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党 - Chinese Labour Party

中国工党二届五中全会公报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国工党二届五中全会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二日在泰国召开。到昨天（三月二十七日）为止，全部来自国内、香港、澳门、澳洲的中央委员均已平安返回故乡。

中国工党二届五中全会由中央委员会主席方圆同仁主持。

大会司仪吕洪来副主席宣布大会开始后，全体起立，在第一副主席兼秘书长石应宽同仁带领下高唱党歌《团结就是力量》。紧接着，方圆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方圆首先向会议报告三月八日至十三日的达兰萨拉之行。

方圆说，他与达赖喇嘛对话时，首先指出民运团体并非强调暴力的单一色彩。本党“铸剑为犁”的和解路线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极为接近。他建议达赖喇嘛，要全面地接触各种色彩的民运团体，了解中国民主运动的政治光谱。

达赖喇嘛对此建议表示赞同。达赖喇嘛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力量有限，无法了解民运的许多内部情况。达赖喇嘛表示，达兰萨拉对所有民运团体敞开大门，诚心诚意欢迎所有的民运团体来达兰萨拉看一看，交流意见，沟通思想。达赖喇嘛强调，达兰萨拉不仅对所有中国民运朋友敞开大门，也对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共产党人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来达兰萨拉参观访问。

方圆提出，中共政府与达赖喇嘛的特使进行了九次对话。九次对话中，中共政府都强调没有“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代表。达赖喇嘛的前途，也就是西藏的前途。为何不可以使用讨论达赖喇嘛个人前途的方式来讨论西藏人民的前途？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是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中唯一硕果仅存的一位，为何不能回到中央政府去发挥影响？如果中央政府在今后的谈判中仍然拒绝讨论“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如何应对？

达赖喇嘛回答说，在胡耀邦时代，胡耀邦亲自对达赖喇嘛回国作了全面的安排，提出了五点意见（这五点意见在次日流亡政府宴请民运参访团及北美媒体代表团时，郑重散发给大家。）

达赖喇嘛说，中间道路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内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全体西藏人民，而绝非仅仅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达赖喇嘛希望中央正视这个问题。达赖喇嘛说，西藏问题的核心不是谋求西藏的独立，而是谋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的名副其实的自治，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所以，西藏问题是如何在西藏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问题，是如何在西藏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问题。

达赖喇嘛指出，尽管以前九次谈判都没有成果，但能谈判比不能谈判好。达赖喇嘛将继续派出特使与中共政府进行谈判，提出问题的方式及谈判的方式可以变化，谈判的核心，也是西藏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的这个核心不会变化。达赖喇嘛也不排除在谈判中讨论其它问题。

在与大宝法王的沟通中，方圆提出一个问题：在达赖喇嘛三月十日的讲话中提出两个调查：一个是调查西藏人民究竟幸福不幸福，另一个是调查达赖喇嘛及流亡政是否策划及参与了“三一四事件”。大宝法王是否赞同这个意见？由于中共政府至今没有表态，大宝法王认为这两个调查能开展起来吗？如果能开展，大宝法王能否参加调查，回到国内？

大宝法王回答，他非常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当然赞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两个调查。这两个调查的提出是表达了西藏流亡政府解决问题的诚意，也表达了西藏流亡政府的一种情绪。大宝法王说，喇嘛也是人，也有血肉之躯，受到冤枉心里非常难过，也会有情绪表达。两个调查如果能开始，可以让真相显示出来，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大宝法王说，这两个调查如果能开展，他是否参加，要看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决定。如果能参加调查，很愿意回中国去。

除了与达赖喇嘛与大宝法王对话，方圆也与西藏流亡政府的议会议长、政府总理、达赖喇嘛的秘书、外交部长及人权组织、难民中心和“九十三”团体的负责人进行了接触和交谈，讨论了广泛的问题。

方圆说，中国与印度都有几千年古文明，都有十几亿人口，都是发展速度极高的亚洲国家。如果将两个国家做一个粗浅的比较，印度的富人与中国的富人比起来，第一个共同点都是很会摆阔，吹得天花乱坠，第二个共同点都是非常鄙薄穷人，缺乏同情心。但显著的差别是印度富人缺乏中国的富人所具有的霸气与牛气。将印度的穷人与中国的穷人比起来，印度的穷人比中国的穷人更穷，苦难指数可以说不相上下。但印度穷人的快乐指数高过中国穷人。

方圆说，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印度人信仰轮回，认为今生的苦难是前世作的孽，是个人的责任，而非社会的责任，有的人会努力奋斗，有人会行善积德，很多人则是逆来顺受，心里比较平衡。另外一个原因，印度穷人受到的政府关心少，但干预更少。印度穷人在豪宅华厦边，用一些破纸壳，破铁皮，破塑料布搭建一些蜗居防寒避雨，或者在大路上摆一些小摊谋生，他们用不着如香港的小贩那样“走鬼”，也没有国内那些凶神恶煞一样的“城管”来驱赶，来撤迁。压力相对轻得多。

方圆说，这是应当讨论的一个话题：究竟是印度这样偏街破破烂烂的好，还是中国那样比较光鲜整洁的好？他说，中国印度都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只不过中国外貌比较整洁，而印度遍体脓疮。印度的脓疮是外伤，相对比较容易治疗。而中国有内患，治疗起来比较棘手。

方圆说，中国现在的执政党，脑袋可能会生的病，是头脑硬化症。不思改革，不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本本主义，原教旨主义等等，都会使脑血管硬化。身体可能会生的病，是血管病。贪官污吏就像血管中过高的胆固醇，就像血管中的杂质，不加清除，一旦堵塞了血管，问题就很大，甚至引发心肌梗死，所以要倍加注意。此外是关节有问题，上情不能下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手脚就会不灵活，严重时关节就会发炎。至于海外民运的扮家家游戏，如同四处乱飞的蚊子，四处乱爬的臭虫，四处乱蹦的跳蚤，有机会就叮一口，运气不好就被一巴掌打死，执政党根本没有看在眼里。

会议认真讨论了方圆的讲话。

会议认为，本党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西藏政策，那就是赞赏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和对话，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也就是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内实现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

会议认为，不论是印度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要对穷人多一点善心，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关心，想方设法帮助穷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社会保障，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本党的一个重要诉求，重要目标。

会议认为，贫富不均的矛盾，急剧增加的物质财富与空乏堕落的精神生活的矛盾，是今天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本党就是要寻求缓解这些矛盾的具体方法。

会议注意到，现在执政党内的鹰派势力正在抬头。原因是是国力强盛，他们嫌搞社会和谐，搞对话统战，太婆婆妈妈，一切都是枪杆子解决问题最简单，最方便，当场击毙，少了好多诸如寻找证据这样的法律程序。这些人中，有的人并非没有理想，但遗憾的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方法太简单，太粗暴。

会议也注意到到，执政党内的鸽派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因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甚得人心。这些精英分子，想用从上到下的方式推动民主进程。如果这批精英对中国未来的设计，也是要用两党的相互监督代替即将就木的一党专政，他们要寻找的可以相互监督推动历史的另一党，不会是国内因历史原因残存的那八个“花瓶党”，也不会是海外新生的那些光怪陆离，在儿童游戏中打得头破血流的各种“反对党”，当然也不是本党。他们会找到他们的老对手，斗了几十年的国民党。

会议认为，一党独裁发展成为两党分赃，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因此，本党现在应当做的四件事，第一件就是推动这种进步。因为只有这种进步，才能有本党生存的机会，为弱势团体讲话的机会，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机会。我们推出两岸和平协议，就是此意。第二件就是本党应当适时端出政策牛肉，一是吸引群众，二是影响执政党的决策。本党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人本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应当对中国的进步有良性影响。今后大家要群策群力，端出更加吸引人的香喷喷的牛肉。第三件就是本党要在香港全力参选，积累选举的经验。第四件就是在国内不断发展我们的党，为劳工集团争权益。

对方圆主席谈话讨论结束后，石应宽副主席兼秘书长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第二次修改党纲党章的报告》。

石应宽说，这次党纲作了两处重大的修改。

第一处重大修改是将 “社会民主主义”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这样修改，有下面原因：

一、中国工党是中国的工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党。中国工党的理论，是具有创意的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所以，使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更符合中国工党的理论特征。

二、“社会主义”的本意，是谋求社会公正。“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用民主的方法争取和实现社会主义，也就是用民主的方式争取和实现社会公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增添了效率与公正的钟摆理论，增添了对私有财产与社会公正相互关系的理论，增添了维护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理论，增添了对世界大同的理解与阐述，增添了市场经济在社会公正的前提下健康发展的理论。所以，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工党创造的崭新理论，是中国工党的旗帜。

三、“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是中国工党区别于其它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的一个根本标志。当然，中国工党在强调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是本党特征的时候，更加强调与各民主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兄弟关系。

石应宽说，党纲第二处最重大的修改，是将 “共产主义”的提法，修改为“极权主义”。

因为“共产主义”的本意，并非主张“极权主义”。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一些主张“共产主义”的政党执政后，受到“极权主义”理论的毒害。这些政党，有的已经垮台，有的正在改良。因此，区分“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有利于共产主义政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民主宪政的争取和实现。