’吗?这些‘流亡政府’为何不能成为领导核心?”

我回答这位朋友:“‘流亡政府’不是想建立就能建立的。流亡政府必须有根,也就是这个政府在流亡前必须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存在过。如果‘流亡政府’仅是某些人在海外的组合,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过权力,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发挥过影响力,不论这个‘流亡政府’有甚么样动听的名称,国际上是不会承认你的。没有国际上的承认的所谓“流亡政府”,基本上没有生存的余地,也没有生存的价值。这种“流亡政府”根本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看看二战时期的戴高乐流亡政府,今天的西藏流亡政府,都是历史的客观产物,而不是几个聪明人异想天开的作品。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民主政权,行使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主要目的是点燃火种,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次要的目的是藉此建立起核心。一个能够得到取国际承认的流亡政府,才是可以整合民运的力量和资源的核心。”

我的发言激起朋友们的一阵热烈讨论。在讨论中,朋友都同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的设想。

紧接着,大家对这个民主政权的名称开始了讨论。刘泰提出,炳章原来的设想是建立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如果我们要建立民主政权,国名应当就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

陆杰提出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要考虑中国多民族的现实,更要考虑历史的发展。未来的中国,不能搞中央集权制,这样容易形成极权体制。为了避免复辟独裁,为了两岸的统一,为了摆平各民族之间和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未来的中国,应当实行民主联邦体制,所以,他建议国号为“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

陈维健提出,国号应当洗练、简洁、明朗、易读。国号也要实在,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国”中的“人民”两字,就很不实在,具有欺骗性。“人民”在哪里?在中共体制里,哪有“人民”的地位?“人民”二字,变成中共自欺欺人的装饰。未来中国的国号,就要把这些虚饰扫掉。根据国际上习惯性的称谓,他建议,直接称“中国”就好。

炳章起来向大家解释,他原来的计划的确是想建立一个“中华民主共和国”,但经过与我讨论,考虑到历史的传承,考虑到中国在联合国创始时使用的名称,考虑到未来中国的统一,他更改了过去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建议民主政权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接着,炳章把我们二人在堪培拉的讨论大致向大家表述了一番。

炳章话音刚落,孙云,陈维健等表示赞同,刘泰和陆杰和其他朋友也表示可以接受。

国名决定后,大家又开始讨论民主政权的政体。

我认为政体的决定取决于共产党对民主政权的态度。民主政治的真谛是让每一个人民,每一种政治团体,都有平等的参政权力而非取缔某一政党,包括共产党。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权要尽量避免流血,应当给共产党留一条出路。所以,我提议采用三权分立的两院制。上院议员由达到选举人数下限的各政党,按政党比例人数产生,主要是给共产党留历史地位,可以参照英国、泰国等的上议院设置,表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实的承认。下院议员由民主选举产生,由在下院议员占多数的政党组阁。

孙云不赞同这个提议。他认为中华民国被中共所颠覆,中共只能接受历史的惩罚,不应在国会有位置。中华民国早就已有固有法统,那就是国民代表大会和五院制。既然我们的国号是中华民国,就应当按中华民国的宪法办事,不必花太多时间去重新制宪和改变国家体制。

炳章对我与孙云的提议采取折衷态度。他赞同孙云提出的以中华民国的宪法为宪法,不必重新制宪的意见,但炳章提出必须修宪,因为台湾根据台湾的政治现实也多次修宪,我们也应面对今天大陆与台湾各自的政治现实进行修宪,不能固守旧制。炳章也赞同我提出的“三权分立的两院制”和给共产党留位置的设想。他说,五院制的核心是三权分立,监察权在三权分立中已存在,不必再架房叠屋。而共产党不论是主动进行民主改革,还是被迫接受民主改革,只要不捣乱,不造反,只要不通过战争方式实现民主宪政,我们都应包容之。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后,大家基本趋向于炳章的折衷办法,即“三权分立的两院制”和给共产党留位置的设想及在修宪基础上保留中华民国宪法。

这时,天色已晚。大家已经饥腹滚滚。我因为几天没有吃辣椒,非常想找一家川菜馆解解馋。炳章也好此道,朋友中也有不少好吃辣的,所以炳章带我们到了一家叫“丁胖子”的川菜馆,这家餐馆规模不大,价廉物美,特别是四川泡菜很地道,大家美美吃了一顿又香又辣的川菜。

饭后炳章将大家安排到莫逢杰家安身。莫逢杰的房子比我家的住房大多了,不仅前后空地很大,还有一个大大的游泳池,其中水已经发绿,喂养了一些鱼和几只乌龟。我们在莫逢杰这所房子的一间空房里和客厅里搭上地铺,倒地就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早炳章又把大家接到他家,除了岳武等几人有其它事情要办,不能和我们一起行动外,炳章、陈维健、陆杰、刘泰、孙云与我等六人合租一辆小车,计划离开洛杉矶后经拉斯维加斯前去纽约。炳章带我们办好租车手续正准备登车时,他那位年轻妻子杰希卡大发雌威,不许炳章东行,态度非常坚决。炳章悄悄告诉我们五个人,这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妻子年龄小,脾气可不小,个性相当强。为避免家庭纠纷,要我们先行一步,他随后赶来。

大家分手前余兴未尽,又站在炳章家所在那个公房大院矮墙外,开始了热烈的讨论。这次的讨论主题是民主政权的建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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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山陵(资料照片)

刘泰是南京人,他首先发表意见,主张还都于南京,就像当年八年抗战胜利后,由陪都重庆还都于首都南京一样。刘泰说:“南京本来就是法定首都,我们建立的民主政府,理所当然应当以法定首都南京为首都。而且孙中山先生也葬于南京的钟山。南京在历史上多次建都,秦淮河畔,六朝金粉,何等昌盛,何等繁华,何等气派。而且城市大气,当年蒋介石在南京搞“新生活运动”,提倡植树造林,绿化搞得很好,不像北京遍天遍地四处风沙。”

提到“六朝金粉”,陆杰就不赞同这个计划了。陆杰说,“六朝金粉”的‘六朝’,是中国南北朝分裂时代的南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加上东吴和南唐,固然繁荣昌盛,笙歌燕舞,但都是一些分裂政权,”

刘泰打断陆杰的话:“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都是全国性政权,也在南京建都,怎么说是‘分裂政权’呢?”

陆杰对刘泰的打断甚为不快地说:“刘泰你的毛病就是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固然明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不算分裂政权,但明朝迁都北京,垮台也在北京,南京不能算明朝的正式首都。而太平天国与中华民国存在时间都不长,中华民国以南京为首都也不过二十二年时间,不算分裂政权也要算短命政权。所以,南京为首都不吉利,我不赞同以南京为我们民主政权的首都。”

有人提出建都于北京,也受到反对。反对者认为,建都在北京的政权除去战国时期的燕国燕太子的故事不说,以后有辽、金、元、明、清、北洋政府及中共。其中辽金两朝,都非全国政权。撇开是否为全国政权这一点不说,这些政权大多有两个特点:文化落后和政治保守。辽金两朝、元朝、清朝、北洋政府如此,现今的中共政权更是如此。而且北京气候恶劣,风沙太大,靠近苏俄,临近天津海港,很容易被外国侵略者攻占。

有人提出建都于西安。理由是西安不仅是中国四大古都,还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之一。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更始帝、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四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达1001年之久,又曾为赤眉、绿林、大齐(黄巢)、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其中以西周、秦汉两朝、唐朝最为重要。特别是唐朝,中国的国势达到鼎盛,也成为全世界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唐朝是中国人的骄傲。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权要成为当今的太平盛世,应当首选西安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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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钟楼(资料照片)

但也有人反对。理由是由于西安建都时间太长,对渭河平原的开发过度,土地贫瘠,水源枯竭。加上唐代以后,南方不断繁荣,对外开放口岸,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现代西安沙漠化很严重,气候干燥恶劣,不宜作民主政权的首都。

提到西安, 大家又讲起武则天贬牡丹盛开洛阳的传说。有人提出,洛阳曾为帝喾、夏、商、西周、东周、西汉、更始帝、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郑、大燕、后梁、后晋、后唐的首都,中华民国也一度迁都于此,是我国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大概建都时间为1300年以上。西汉、 新、北周、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八朝又以洛阳为陪都。司马光说过:“欲闻天下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所以建议民主政权以洛阳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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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牡丹(资料照片)

提到洛阳,有人建议不妨也考虑开封。他们说,开封早就在夏朝就建都,称“老丘”,是夏朝历时最长的都城,计二百二十五年。战国时期,魏国建都于此,称“大梁”,冶铁业发达,十分繁荣。后梁、后晋、后汉及后周也以开封为都。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仍然以开封为首都。宋以后,大齐、金朝定为国都。王龙凤政权也以开封为都,建都史长达五百九十二年。开封处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交通四通八达,气候不错,可以作为一统天下的基础。

但很多人都反对将洛阳开封定为首都。反对的理由与反对以西安为都的理由接近,都是开发过度,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生态不良,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下,不宜作首都。

提到“地处中国中心”的说法,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洛阳开封位于河南,以目前中国的版图来看,的确处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但历史是发展的。美国建国之初西部也相对落后,但美国开发西部后,经济蒸蒸日上,国力日益强大。中国不可能不开发西南部(当时还没有提出“西部大开发”),一旦西南部开发成功,随着中国国势强大,中南半岛国家长期受中国影响,自然会与中国形成自由贸易区甚至于更紧密的关系。中国要强大,必须要在印度洋有出海口。昆明总面积约21473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约330平方公里。北距北京2100公里,南距中越边境最近250公里,最远515公里。西距中缅边境最近395公里,最远876公里,西南距老挝300公里。在此情况下,中国版图上的地理中心必然移向西南,我认昆明将会成为西部大开发后的全国地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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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大观楼(资料照片)

我说,从政治上看,1911年10月30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初九日,蔡锷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宣布云南独立,呼应武昌首义。1915年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昆明发动起义,率领护国军出师讨伐,导致袁世凯死亡,瓦解了颠覆中华民国的复辟。抗战时期成为大后方,西南联大在此留下民主自由的火种。何应钦在此训练中国新陆军,中国的伞兵等现代兵种也在此诞生。从地理位置上看,昆明又是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联系最为紧密的重要门户。

我说,昆明地处云岭之南,夏季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控制,有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带来大量的蒸气,经常下雨,云雨减弱了太阳辐射,雨水的蒸发也带走了不少热量,所以地面温度不高。到了冬季,由于昆明所处的纬度较低(北纬25度),有比较强烈的太阳辐射,也减弱了西伯利亚寒流对它的作用。而且有来自亚洲大陆西南部的西南暖湿流,向昆明输送暖气。它在干燥的西南暖流影响下,形成干季,天气晴朗,少阴雨,因此阳光充足,气候温和。

昆明在云贵高原上,高出海平面近2000米,虽然它靠近热带,但它的高度的作用抵消了它的纬度较低的影响,这是它夏季比较凉爽的主要原因。

昆明是地处我国三大台阶中的第二级的高原小盆地,夏季太平洋东南气流因地势逐渐抬高,影响力度不明显。由于滇池等湖泊的温差调节,植被良好,冬季有西部青藏高原的屏障,北面有横断山脉及梁王山、乌蒙山完全挡住阻挡着北方南下北方寒流的入侵,而印度洋的暖流,却从南面缓缓贲临。昆明处于西南暖湿气流与季风气流交界,从南方来的风与从北方来的风在昆明相遇,势均力敌,形成了动态均衡。使得这高原之城,既无寒冻,也无酷暑,四季如春,腊月也群芳竞艳,绿草如茵。综合移行因素,我提议未来的民主政权以昆明为首都。

也有人反对我的提议。他们认为首都当然最好地处中国版图中央。但昆明还是偏了一些。他们提出应以武汉为首都。他们认为,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洛阳开封太开阔,昆明太偏远,上海太市俗,武汉却有睥睨天下的气势。龟盘蛇息,有“玄武之象”。一九二六年,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抗战期间,如果不失守,武汉又成为战时首都。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加上武汉话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也听得懂;北方人容易学,南方人也容易学,所以,武汉具备了首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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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广场(资料照片)

此论也受到一些朋友的反对,反对的原因,首当其冲的是夏天太闷热,有“火炉”之称,为中国“四大火炉”之首。这些朋友说,更重要是武汉那样三镇鼎立,暗示着“分裂”,今天中国力避分裂,有此大不吉利之兆,不利于建都。

有的朋友提出,中国应当一国数制,同样可以一国数都,武汉可以为冬都,昆明可以为夏都。也有朋友提出西安为政治中心,上海为经济中心,昆明为全国法律中心,以滇人之实,治上海人之滑,等等,等等。

讨论中,天色已晚。炳章说,太阳都下坡了,今天的讨论无法一时结束,留待以后再继续。还是让方圆兄们几位先出发吧。大家在意犹未尽中分手。

在途中,孙云很郑重地告诉我,说辛灏年兄将于双十节在纽约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八周年大会上发行他的新书《谁是新中国》并作长篇讲演,邀请我出席会议。到了纽约后,我如期出席了辛灏年兄的新书发行会,也应邀作了简短发言。

这个大会是炳章与我就“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一文在我家探讨了一天一夜,并已经作出“重建中华民国”的明确决策之后的好几个月才召开的,这个会议召开前,炳章和我在洛杉矶与刘泰陆杰陈维健诸友商讨过重建中华民国的政体、修宪、建都等具体事项。当然,“英雄所见略同”,辛灏年兄的《谁是新中国》一书中也有“重建中华民国”的想法,与我早在十来个月前发表的“中共是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一文中的“重建中华民国”的提法接近。以后有人称炳章“重建中华民国”的主张是阅读了《谁是新中国》一书后作出的,明显与事实和历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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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立者为王炳章,
王炳章右一为王希哲,右二为方圆,右三谢万军,右四为王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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